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和雪萊詩歌浪漫主義追求的分工

 

文/董元奔（江蘇省）

 

1822年7月，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雪萊（1792-1822）在流亡意大利期間于斯貝齊亞的海上不幸溺亡，雪萊的摯友——當時同樣流亡意大利的另一位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1788-1824）匆匆趕到火葬場參加雪萊的葬禮，從火化爐中搶救出雪萊的心臟，并以雪萊的遺囑執行人身份宣布永遠保存這顆心臟，他認為未來的世界需要雪萊的靈魂。

 

一年多后的1824年4月，拜倫作為希臘民族獨立運動的游擊隊總司令逝世于軍營，臨終前他要求把他的心臟埋在希臘，身體則運回英國跟他的母親合葬，——他深愛被外族專制主義壓迫的希臘人，但他要把他的身體還給他的祖國。

 

拜倫對雪萊和自己心臟的重視顯示出拜倫對二人詩歌靈魂的珍視，但是他對于這兩顆心臟的處理方式也顯示出這是兩個不同的靈魂。那么這是兩個怎樣不同的靈魂呢？

 

浪漫主義是英國十九世紀前期最重要的文學流派之一，其在詩歌領域存在著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兩個遞進的發展階段。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都憎惡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是消極浪漫主義憧憬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所謂“田園牧歌”生活，對改造現實社會即怎樣走向未來卻一籌莫展；積極浪漫主義則通過描繪民主、自由的未來社會圖景激勵人們勇于斗爭，打碎和改造現實社會。英國消極浪漫主義的代表性詩人是“湖畔派”的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騷塞，積極浪漫主義的代表性詩人就是拜倫和雪萊。

 

雖然同為積極浪漫詩人，但是拜倫和雪萊的詩歌風格是不一樣的。拜倫對雪萊和自己的心臟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那是因為：拜倫的浪漫主義詩歌重在打碎，即推翻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解放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海外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雪萊的浪漫主義詩歌重在描繪，即未來的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的理想社會究竟是什么樣子。

 

一、拜倫：現實的社會必須打碎

 

拜倫的詩歌作品始終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他是一代又一代中國讀者心中的浪漫主義文學大師，然而在拜倫及其作品于1902年經梁啟超介紹給中國讀者時，中國的文學大師們在贊嘆拜倫詩歌的感染力之際，不約而同的把拜倫看作是一個革命者：梁啟超說拜倫“實為一大豪俠”，王國維說拜倫是一個“以一身與世界戰”的人，魯迅則說拜倫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斗士。

 

中國文學大師們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拜倫本人也說自己是“業余的詩人，職業的海盜”，拜倫為自己確立的人生使命是斗爭，是革命，是打碎罪惡累累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是需要武器的，拜倫手中有兩個武器——槍和筆。拜倫愿意拿起槍直接參加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軍事斗爭，他為希臘民族獨立運動殉職就是明證；同時，拜倫還拿起筆，通過他的浪漫主義詩歌宣示自己的理念，希望感染許許多多的人像他一樣，拿起槍去斗爭。

 

《恰爾德·哈羅德游記》是拜倫近似自傳體的浪漫主義詩歌代表作，這部長篇敘事詩以主人公恰爾德·哈羅德出國游歷為線索，描寫主人公的所見、所感，典型的反映了拜倫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熱情。

 

長詩第一章反映了拿破侖鐵蹄蹂躪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的苦難和不屈不撓的反抗行為，塑造了一個西班牙女游擊隊員的戰斗形象。第二章反映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壓迫下的希臘人民的悲慘生活，詩人痛斥土耳其人對希臘古典文明遺跡的破壞行徑，緬懷希臘的光榮歷史，呼吁希臘人用清醒的理智和無畏的犧牲起來跟敵人斗爭。寫于1812-1815年的這兩章雖然以敘事為主，但是字里行間充滿反抗壓迫的浪漫主義激情，詩人呼吁道：“海潮在咆哮，晚風悲嘆，/成群的海鷗啊厲聲呼喚——/夕陽在海邊漸漸下墜，/我們的船兒啊趕快拉起巨帆！”

