秋日的收獲

——評仵埂隨筆散文集《驚詫與漠視》

 

作者：鐘海波

 

仵埂是博學而嚴謹的學者，也是著名散文家。他為人謙遜，其言藹如，風度儒雅，明亮的眼眸中閃爍著智慧之光。文如其人，他的隨筆散文集《驚詫與漠視》共計54篇，思考廣泛，題材涵蓋哲學、歷史、科學、文學、藝術、人性、心理等領域，許多話題屬前沿問題，前瞻性極強。仵埂隨筆寫得扎實深刻，充滿趣味，幾乎篇篇精彩，閱讀其作品卻有一種“驚詫”和驚喜之感。這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思想結晶，是他人生秋天的一份沉甸甸的收獲。綜觀全集其特點如下。

一、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仵埂勤于學習，也善于思考，他不愿接受現成答案，用批判和質疑的眼光審視紛繁世界的種種現象，從而探尋繁茂蕪雜現象下面的本質。經過分析，推理，判斷，他常常能在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中，驀然獲得某種令人豁然開朗的頓悟。思想的火光可以照亮周遭的幽暗。他把自己的認識與發現轉化為晶瑩閃亮的文字傳達給讀者，使讀者也會隨著其思路對生活和文化現象產生新的認識與頓悟。

《能被道出的黑暗與無法道出的黑暗》是對歷史文化的哲學性反思。他發現歷史上存在兩種時代。一種是眾聲喧嘩，怨聲載道的時代，一種是萬馬齊喑，歌舞升平的時代。前一種是文化制度寬松的時代，文人相對有言說的自由；后一種是文禁嚴酷的時代，文人完全沒有言說的空間。辯證地看，有批評和反對聲音的時代倒是較為開明的時代，歌功頌德的時代反而是黑暗的時代。作者用冷嘲熱諷的語言說：“在清代的詩文里，讀到的多是頌揚之聲，沒有看到對統治者的批判控訴的文字……所以，后人看起來，似乎這個朝代找不到瑕疵，簡直好得不得了，竟然連抱怨的聲音都沒有，不就是盛世里的盛世么？每每讀史至此，我都為唐宋這樣開明的時代叫冤，誰叫你這么開明，允許詩人胡說八道，這下倒好，詩人們留下了那么多的證據，讓革命的后人讀到的都是你該被革命的地方，哪像明清之光堂，文學史上連瑕疵都沒有！后人還不得多多美言，高呼萬歲爺英明？”他正是透過現象看到歷史的本質與真相。他的逆向思維方式值得借鑒。其實，仵埂的治學路徑與魯迅相似或者說受到魯迅的影響。

魯迅的雜文《春末閑談》揭示了統治者愚弄百姓的卑劣用心。該文從細腰蜂談起，介紹了細腰蜂捕捉小青蟲為食料的特異本領——它用神奇的毒針蜇入青蟲，使其不死不活，不動不爛，保持新鮮，以此養育幼蟲；作者由細腰蜂使用毒針的“詭計”聯想到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種種麻痹手段和各種“治術”，認為統治者比細腰蜂更陰險，他們希望民眾是沒有思想的奴隸，這樣他們可以千秋萬代永保基業。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通常實行思想禁錮，散布迷信思想，扼殺新思想，排斥他者文化，凡是不符合其標準的思想即被視為“異端”。魯迅的《燈下漫筆》將中國歷史分為兩個時代：一、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比較可見，仵埂的隨筆與魯迅雜文精神氣質何其相似。而且，關于思想的控制，也令人聯想到福柯哲學。法國現代哲學家、思想家福柯的《規訓與懲戒》也論述了統治者對民眾的話語控制。仵埂學養深厚，他的散文中隨處可見魯迅雜文、福柯哲學影響的痕跡。

《陰性文化之思》從二元論角度，批判男權社會陽性文化霸權對陰性文化的壓抑。他抨擊陽性文化具有侵略性，冒險性，呼呼陰陽結合，和諧發展，甚至更提倡用柔和，溫潤的陰性文化作為未來文化的主導。他認為陰性文化為主導的文化更柔和，更具有審美性。這種思維與邊緣化的道家文化思維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儒家文化是陽性文化，那么道家文化就是陰性文化。道家崇拜水，它有柔弱，處下的性格。仵埂的散文是道家文化的闡發，對人類生存發展有啟發性。

二、帶著憂患意識探尋。仵埂對未來持審慎的樂觀態度，他在言說中帶著一層憂患的意識。在《唐鎮茶話：人·生活·藝術》中，他與幾位學人的討論涉及到“民粹主義與中國未來”問題，他的談話表現出對民粹主義影響中國未來的憂慮和關切。20世紀以來，知識界啟蒙主義、民粹主義相克相生，彼此消長。這兩股思潮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從政治上講，民粹主義強調“勞工神圣”、“走向民間”，無疑是進步的。過分夸大農民的道德境界，把民眾神圣化，自然削弱知識分子精英的主體性，其結果是導致傳統文化傳承的弱化、文藝審美水準的下降和民族精神中“貴族”氣質的失落，他在與邢小利的對話中辯證地分析了這一問題，體現出對民粹主義負面影響的不安。鑒于文革中民粹主義極端發展給中國社會帶來極大的傷害和破壞，他對當今后現代語境中的民粹思潮表現出一種濃濃的憂思。

