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的歷程

——從“駿馬獎”中回顧新時代彝族文學

 

作者：沙輝（彝族）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作家協會在1980年9月2日發出關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的聯合通知，自此，屬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全面開花”的輝煌歷程便正式開啟。后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加上“駿馬獎”這一名稱，這也成為了該獎項的簡稱。截止2024年，已成功舉辦十三屆，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以來包括彝族文學在內的全國各少數民族文學的蓬勃發展。

 

“駿馬獎”的重要意義：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具有巨大的激勵和推動作用

 

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祖國文學花園里別有特色別具風情的一枝。特別是在近現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杰出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的作品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寶庫，也展現了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魅力和社會生活、民族風情，為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民族文學的豐富、拓展以及民族團結進步等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比如被譽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等經典作品對中國文學具有著深遠的影響，還有之后的瑪拉沁夫、李喬、張承志、吉狄馬加、阿來等等，都是對于中國文學做出了一定貢獻的卓越少數民族作家、詩人。活躍于當下的其它少數民族作家，更是數不勝數。可以肯定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涌現出來的不管是一般少數民族作家還是優秀少數民族作家，比起之前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一般少數民族作家、優秀少數民族作家都多得多。為什么？這不僅得益于思想的覺醒、社會的進步，更得益于黨和國家對于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和大力支持、扶持。光是從國家級層面而言，就創辦了《民族文學》《民族文學研究》等少數民族文學刊物，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等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機構，設立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文學獎項。猶如少數民族政策促進了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這些少數民族文學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繁榮發展，進一步增強了文化自信，激發了創作熱情，推動各少數民族文學的全面高質量發展，為祖國文學花園的百花齊放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作為與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并列為四大全國性文學獎項之一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由中國作家協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主辦，是專題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設立的國家級最高獎項，旨在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增進各民族文學工作者的交往交流交融，弘揚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發展，是對少數民族優秀文學作品的一種檢閱和獎勵。自1981年創辦至今，每四年評選一次，迄今已成功舉辦十三屆，共計759件作品、49位譯者獲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在繁榮民族文學創作、發展民族文學事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受到文學界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一項屬于少數民族文學的最高獎項，每個少數民族作家都以獲此殊榮為榮，它的激勵作用是巨大的、不言而喻的，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進步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獲獎作品整體反映了評獎時間范圍內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對所屬時期內少數民族文學的一種整體性檢閱和審視、回顧、總結。同時，作為各少數民族文學某種意義上的大集結、大亮相、大展示，它也是我們國家多樣文學、多元文化的一種成果展現，是我們國家少數民族文學園地里的百花齊放春滿園。

 

彝族文學的表現：在歷屆“駿馬獎”中沒有一屆缺位

 

在梳理迄今舉辦了十三屆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時，我們可以看到，彝族文學每一屆都有作品獲獎，并且多人多次獲獎、多屆多人獲獎，十三屆共有27人34人次獲獎，充分展現了彝族文學的個人性實力及整體性實力。歷屆彝族作家獲獎情況如下：

 

第一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云南籍作家李喬：短篇小說《一個擔架兵的經歷》；

云南籍作家普飛：短篇小說《山路崎嶇》；

貴州籍作家蘇曉星：短篇小說《遮蔭樹》；

廣西籍詩人韋革新：短詩《金麥黃熟了》；

四川籍作家阿良子者：散文《妞妞和她的月琴》。

 

第二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吉狄馬加：短詩《自畫像及其它》（短詩一等獎）；

四川籍楊阿洛（女）：短篇小說《根與花》（短篇小說二等獎）。

 

第三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倮伍拉且：詩歌《大涼山抒情》（新人新作獎）。

 

第四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云南籍作家李喬：報告文學集《彝家將張沖傳奇》；

四川籍詩人吉狄馬加：詩集《一個彝人的夢想》；

四川籍詩人倮伍拉且：詩集《繞山的游云》；

云南籍詩人王紅彬：詩集《初戀的紅峽谷》；

四川籍作家賈瓦盤加：彝文中短篇小說集《情系山寨》。

 

第五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倮伍拉且：詩集《大自然與我們》；

貴州籍龍志毅：散文集《省城軼事》；

四川籍巴久烏嘎：小說《陽坡花》（新人新作獎）。

 

第六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作家阿蕾（女）：中短篇小說《嫂子》；

貴州籍詩人祿琴（女）：詩集《面向陽光》；

四川籍作家時長日黑：彝文中短篇小說《山魂》。

 

第七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沙馬：詩集《夢中的橄欖樹》；

云南籍作家米切若張：散文集《情感高原》；

四川籍評論家阿牛木支：彝文理論評論集《當代彝文文學研究》。

 

第八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作家賈瓦盤加：彝文長篇小說《火魂》；

云南籍作家楊佳富：報告文學《中國大緝毒》；

云南籍評論家李騫：理論評論集《現象與文本》。

 

第九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作家倮伍拉且：報告文學《深山信使王順友》；

云南籍評論家黃玲（女）：理論評論集《高原女性的精神詠嘆》。

 