 

第三章和第四章寫于1816-1818年，則以抒情為主。拜倫意識到剛剛失敗了的拿破侖針對歐洲其他國家戰爭的動機是推翻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加殘暴的封建制度，所以他一方面批判神圣同盟剿滅拿破侖革命的歷史倒退行為，另一方面也批判拿破侖革命損害了工人階級和弱小民族的自由權，揭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虛偽性，為此他號召人們要打碎世間的一切反動制度。拜倫早在第二章中就表達了自己對希臘的深切同情感和對希臘民族覺醒狀況的擔憂，1817年前后正是希臘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時期，拜倫在第四章中熱情贊揚希臘民族的覺醒，這是他不久之后親赴希臘與希臘人民并肩戰斗的原因所在。第三、第四章由于是以抒情為主，詩歌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得到了更熱烈的張揚，比如詩人用大海作抒情背景呼吁人民群眾徹底打碎任何性質的妨礙自由的社會，他寫道：“海軍的大炮，像霹靂似的猛擊，/巖石筑成的城墻，使事情慌張，/任何希望都在他們的京城里顫抖驚慌。……/那些泥塑的創造者，全部像雪片似的紛紛飄落/融化于大海那滾滾不息的波浪。”

 

拜倫詩歌充滿浪漫主義激情的革命精神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前中期的中國浪漫主義詩歌創作。郭沫若發表于1921年的《女神》呼吁人民起來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徹底埋葬舊中國，比如《天狗》那篇所塑造的那個“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的“天狗”就是拜倫勇于破壞的精神的化身。二十年代末的革命詩人殷夫的那些謳歌工人階級，鼓舞人們起來推翻舊世界的戰斗詩歌，抗日戰爭時期“時代的鼓手”田間的那些鼓舞人們團結起來驅逐侵略者的戰斗詩歌，都具有拜倫式的的徹底的戰斗精神。

 

二、雪萊：未來的社會是這樣的

 

拜倫不太喜歡預言未來，他認為首先要做的是打碎鐵幕一般的現實社會；雪萊不同于拜倫，他喜歡憧憬，我們最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就是如此。其實，早在雪萊及其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之初，中國的文學大師們就看到了雪萊的浪漫主義不同于拜倫的地方。

 

1922年雪萊逝世一百周年之際，周作人在《晨報副鐫》發表《詩人雪萊的百年祭》一文，在分析雪萊和拜倫的不同之處時他說道：“拜倫的革命是破壞的，目的在于去除妨礙一己自由的實際的障害；雪萊是建設的，在提示適合理性的想象的社會。”雪萊詩歌中所想象的是什么社會呢？周作人說：“他詩中的社會思想多半便是戈德文哲學的無政府主義。”

 

周作人認為雪萊的理想社會是無政府主義社會，這未必恰當。雪萊有一首詩《麥布女王》以荒誕的手法讓女王通過“時光隧道”走進未來世界，女王發現，“未來世界不再是地獄，而是愛情、自由和健康。”其實，愛情是需要責任的，有時候會受到自由的制約，雪萊的理想社會顯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倡的那種連愛情、家庭都要取消的絕對自由的社會。但不管怎么說，雪萊的筆并沒有過分渲染拜倫詩中那樣的武裝革命，他更注重人類遠景的想象性描繪。我們還是通過雪萊的詩來體會雪萊的理想吧。

 

雪萊的代表作是長詩《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和“好神”。他發現宙斯的專制統治給人間帶來了巨大災難，便盜得智慧之火欲拯救人類，惱怒的宙斯用鐵索把普羅米修斯鎖在高加索懸崖上。普羅米修斯經過三千年不屈不撓的斗爭，宙斯終于入了地獄，人間獲得了智慧之火，到處充滿光明。

 

