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為隱逸精神的再現：田園生活和田園生活里生長出來的詩

——評吉夫烏薩詩集《山南牧歌》

 

作者：沙輝

 

一

 

答應吉夫烏薩（本名胡保清）為他即將付梓的詩集寫篇評論收入其中，不僅因為相互認識，更因出于我們應秉持同道中人相互扶持之態度：詩歌之于當下社會，早已處于邊緣化是不爭的事實，面對如此情形而孜孜以求于此，則是更為值得尊敬的行為——不為名利，純粹就是自我精神的需求。從這一角度而言，詩歌其實是從眾聲喧嘩回到了各自靜默覓知音的狀態，回到了詩歌自我的“本位”。而在此情形下的與詩歌不離不棄，就顯得更為純粹和值得讓人肅然起敬。因此，每每遇到“寫詩的”，我便覺得越發的“可貴”“難得”，越發感覺親切，也因此一致秉持著“同道中人都相互不珍惜和同向同行，那么誰來珍惜和與我們同向同行呢”的態度。

 

二

 

 眾所周知，詩歌是中國人文精神和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從“不學詩，無以言”的《詩經》，到唐詩宋詞，到現代詩，無不各領風騷數百年，并且詩歌作為“道統”“學統”， 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在承擔著啟蒙、教化的作用，從上面提到的《詩經》，到《唐詩三百首》，到《三字經》等等，無不如此。甚至很多時候，詩歌還起到了 “精神黑馬”一般狂飆突進的精神引領作用、社會引領作用，從屈子的楚辭，到建安文人的魏晉風骨，到上世紀的朦朧詩，都是如此。同樣，士大夫精神也是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的重要社會精神傳統和社會風氣引領，是文人風骨和天地情懷、改革擔當、文以載道的重要承載和體現，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無不體現出士大夫精神下知識分子的改革與擔當；例如曹操曹植，不僅是卓越的詩人，更是身處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是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例如漢武帝劉徹以及韓愈、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等等，無不是從政的同時在文學上大有建樹；現代知識分子卓越代表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還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偉大、杰出文學家、詩人?！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懷天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鐵肩道義，“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堅貞，“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絕決……這些知識分子，鐵骨錚錚、氣節高卓、百舸爭流，為中國歷史和人文精神的締造、傳承貢獻光輝的一頁，為連綿不絕的中國文脈添加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是屬于士大夫、知識分子、文人輝煌的、“高光”的歷史和高大的身影。這是中國文人歷史里健朗、剛勁的一脈。而就像文風有剛健和豪邁，也有溫潤和婉約一樣，中國文人歷史里還有追求“超脫”的陶淵明式“隱逸”一脈也被極其追捧。

這也即是說，在中國文人的世界里，“入世”和“出世”思想歷來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的。前者以儒家思想中的孔孟為代表，他們鼓勵人們積極在社會中發揮自己的價值，“達則兼濟天下”，后者則以道家思想中的老莊為代表，鼓勵人們超脫世俗，追求精神上的升華和自在狀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仁人志士的最高理想，若如難以企及“治國、平天下”之偉業，則退而求其次去求“修身、齊家”（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也不失為實現自我價值的一條途徑。從人文精神的層面而論，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而言，不管何時何地，修身養性、“自省”與自我“修為”永遠是一種“正道”，也是文人之為文人的基本素養，畢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首要基礎便是“修身、齊家”。把這翻譯成當下的一句大俗話，就叫“學會做事之前，先要學會做人”。

一直以為，“民國之后再無大師”乃一句實話。究其原因，我以為根本就在于越發“物化”“物欲化”的社會形態。在此情形下，人追求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是“速度”“效率”，是“面面俱到”“左右逢源”（被認為這才是睿智的、聰明的象征）。如此，“堅守”“固守”或許成為了愚鈍和迂腐的另一種潛臺詞，“潛心”于某事、“十年磨一劍”成為稀缺品，“物欲”的影子——“浮躁”，成為隨處可見而人人一葉障目的社會心理現象。在我看來，“再無大師”不在于也并不說明現代知識分子知識結構弱于前人，相反，因為人類文明程度的進步和獲取知識的更加便利化，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見識應該是比前人更“廣博”了，現代知識分子只是太過“精力分散”，定力和專注專一性弱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功夫弱了。另外，現代知識分子的文人風骨、情操和高風亮節度比之士大夫精神差之太遠，甚至被批評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認為這固然與現代知識分子（文人）的精神和操守下滑脫不了干系，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現代知識分子（文人）已經普遍失去了葆有清高精神的土壤：士大夫時代，人們普遍推崇的是精神修為（精神財富）、人格魅力，甚至經商者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的（物質財富不在社會占據重要位置），而到了商品經濟時代，“經濟指標”成為了一件及其重要的衡量指標，物質財富的創造力成為“成功人士”的重要標志，民眾普遍看重的是物質化的東西而非精神性的東西，周圍的環境、氛圍、眼光，都在聚焦于“物質”，知識分子的風骨氣節、文人的寡欲清高遭遇源自周遭的現實打擊，甚至成為了社會上“另外”的東西，自此，士大夫精神失去了生長、生存的土壤。

