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烏托邦內涵比較研究

——烏托邦內涵在歐洲和中國私有制歷史時代的演化和實踐

 

文/董元奔（江蘇省）

 

拉丁文“Utopia”的漢語意思是“不會有的地方”、“空想的國度”、“難以達到的境界”等。“Utopia”翻譯成漢語“烏托邦”其實是直譯的，意思是“烏龍的有所寄托的國家”。

 

烏托邦這個名詞是英國首相、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1478-1535）發明的。莫爾于1516年出版著作《烏托邦》，描繪了一個神秘島嶼上的社會制度。那里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做自己擅長做的工作，共同效力于社會，勞動總成果也屬于全體人所有。這種超越現實的平等、富足的社會理想，在莫爾之前的歷史上有過，在莫爾之后的近代社會也有過。這些社會理想包括其實踐后來都被稱為烏托邦。

 

這樣看來，烏托邦似乎是歐洲特有的社會理想嘍？其實不然，中國晉代文學家陶淵明（365-427）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桃花源”其實就是烏托邦，“桃花源”這個名詞可比“烏托邦”早了一千一百年呢。與“烏托邦”相似的是，在“桃花源”這個名詞出現之前及之后，中國也有烏托邦實踐。

 

基于此，本文將分三個歷史階段闡述歐洲和中國兩千五百年的烏托邦理想及其實踐，即：以柏拉圖“理想國”和老子“小國寡民”為代表的奴隸社會烏托邦；以歐洲莫爾等人的思想和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內容的封建社會烏托邦；以歐文等人的思想為代表的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和中國辛亥革命后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內容的近代烏托邦。

 

一、奴隸社會的烏托邦

 

奴隸社會取代原始社會，是文明的誕生，是人類社會的偉大進步。

 

漫長的原始社會實行的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礎上的公有制，后人甚至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制度”。那么，原始氏族制度是不是烏托邦呢？當然不是。因為氏族制度作為一種生產關系，是適應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原始社會需要的，氏族制度不是空想，是現實的選擇，這與烏托邦空想的含義是相悖的。

 

奴隸社會誕生后，奴隸主階級不再像氏族社會時代那樣殺掉戰俘，戰俘轉化為奴隸。奴隸主依靠奴隸從事社會化大生產，奴隸主自己可以不勞而獲，而奴隸保全了生命，還能有一口飯吃，奴隸主和奴隸基本上各得其所。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之間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當生產力水平繼續提高之后，奴隸創造的財富大幅度增多，奴隸獲得的卻依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需，奴隸與貪婪的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加大。同時，奴隸主對平民的壓迫和剝削力度也在加大，大批平民淪為奴隸，平民階層與奴隸主的矛盾開始尖銳。這樣，原有的生產關系平衡被打破，社會出現嚴重的治理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有一些“開明”的奴隸主貴族懷念氏族社會時期的治理模式，即部落首領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帶領全體氏族成員，各盡所能，戰天斗地，共同獲取并消費生活資料。柏拉圖（前427-前347）的“理想國”和老子（約前571-約前471）的“小國寡民”分別是歐洲和中國奴隸社會時期具有代表意義的烏托邦理想。

 

在對外的希波戰爭和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雙重摧毀下，雅典奴隸制城邦制度基礎受到嚴重動搖。為了緩解奴隸主貴族與平民階級的矛盾，柏拉圖提出了自己的城邦制“理想國”規劃。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人們被分為三類。一是治國者，由哲學家組成；一是衛國者，由武士組成；一是勞動者，由自耕農、手工業者等組成。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三類人在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之所以由哲學家來治國，是因為哲學家有智慧；之所以由武士來衛國，是因為武士強壯勇猛；之所以由自耕農、手工業者勞動，是因為自耕農、手工業者有勞動技術。勞動者如果不接受這樣的安排呢？柏拉圖有“辦法”，他認為勞動者雖然有勞動技術，但是他們不識字，又沒有武士那樣的蠻力，哲學家和武士可以分別通過洗腦和威嚇的方式使他們接受安排。當然，既然三類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柏拉圖反對哲學家生活奢侈。