第十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木帕古體：彝文詩集《鷹魂》；

 

第十一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詩人魯娟（女）：詩集《好時光》。

 

第十二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作家馮良（女）：長篇小說《西南邊》；

云南籍作家呂翼：中篇小說《馬嘶》；

四川籍作家阿克鳩射：長篇報告文學《懸崖村》；

四川籍作家阿微木依蘿（女）：散文集《檐上的月亮》。

 

第十三屆獲獎作家及作品：

四川籍云南作家包倬：中篇小說《十尋》。

 

13屆的歷屆獲獎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理論評論、彝文作品等，其中小說11件（含3件彝文小說），占34件中的32％；詩歌10件（含1件彝文詩歌），占29％；散文4件，占12％；報告文學4件，占12％；理論評論3件（含彝文作品1件），占9％；彝文作品5件（涵蓋小說、評論、詩集），占15％。獲獎作家中女作家為7人次（楊阿洛和阿蕾為同一人），占34人次中的21％。獲獎作家中多人多次獲獎，其中倮伍拉且前后獲獎4次，李喬2次，吉狄馬加2次，楊阿洛（阿蕾）2次，賈瓦盤加2次。歷屆中除了第三、十、十一、十三屆這四屆每屆只有1件以外，其它9屆都在兩件以上，其中第一屆、第四屆實力最強，分別有5件作品獲獎，然后第十二屆有4件作品獲獎，第五、六、七、八屆分別有3件作品獲獎，第二屆、第九屆分別有2件作品獲獎。

 

取得成就原因簡論：深厚的精神文化傳統和民族政策的沐浴促使彝族文學在新時期獲得大繁榮大發展

 

彝族在全國各少數民族總人口數排列中位于第六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貴州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區有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貴州畢節地區和六盤水地區。彝族具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以及一脈相承的文學傳統、深厚文學底蘊，具有以古彝文為代表的自源文字和以十月太陽歷為代表的天文歷法，有以《勒俄特依》《查姆》《梅格》《阿細的先基》《媽媽的女兒》等為代表的為數眾多的彝文創世史詩、教育史詩、敘事史詩以及各種典籍，并且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彝族的文學理論評論在魏晉時期就已達到很高水平，例如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就是這一時期的優秀彝文詩學著作。明清又掀起著作彝族經籍詩學的一個高峰期，出現了論著《談詩說文》《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等。還有包括音樂、繪畫、舞蹈、服飾、雕刻、漆繪、刺繡、建筑等豐富多彩的藝術樣式，體現了彝族藝術的豐富性、多樣化和絢麗多彩，體現了彝族藝術的深厚審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的不斷追求，展現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蘊。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及文學和藝術傳統、精神傳承這一切為彝族文學的縱深發展提供了精神基礎、文化基礎和歷史依據，不過由于眾所周知的舊社會彝族地理環境、交通條件和社會、經濟、教育、思想的封閉落后，以及需要特別指出的文字和文化傳播所需紙筆等物質匱乏等歷史原因、歷史局限，還有等級差別和觀念原因，彝族的文字、文化那時候主要“掌管”在作為祭師的畢摩階層，所以，彝族文學不僅在縱深性方面也在點面結合的普眾化全面繁榮發展，是在得到大解放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時期，特別是在進入新時期、新時代以來，彝族文學得到了“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譜眾、深廣的長足發展，顯出蓬勃生機。彝族文學在13屆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的表現，就是一種很好的詮釋。

彝族文學包括民間文學和書面文學，民間文學中有神話、傳說、民歌、克哲和爾比爾吉（即彝族諺語）等，書面文學則包括用彝文和漢文創作的作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一個時間節點，之前的彝族文學主要是民間文學、彝文文學，之后則轉移成主要是書面文學、彝族漢文文學；在這之前的彝族文學主要為集體性創作，之后的彝族文學主要是個體創作。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彝族文學在新時期以來得到了怎樣的“革命性”的、歷史性的轉變、進步及發展。

先后兩次獲“駿馬獎”的李喬，是當代彝族文學的先行者。他的《歡笑的金沙江》，1956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次出版，是一幅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廣闊歷史畫卷，被稱為當代文學史上“十七年”中“表現少數民族的生活勞動和斗爭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是新時期彝族第一部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彝族作家作品，正式開啟了彝族文學走向中國文學廣闊舞臺的序幕。

同樣先后兩次摘得“駿馬獎”、具有國際性聲譽和廣泛國際性影響的中國當代最具代表性詩人吉狄馬加，可以說，他是彝族文學個體寫作、書面寫作以及彝族漢語詩歌寫作的集大成者、典型代表，其詩歌已被翻譯成近40種文字，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出版了百余種版本的翻譯詩文集。可以說，是吉狄馬加將彝族文學推到了世界面前、帶進了全國乃至于世界的文學歷史舞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業已獲得“駿馬獎”的這27位34人次彝族作家，還有許多優秀的彝族作家詩人迄今并未成功將此獎納入懷中，這足以說明彝族文學、彝族作家的整體實力確實不弱。