當下，人類正經歷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洗禮。人工智能的時代即將到來，仵埂在文章中表達了對這個時代到來的驚喜與憂慮。《好萊塢電影：技術主義下欲望開掘與人類命運預言》一文談及好萊塢電影對未來社會的想象和預測：人類進入一個AI（人工智能）的時代，人腦與計算機實現聯結。作者一方面對未來科技發展充滿了期待與憧憬，另一方面又有擔憂：如果人工智能極端發展，人類未來則將有可能被機器人所控制、所奴役。這是他于2015年6月6號在陜西省圖書館做講座中的談話，他的意識和觀念很超前。他的談話體現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憂慮：

人機相聯的那一天，將是多么可怕的一個可以望見的未來!我用可怕這個詞，指的是它巨大的可以顛覆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一種科技文明。你的胳膊沒了你還是你，你的腿沒了你還是你，你的心、肝、肺、胃全部換一遍你也是你。只要你的大腦在，你作為個體的人就存在。大腦是整個人的中樞神經,腦子存在的證明是思維和記憶。我能回憶起我童年怎么樣，青年時代怎么樣，從我出生記事開始一路走來的這個歷程，這幾十年都印在我的記憶里，這使我區別于你和他。當人機相聯的時候，它可能把你原來的記憶存儲拷貝到計算機上，這意味著人可以做到永生不死，那是多么令人驚異的一個可能！這種可能會很快化為現實。在座的二十、三十歲的人，有可能不死。假如你再活三十年，三十年后技術就可以解決你的永生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把你大腦的記憶儲存拷貝到計算機上了……比如，人類未來可能被機器人控制的問題。人發明了機器人，機器人進化到高級階段，反過來控制人類，會產生人和機器人的戰爭。

仵埂的隨筆表現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關心民族未來與人類命運的大情懷，散文充滿憂患意識。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全國高考作文就也觸及人工智能的話題。

三、用率真的文字表現。隨筆（essay）是法國作家蒙田創立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文藝性散文，周作人稱之為美文。隨筆短小精悍，簡約成文，靈活多樣，題材廣泛，注重“理趣”，仵埂的散文主要是隨筆。康德認為藝術是自由的游戲，藝術創作不是自然活動，藝術不是科學，藝術不是手工藝。藝術與游戲的共同特征：自由，由想象帶來的愉快，無具體目的。他說：“自由是人的本質，符合人的自由本質要求的事物，就叫人愉快。在現實世界中，人的自由要求得不到充分滿足，于是依靠想象力創造一個可以自由支配的虛構世界。藝術與游戲都是這樣的活動。”王國維也認為，文藝是超功利的、唯美的和游戲的。仵埂隨筆正是自由狀態下獲得的思想成果。仵埂在《無目的的閱讀才是真正的閱讀》中說，令人愉悅、幸福的閱讀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自由閱讀。其實自由狀態下的寫作也是令人愉悅的審美活動。休閑放松狀態更適合人的思考，真正的思想成果往往源自散步時的靈感，仵埂的隨筆寫作沒有職稱、課題的壓力，不受學派論文規范的束縛，因而寫得自由灑脫，率真隨性，自然流暢。

他的隨筆文風灑脫，語言典雅，有書卷氣息、思辨色彩，如：“有一本書的名字叫《戰爭讓女人走開》，但澳國的女人卻當上國防部長，成為國家的保衛者、指揮者,這真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這種變化里，潛藏著人類社會的一個走向，就是男權價值在逐漸走向衰微，而女權價值在走向蘇醒復興。你若讓一百年以前的中國人，睜開眼看看這個時代，將會非常驚訝，女人竟然真成為半邊天了。在家庭、社會，都在成為主導性力量。所以說，陰性是保護性的、奉獻性的、和平的、美好的、靜態的、養育的。尚陰，是中國文化的另一面。盡管這一文化僅僅停留在思想家的言說里，而沒有生成為國家權力的構建者。”（《陰性文化之思》）這段文字對文化及生活現象的分析透徹而明晰，語言極具魅力。蘇軾在《與侄書》中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仵埂隨筆語言體現了絢爛之后的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且，行文自然。蘇軾在《文說》中還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仵埂隨筆散文也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仵埂隨筆散文有自己的獨特面貌，在陜西文學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是思想型作家，其作品簡潔典雅，短小精致。如果說賈平凹散文優美靈動，劉成章散文雄渾大氣，和谷散文深沉蒼涼，朱鴻散文厚重廣博，那么可以說仵埂散文優雅深邃。但有的作品如《統萬城：一座城池的命運》、《唐鎮茶話：人·生活·藝術》等作品提出了問題，沒有深入展開，沒有給出明確、現成的答案，而是留下空白讓讀者想象，讓讀者自己去找尋。如果有進一步的分析闡述，那么這樣散文會更加迷人，更加飽滿，更加酣暢淋漓。

文學作品是作家學養的反映，人格的映現。《驚詫與漠視》體現出仵埂具有文人的情懷，史家的視野，哲人的智慧，其隨筆作品優美動人，啟人深思，發人深省。

 

作者簡介：鐘海波，陜西人，文學博士，現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中國茅盾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專家、《大西北文學與文化》副主編。代表論文有：《婉諷抒情，敘寫特殊年月生活——<群山絕響>論》（《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論陳彥小說的戲劇化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9期）、《戲劇領域生活的藝術表現》（《中國文學批評》2021年第1期），《魯迅對梁啟超啟蒙思想的繼承與超越》（《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論西學東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專著《敦煌講唱文學敘事研究》等。近年專注于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主持幾項省級項目、參與幾項國家社科重大項目。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