 

如同氏族社會一樣，“理想國”里的三類人是各盡所能，各盡其力，共享勞動成果。柏拉圖的“理想國”應該是歐洲最早的烏托邦藍圖了。但是，“理想國”剝奪了奴隸主貴族作威作福的特權，雅典執政集團當然不會采納。

 

柏拉圖的“理想國”其實是從東方學到的。早在公元前494年，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下達命令，重建在戰爭中被摧毀了的小亞細亞愛琴海邊的米勒古城，他要求把新城市建成中等城市。他將按照一定比例，派總數為一萬人的手工業者、農民和士兵入住該城，三類人各司其職，共同生活，帝國將不過問該城的管理。當然，這項“理想城堡”工程隨著大流士的死去而終止。

 

在大流士一世、柏拉圖設計他們的烏托邦之前，在遙遠的中國，老子就已經設計了中國版本的烏托邦——“小國寡民”社會了。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八章中這樣描述自己的理想社會：“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生活在春秋中后期，春秋爭霸戰爭已經進入到新階段，即齊、楚、晉、秦等大國因勢均力敵，誰都無法滅亡誰，于是各大國爭相吞并小國，藉此逐漸壯大自己的國力，小國人民自然不勝其苦。老子反對大國這種追逐私利的行為，反對戰爭，呼吁和平，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小國寡民”的天下治理觀。

 

在老子的理想社會中，周王室、諸侯、卿、大夫、武士等都是不存在的，奴隸也不存在。極少的一群人就組成了一個“國家”，在這種“小國”里，沒有先進的工具，沒有刀兵，大家哪兒也不去，根據自己的特長合理分工，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怎樣防止“國民”不安分守紀呢？老子認為，應該取消文字、書籍，取消教育，取消任何發明創造，讓人們的智力和生產方式退回到原始氏族時代。

 

其實，原始氏族時代還有部落聯盟一類的社會組織，相鄰的部落聯盟之間還會因爭奪地盤和獵物而發生戰爭，在老子的“小國寡民”社會里，部落之間不僅不必結成聯盟，而且部落內部繼續分化才更好。基于逐利的人的本性，原始氏族部落之間如果不發生戰爭，這兩個部落必須相聚遙遠，遙遠到它們之間不存在狩獵、捕魚、采集植物果實等方面的交集，老子所謂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是不可能實現的。再者，在老子的時代，哪個諸侯國愿意放棄好不容易打下來的那片江山，主動把國家拆分成成千上萬個小國呢？老子嘲笑孔子“克己復禮”的理想是倒退，是不能實現的，而他自己的創造愚昧而富足的“小國寡民”社會的理想更是烏托邦。

 

雖然“理想國”和“小國寡民”是烏托邦，但是，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一直啟迪著歐洲人改革現行剝削制度，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一樣，老子的“小國寡民”也一直是后來中國的君主追求“垂手之治”的思想之源，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自然經濟的思想基礎。

 

二、封建社會的烏托邦

 

歐洲封建社會的主要時期為中世紀（476年-1453年）。但是，歐洲封建制度從開始崩潰到走入歷史，與之相對應的，資本主義從萌芽到社會制度的確立，都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英國作為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其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體制才算確立。法國、德國等歐洲大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比英國還要晚一兩百年。因此，至少從1453年到1688年，整體上的歐洲仍然處于封建社會時期。

 

中世紀時期的神學統治不僅極端專制，而且極其穩固，烏托邦并沒有在歐洲出現。中世紀結束前后，隨著神學光環的逐漸退去，帶有資產階級標志的批判中世紀神學統治的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一批開明富人既反對封建階級欺壓農民，又對新興資產者的唯利是圖不滿，他們在歐洲進行了一系列烏托邦探索。典型代表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亞當主義者、法國人拉伯雷（1483-1553）和英國人托馬斯·莫爾。

 

