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動的鄉土與凝固的凝視之間

——論劉建芳《父親在車站送我》的現代性困境

 

作者：方艾

 

在中國當代詩歌的版圖上，劉建芳的《父親在車站送我》猶如一枚深嵌在時光鐵軌上的道釘，以1990年代的長途汽車站為坐標原點，將城鄉二元結構裂變期的生存痛感，鑄造成一個時代的青銅浮雕。這首創作于新世紀之初的詩歌，通過對二十世紀最后十年遷徙記憶的追認，在候車室的玻璃幕墻上折射出多重鏡像：既是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碰撞的微型劇場，也是鄉土倫理與城市規則博弈的情感戰場，更是現代性進程中每個異鄉人必經的精神成人禮。

一、車站：現代性啟蒙的閾限空間

詩歌開篇的“熙熙攘攘”四字，裹挾著九十年代南方城鎮特有的氣味符碼——汗漬與柴油混合的咸腥、劣質香煙與方便面調料交織的辛辣。這種氣味記憶構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獨特的嗅覺地理學，而長途汽車站正是這種地理學的核心樣本。父親“和許多人一樣/翹首以待”的身體姿態，在此刻成為轉型期最具癥候性的文化符號：那個曾經在稻田里丈量二十四節氣的老農，此刻正用布滿老繭的雙手緊攥著褪色的車票，如同抓住通向未知世界的諾亞方舟船票。

“晚點”這個關鍵詞，在機械時間與自然時間的縫隙中撕開一道裂縫。當電子時刻表首次取代老站長手寫的黑板報，當柴油引擎的轟鳴碾碎村莊的雞鳴犬吠，父親那句“你要多休息一會兒”的叮囑，恰似最后的農耕時間對工業時間的溫柔抵抗。這種抵抗在詩人筆下呈現出驚人的視覺張力：父親“踮腳凝望的眼神”形成向上的垂直線，與地平線上蜿蜒而來的長途客車構成銳角，這個幾何圖形里蓄滿傳統父權在現代性門檻前的焦慮與期待。

二、凝視的拓撲學：雙重空間中的身份博弈

詩歌中存在著兩個互為鏡像的凝視空間：站臺上父親雕塑般的守候與候車室里“我”的短暫休憩。這種空間分割暗合著列斐伏爾所說的“空間三元辯證法”——候車室作為被規劃的“構想空間”，站臺作為日常實踐的“生活空間”，而兩者之間的玻璃幕墻則成為權力博弈的“第三空間”。父親堅持目送汽車進站的全過程，實則是在用身體丈量現代性降臨的每個細節；而“我”看似處于被呵護的位置，卻在“哽噎的心/要經過長途的顛簸和反芻”的隱喻中，提前預演了未來二十年的精神漂泊。

詩中那個“隨眾人一起/迎接汽車進站的欣喜笑容”，堪稱現代性接受史上最復雜的表情符號。這個笑容里既包含著對鋼鐵坐騎的原始崇拜，又延續著曬谷場上驗收豐收時的集體歡騰記憶。當父親布滿裂痕的手掌撫過客車冰涼的鐵皮，當柴油發動機的震動頻率與連枷擊打稻穗的節奏偶然共振，我們目睹了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工業文明臣服時最動人的儀式場景。

三、道路的詩學：從地理遷徙到精神流亡

“去南方的路這么遠”這句樸素陳述，實則是整部改革開放史詩的微型注腳。在1992年南巡講話掀起的遷徙浪潮中，無數個“我”背著蛇皮袋穿過這個詩句的隧道，將江西定南的稻田轉換成廣東中山的流水線。詩歌中“長途的顛簸”既是身體層面的震蕩體驗，更是價值體系解構與重構的精神歷程。那些在車廂地板上蜷縮的夜晚，那些被方言切割的黎明，都在"反芻"這個充滿農耕文明特質的動詞中，獲得了某種苦澀的詩意。

當“有自己的車”成為現代性征服的勛章，“父親和車站一起已離我遠去”的并置卻暴露出存在的荒誕性。這個悖論暗合著鮑曼“流動的現代性”理論：我們越是自由地融入“如水的車流”，就越發成為精神上的無根浮萍。新買的轎車后視鏡里，永遠倒映著那個舊車站的幽靈；GPS導航的電子女聲深處，始終回響著父親呼喚“車來了”的鄉音。

四、時間的考古學：車站作為記憶的層積巖

在詩歌的時空結構里，1990年代的送別現場與2000年代的創作時刻形成了奇妙的疊影。這種“事后性”寫作（nachtr?glichkeit）使得車站成為記憶的考古現場：銹蝕的鐵欄桿間沉淀著計劃經濟最后的喘息，水泥地裂縫里封存著民工潮初期的希望與恐懼。詩人用“如潮的車站”這個意象，將個體記憶升華為集體無意識的儲存器——每個南下者的行李箱里都藏著一小塊站臺的水泥碎屑。

“我要一步一步地努力靠近”這個動作，在現象學層面構成了對現代性速度的反抗。當高鐵將時空距離壓縮成手機屏幕上的數字，詩人執意要用肉身丈量記憶的刻度。這種“逆向行走”的儀式，與本雅明筆下“歷史天使”的凝視形成對話：我們面向未來飛馳，目光卻始終被過去的廢墟牽引。父親永遠凝固的送別姿勢，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測量時代加速度的精神陀螺儀。

五、余論：站臺上的永恒辯證法

劉建芳的詩歌語言如同車站斑駁的磚墻，在質樸的敘事中暗藏鋒利的思辨。那些看似平淡的動詞——“站”、“等”、“喊”、“踮”——在反復的語義摩擦中迸發出存在主義的光芒。當“汽車晚點”從生活實景升華為時代隱喻，當“反芻”的生理動作轉化為文化反思的機制，這首短詩完成了對當代中國精神史的精妙切片。

在資本邏輯重塑一切的今天，那個永遠矗立在記憶站臺上的父親形象，既是對異化現實的無聲抗議，也是精神原鄉的永恒坐標。他的布鞋深陷在九十年代的水泥地里，目光卻始終追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天際線。這種時空錯位的凝視，恰恰構成了現代性最深刻的困境：我們征服了空間，卻成為了時間的囚徒；我們獲得了移動的自由，卻永遠走不出那個小小的車站。

 

父親在車站送我

 

劉建芳  

 

熙熙攘攘的汽車站

站著父親

他和許多人一樣

翹首以待，在等車

其實他是在等我

等那晚點的汽車來了

再叫我上車

而我，在離車站不遠的房子里

休息著

只等著父親大聲喊我，車來了

 

我感動我堅持不讓父親這么做

父親也堅持也感慨地說

去南方的路這么遠

你要多休息一會兒

 

那晚點的汽車，可恨

可也讓我看清了父親的偉大

就在他踮腳凝望的眼神

和隨眾人一起

迎接汽車進站的欣喜笑容里

 

有多少次了，父親

這樣在車站送我

我哽噎的心

要經過長途的顛簸和反芻

才能順暢平靜

 

經過一些年后

我有自己的車了

而父親和車站一起已離我遠去

 

面對如水的車流

我能夠自由地融入

面對依舊如潮的車站

我還要一步一步地努力靠近

那里，永遠站著

送我上車的父親

 

注：《父親在車站送我》創作于2008年，先后發表《作品》《現代青年》等刊物。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