 

民族和地域角度的精神闡釋：從“駿馬獎”獲獎作品略論彝族文學特質

 

從歷史的眼光梳理少數民族文學，不難看到，“民族歷史、區域文化、民族信仰、屬地性格、精神圖譜、地方性知識在當前的少數民族詩歌中被反復抒寫。”（霍俊明《十年來詩歌的新質與可能——基于宏觀視角的考察》，《文藝報》2024年10月18日第2版）不僅是少數民族詩歌如此，少數民族文學也是如此，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與回顧，以及對于“當下”的凝視，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注點，即傳統性與現代性，是永遠擺在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作家面前的兩個元素；對于“世界”與“民族”二元關系的審視，是少數民族文學一個內在特質，“世界”意味著外部、打開、未來，“民族”意味著內部、地域、歷史。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彝族是一個“憂傷”的民族，這從彝族文藝特別是文學、音樂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彝族音樂、詩歌等藝術基調主要偏于哀怨與吟唱。進入新時期，以彪炳史冊、成為黨的民族團結政策光輝典范的“彝海結盟”為開啟歷史新篇章的序章，紅色的火種遍種彝族人心中，“一步跨千年”的彝族人民脫離深重苦難“翻身農奴把歌唱”，沿襲了千百年來的奴隸半奴隸制徹底瓦解，翻開了曠古未有的嶄新一頁。小說《歡笑的金沙江》，歌曲《情深意長》，舞蹈《快樂的諾蘇》等就是反映這樣的新生活的其中優秀代表。以“彝海結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重要節點，彝族民族心理、文化傳統以及文學藝術發生了重要的轉折、“獲得新生”，特別是彝族文藝，由此不斷從屬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舞臺”。也由此形成一個重要的轉折，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新生活的不斷向往和追求成為民族精神、民族文藝的主旋律。這是新時期彝族文化、彝族文學的一個重要啟程點并成為一貫的重要精神傳統、文化傳統、文學傳統，這也是新時期彝族文化和文學根本性的、主要的特征。

例如獲第十二屆“駿馬獎”的云南昭通彝族作家呂翼的小說集《馬嘶》，“實現了少數民族文化精神與中華民族整體性精神內蘊上的共融性”（郭冬勇），呂翼“關注著自己民族的歷史與發展，歌頌著新時代的民族正氣”（尹漢胤）。四川涼山彝族作家阿克鳩射獲第十二屆“駿馬獎”的長篇報告文學《懸崖村》，更是紅色精神、紅色文化的當代性突出呈現，是彝族地區第二次“一步跨越千年”的真實記錄。“反映了全國彝族聚居區、典型的深度貧困地區、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四川大涼山重點貧困地區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勒爾村的脫貧攻堅歷程，是中國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縮影。”（該書介紹語）這些無不是紅色革命精神和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新時期的賡續、傳承和發揚的生動體現。

之后，“民族歷史、區域文化、民族信仰、屬地性格、精神圖譜、地方性知識”以及地域性、民族性、現代性的表達、抒寫、展現，和對此的書寫策略的不斷探索，成為新時代以來特別是當下的重要“任務”。特別是如何將“地域性、民族性和現代性”深度融合、深入推進，成為當下彝族作家的堅決性任務。獲得第十一屆“駿馬獎”的四川涼山詩人魯娟的詩集《好時光》，是這方面的典范。魯娟的詩歌創作手法、表現形式、語言運用及范式是“現代性”的、主流化的，而她作品的精神內核、內在意蘊、內容實質是根性的、“民族性”的。這是合乎創新精神和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和潮流的，是典型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精神的體現，也是我們少數民族作家們所應該走的“正道”和努力方向。“駿馬獎”獲得者、60后作家巴久烏嘎，80后“駿馬獎”獲獎作家阿微木依蘿和包倬，同樣是彝族作家里面對于“現代性”的追求和探索實踐者、卓有成效者。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介于上面梳理的“紅色精神“和地域性、民族性、現代性追求這“兩大”新時代彝族文學傳統（也是兩大必將不可忽略和長期存在的創作傳統）之間，還有幾個不是流派卻似流派的創作現象和時期：彝族文學在1980年代10年間的屬于民族身份和精神的自我“覺醒年代”，以一再被提起的吉狄馬加的《自畫像》“啊，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為代表；以1990-2010年代20年間為主要時間標段的彝族傳統文化遭受無情放逐、遭遇現代性沖擊的“陣痛”性抒寫，這是自下而上，極其普遍的一個文化現象、創作現象；其它還有對于大自然及故土的深情歌詠，比如多次獲得“駿馬獎”的倮伍拉且，以及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下的覺醒、反思性的自然生態文學創作，這方面以吉狄馬加的長詩《我，雪豹》等相關創作及其他一些作家作為代表。彝族文學就是這樣，一直與時代同頻共振、同呼吸共命運。

 

2024．10．25-27

 

（原載《廣西民族報》2024年11月15日“駿馬獎之夜·八桂有約”專刊第16版）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