1420年，中世紀結束前夜，神圣羅馬帝國的新教和傳統教派的斗爭越來越尖銳。趁著胡斯黨人叛亂，新教中的亞當主義者決定仿照亞當、夏娃的伊甸園建立新國家。他們聚集到布拉格附近莫爾河中的一個島上，不要金錢、政府、軍隊、教堂，所有的財產歸集體所有。他們也不穿衣服，共同種地，采集野果，共同消費。帝國絕不允許這種“大逆不道”的現象出現，軍隊直接開赴該島，所有人都被屠殺。亞當主義者的烏托邦失敗。

 

法國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說《巨人傳》中設想了一個烏托邦。他的烏托邦就是一個拒絕政府管理的修道院，只有年滿十歲的有良好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的靚男俊女才可以被選進來。他們在修道院里學習知識，談情說愛，想吃啥吃啥，起床和就寢皆隨心所欲。烏托邦的資金來源是什么呢？由這些靚男俊女的家長出資，烏托邦雇傭大批奴隸耕種修道院外購置的土地，在修道院設立的工廠里做工。拉伯雷讓這個烏托邦在小說中實現了，不用說，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沒有哪個地主、資產者會花錢支持它。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相對來說要更加未來化。在《烏托邦》中，烏托邦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非常高，甚至要比當時的歐洲先進一千年以上。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使烏托邦的物資極大豐富，貨幣失去了作用，偷盜完全沒有必要，每個人住的是一樣的用黃金和白銀裝修的高檔房屋，吃的都是符合各自胃口的食物。由于生產工具高度先進，勞動產出非常豐富，每個烏托邦成員每年只需要工作一個月，每天的勞動時間只需要十五分鐘。在漫長的閑暇時間里，烏托邦成員可以研究科學技術，讀書，旅游或參加各種公共游樂活動。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是對歷史上的“理想國”等社會模式作狂想般的發展，是要為中世紀結束后的社會新矛盾提供解決方案。當然，在封建階級尚未沒落，而資產階級正在由小變大的莫爾的時代，創建烏托邦需要全體富人“裸捐”，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莫爾所描繪的烏托邦的理想圖景為人類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萌芽提供了基礎。

 

在封建社會的中國，烏托邦似乎更加“接地氣”，中國封建社會的烏托邦就是持續了兩千余年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

 

歐洲中世紀時期也有自然經濟，那就是龐大的莊園主經濟，莊園主組織廣大農奴在莊園里勞動，從而實現莊園內部各種生活物資的自給，這是典型的封建剝削制度。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設想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形式是“男耕女織”，結果是一家一戶實現自給自足。同時，手工業者和商人也實行小型家庭制，手工業者生產勞動工具，由商人做中介，跟農民兌換糧食，手工業者和商人從而實現自給自足。中國的這種自然經濟理想早在《孟子》一書中就有記載，司馬遷（前145-前90）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進一步描繪了這種只有“盛世”才會有的理想：“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室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其實，司馬遷所描繪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理想社會是老子“小國寡民”社會的升級版，其出發點是可操作性。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下，“小國”不僅實現了，而且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小國；“寡民”雖然司馬遷沒說，但是后來的統治者是做到了，即采取愚民政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與“小國寡民”所不同的是：“小國寡民”社會不需要君主和官府，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需要這些，其實，官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不會受到少數民族武裝的侵擾，也能有效遏制少數家庭不遵守自然經濟規則的行為。

 

為了保證一家一戶能夠自給自足，漢初對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實行從三十稅一到十五稅一的休養生息政策。如果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都實行這樣的賦稅政策，中國古代社會真的就是大同社會了。但是，翻開二十五史，我們發現，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變本加厲剝削被統治階級，下層人民群眾總是一貧如洗，甚至賣兒賣女，掙扎在死亡線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的設計是美好的，但是那是畫餅充饑，統治者不甘心把它落到實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空想的模式，因而是烏托邦。

 

歐洲中世紀結束前后的烏托邦和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比起奴隸制時代的“理想國”和“小國寡民”社會，圖景更加清晰，也向現實社會靠近了一些。雖然它們仍然是不能實現的，卻進一步開啟了人們追求大同世界的心智。

 

三、近代空想社會主義

 