“在歷史的傳承方面，現代知識分子源于傳統的‘士’”，而在作為1990年代初最大規模學術論爭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參與者之一陳思和如此說道：“人類歷史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識分子的文化歷史么？他們在人類社會充滿暴力與殘酷的歷史進化過程中，別塑一個溫馨無比的精神發展王國，與冷酷的世俗權力抗爭，與卑瑣的動物本能抗爭，繼絕存亡，薪盡火傳，這，才叫知識分子，才叫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但，“與其說‘士’或‘知識分子’是一種身份符號，不如說是一種生存方式”，從“士”到“知識分子”幾千年來流變之后特定歷史文化語境的變異下，“士”的精神或者說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不得不面臨巨大挑戰和現實詰難，許紀霖就在本次論爭中從“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喪失，知識分子的再度邊緣化，理論上后現代話語的崛起”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第一波的挑戰是從知識體制的內部來瓦解知識分子原來的基礎，把知識分子改造為服從于日趨細化的知識分子技術型專家；第二波挑戰則從社會體制上使知識分子不再處于整個社會的中心，而只是社會中眾多分子中邊緣的一員而已；而第三波挑戰更是從話語的方式上完全顛覆了知識分子原來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保ㄉ厦嫠幸木姟懂敶膲?023年第4期《“自我詰問和自我清理”：作為方法的人文精神——對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一種反思》）

如在上面有所論及的，“士”除了有“學而優則仕”的健朗、剛勁的一脈，也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式追求“隱逸”的一脈。筆者就一直沒有“參透”如此一個問題：若如我們僅從生命的閑適、精神的閑適和內心的“幸福感”出發，而非讓外部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價值”“意義”來左右，平心而論，我們到底應該選擇粗茶淡飯、悠閑自在的山野生活，還是應該選擇貌似光鮮而又“卷”得如此厲害的快節奏“現代化”都市生活。如果有個靈魂拷問一般的考官要求我從“理論上”二選一回答這個問題，我真的還沒有“參透”這個問題，無法正面回答這樣的靈魂拷問（在這里之所以強調是從“理論上”來選擇回答，是因為事實上是我們已經做出了非常一直的現實選擇）。這樣的詰問，的確是非常“殘酷”的，它簡直就是一種責難。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對這樣的靈魂拷問，我也曾拋給一些身邊的所謂智者尋求幫助解答，他們也都三緘其口。

 

三

 

對于我參不透的這個問題，我所遇見的詩人吉夫烏薩，和擺在我面前的他的詩集《南山牧歌》電子版，則已經毫不含糊地給出了他自己的抉擇和答案。在面對要么選擇“現實生活”，要么選擇“靈魂訴求”的進退兩難中，吉夫烏薩似乎是沒有我們這樣的矛盾與兩難而決絕地選擇了后者。當我了解到他曾經當過兵、從過政——見過世面，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村野匹夫，也曾駐過村，就業于條件還算優越的縣城，按說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也有足夠的條件和理由“躋身于”城市、過上“現代化”的城市生活。他卻轉身在阿嘎拉瑪山（屬于彝海結盟所在的紅色土地冕寧縣）腳下置辦了上百畝的家庭農場，喂豬喂雞騎馬放羊，時時與成群的羊和雞鴨鵝相伴，“悠然見南山”，聽花開的聲音，看草長的模樣，流滴進地里的汗，寫自然山水之詩，我便想到這是不是中國文人隱逸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現？我便由衷地感嘆吉夫烏薩真乃我們地方當代陶淵明——姑且不論他們之間詩歌品質的差距問題——陶翁作為歷史上杰出的詩人原本就鮮有望其項背者。

有論者認為，世界只存在于“語言”中，即世界只存在于“被說出”中，未見、未被言說，便不存在“如此的一個世界”。其實或許我們應該說，世界存在于“語言”和“非語言”中，即世界存在于“被說出”和“未被說出”的二者之中：即使我們的說，也是選擇性的說，而非我們精神世界、內心世界里所有的“說”。特別是在當今這樣的物化、異化、由原始社會而農業化—工業化—信息化，進而正在跨越智能化門檻的時代，人們的“肝膽相照”越見稀薄，越發趨于“人工智能”化和“外交辭令”般客氣得體而無錯誤的“廢話”式的語言交流。這或許將會成為一個越來越明顯化的情形。

而詩歌，往往是作為非常個人化的“心語”“私語”之一種，雖然未必就是我們生活中的所有的“說”， 未必就是我們精神世界、內心世界里所有的“說”，但詩歌依然是我們最為真實的語言，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一個人（詩人）的精神大概和特質，甚至是一定的精神脈絡。比如在詩集《南山牧歌》，一首《放羊的吉夫阿普》我認為就是吉夫烏薩的夫子自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兩首短詩，我認為也可以由此感知到我們這位“陶淵明”的一些生活情境和場面——《山風掠過那道梁》：“山風掠過那道梁/柔和中帶些勁頭/山花，一朵朵一片片/小路，露出最美的微笑/一顆想要寧靜的心/被一次次的蕩漾/即使，躲得開山花的糾纏/卻怎么也繞不出你的影子”；《第一場雪》：“我仰頭盼望了很久/想和你輕輕的擁抱/也許，一片兩片三片雪花/會落在我白色而柔軟的心上/潤一潤沒有人知曉的跳動//可是，乘我出遠門的時侯/你卻偷偷的厚厚的飛落在/我的山坡我的小屋上/難道，你就不想知道/我那一堆又一堆的心事”。

而我認為，吉夫烏薩和他的詩歌的最大意義，就在于他和它們亮出了他和它們自身完全有別于我們的態度與身份——長年累月的“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以及由此生長出來的詩歌花朵、心靈的花朵。這也是我為什么如此大費周章與他討論我所認為中國的“士”和“知識分子”古今流變之一些情形的原因。而關于它們——吉夫烏薩的詩歌質量層面上的價值和成就，則是有關于“詩歌藝術”的另一個話題了，是關涉所謂的文學性、藝術性、思想性以及什么審美學啦哲學思考啦等等一系列形而上的東西的了，那也是需要交給時間去慢慢生發、成長和完成的一件事。

 

2024年09月21日-22日凌晨

 

（沙輝，彝族詩人、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會員、四川省評協會員，涼山州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評協副主席，西昌學院客座教授、昭通學院創作導師）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