固然雪萊用許多文字描寫了宙斯統治下“首先是饑荒，接著是勞苦和疾病，/爭執和創傷，還有破天荒可怕的死亡”的人間慘狀，固然雪萊用許多文字描繪了普羅米修斯與宙斯之間基于“只要你在天宮做一天皇帝，/我便一天不想安睡，一天不頭低”原則上的決絕的斗爭情形，但是，長詩還是以更精彩的篇幅描繪了人間獲得智慧之火之后的美好圖景。有一節詩這樣熱情地寫道：“人間已經變得好像是個天堂，/不再驕傲，不再嫉妒，不再有什么/羞恥的事情，也不再有什么苦水/來摧毀那解憂忘愁的愛情的甜味，/人類從此不再有皇權統治，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人類從此一律平等，/沒有階級、民族和國家的區別，/也不再需要畏懼、崇拜、高低，/每個人都是管理自己的皇帝，/每個人都公平、溫柔和聰明。”很顯然，詩中描繪的這種社會已經類似于共產主義社會了：沒有了階級和國家，但是有愛情；沒有了尊卑和壓迫，只有尊嚴和自由；沒有了貪婪和剝削，每個人都憑自己的智慧獲得充分的自我發展。恩格斯據此曾稱雪萊是未來社會“天才的預言家”，恩格斯所說的未來社會當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二十世紀前中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火熱時代，但是有許多文學家游離于時代生活之外，醉心于花草蟲魚或個人的感情生活。雪萊的詩歌在反映黑暗現實的基礎上，撇開個人享受，描繪全人類共同幸福生活的未來圖畫，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具有脫離社會現實傾向的周作人就在那篇《詩人雪萊的百年祭》中看到了《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文藝與社會相結合的可貴之處，他說，雪萊“的社會問題乃至階級意識都可以放進文藝中去”，并且沒有喪失“文藝的自由和生命”。當然，文藝與時代生活實現完美結合直到1942年延安整風時才真正做到。　

 

同為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注重對現實社會的打碎，雪萊注重對未來社會的描繪。兩位詩人1816年在意大利的相識和相交，預示著只有把舊世界的打碎和新世界的重建結合起來，浪漫主義詩歌才有可能是完美的。可惜的是，二人相處僅五六年就陰陽兩隔了，他們之間的藝術滲透尚未充分。

 

當然，在馬克思主義尚未登上人類思想舞臺的十九世紀一二十年代，無論拜倫和雪萊用多少年時間互相借鑒各自的浪漫主義，他們的浪漫主義都還會是有缺欠的。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拜倫包括《恰爾德·哈羅德游記》在內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孤傲、浪漫、單槍匹馬、出入神秘的個人英雄主義者，他們雖然也呼吁民眾起來斗爭，但是他們希望民眾跟他們一樣以特立獨行的方式去斗爭，這些主人公后來被稱為“拜倫氏英雄”。至于雪萊，怎樣才能邁入雪萊作品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呢？在《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作為為人民謀利益的英雄的化身，普羅米修斯并不是依靠人民，而是依靠宙斯陣營中分化出來的冥王、赫拉克勒斯等一批神靈打敗宙斯的，所以雪萊曾說他是出于“改良世界的欲望”而創作了《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無論是脫離人民群眾的個人英雄主義，還是僅僅依靠敵人打擊敵人，都是不可能徹底打碎舊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不論憧憬是多么美好。這一點，在中國辛亥革命失敗后的魯迅的著作中有更加清醒的認識，當然，我相信魯迅除了深入研究了辛亥革命之外，他也應該受到過拜倫、雪萊的一些影響，畢竟他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有一篇長文《摩羅詩力說》研究了拜倫和雪萊。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蘇宿遷，江蘇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知名輔導工作者，系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江蘇省散文學會會員，今日頭條“優質深度長文精選頻道創作者”和“專家評審百人團”成員，中國作家網簽約作家。已發表作品500多萬字，有論文或長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專題征文一等獎、中華詩詞學會梅堯臣詩學獎，56次今日頭條青云獎，相關作品入選《福州大學“中華詩詞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詩詞學會宋詩宣城研討會論文集》《山東師范大學李清照暨第37屆中華詩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指導全書（論文匯編）》《中國詩典（1917-1999）》《中國最美游記》等。個人傳記入選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放首發式的大型文化工程《中華百年人物（現代篇）》，有關事跡載入《江蘇教育年鑒》。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