從中世紀結束前后，到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歐洲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進行了二三百年的斗爭。在這場漫長的血腥的斗爭中，資產階級只是領導階級，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才是主力軍。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將成為新的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針對封建階級的斗爭成果將被資產階級獨占。因此，在反對封建階級的斗爭中，歐洲無產階級又一直在跟資產階級斗爭著。

 

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的斗爭，歸根結底是取消和保留剝削制度的斗爭，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實行全社會公有制度的斗爭。在馬克思主義尚未誕生的時代，莫爾等人的烏托邦社會設想影響了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一批歐洲思想家，于是，相對成熟的空想社會主義于十八世紀應運而生。代表人物是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克勞德·昂利·圣西門（1760-1825）和夏爾·傅立葉（1772-1837）。

 

歐文同情工人疾苦，也感受到了當時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越來越緊張的矛盾，決定進行“新和諧”社會實驗。歐文認為，只有富裕才能實現人人平等，只有知識才能創造財富。他在自己的工廠里進行實驗。他開辦夜校，幫助工人提高文化和勞動技術水平，為工人的子女開設免費的幼兒園和中小學，從小抓工人階級的文化素質。他大幅度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改善工人勞動條件，提高工人工資。歐文幾乎窮盡自己的財富踐行他的“社會主義觀”，但僅僅兩年實驗就失敗了。

 

圣西門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貧困根源是極端利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只是過渡性制度，它必將為人人平等的新制度所取代。為此，圣西門提出自己的社會治理方案——實業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全部財富屬于國家，國家把有經驗的學者和創業天才集中起來管理全部實業，廣大工人在國家的實業部門從事各種工作。管理者和勞動者是平等的，并平均領取工資和享受各種福利。圣西門的時代，法國還處于波旁王朝時期，反動政府根本不理會他的建議。

 

傅立葉認為資本主義的文明是奴隸制的復活，終究會被人類擯棄，這個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他在自己的著作《社會化、工業化、新世界》中為自己的理想社會設計了一種工農相結合的“和諧制度”。每一千六百人左右組成一個基層社會組織，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個事先蓋好的城堡中。城堡的中心區是集體食堂、商場、俱樂部、圖書館、學校、醫院等，圍繞中心區的是農業區、工業區、住宅區。人人在城堡中接受教育和勞動，沒有城鄉之別，沒有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別。傅立葉把他的書寄給歐美各國執政當局，但無人響應。

 

歐文、圣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雖然都失敗了，但是歐文通過教育培養勞動者的思想，圣西門通過公有制實業解放工人階級的思想，傅立葉基層公社制度等，都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贊賞。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后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

 

在中國，鴉片戰爭后特別是甲午戰爭后，隨著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大大深化，中國城市民族工業紛紛破產，農村更是早就凋敝不堪，封建階級欺騙人民群眾兩千多年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圖窮匕見”。指望清政府搞“洋務運動”或者維新運動改變中國已經不現實了，于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試圖把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引入中國。孫中山在解釋三民主義時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大同主義。”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他要求袁世凱放手讓他搞實業，他想實現圣西門的通過實業興邦、富民并最終走向社會大同的計劃，袁世凱當然不能答應他。

 

孫中山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把資產階級甚至封建軍閥施舍給人民群眾的一點可憐的人道主義的“民生觀”等同于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當然是不正確的，那至多是空想社會主義。但是，在十月革命尚未爆發，科學社會主義還沒有傳到中國的當時，孫中山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誤解”，加上他的崇高地位，依然對中國社會有巨大的啟蒙意義，那就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興起。

 

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的宣傳，中國工人運動的萌芽，留法、留日的中國一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接觸，以及北洋軍閥政府倒行逆施的黑暗統治，使無政府主義思想于辛亥革命后在中國廣為傳播。1912年，劉師復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大本營廣州成立無政府主義組織，發表《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主張廢除私有制，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歸全社會共有，取消政府、軍隊、警察、監獄、法律和宗教，取消家庭、婚姻，建立各種福利機構，提倡全體人絕對平等和絕對自由。

 

在劉師復的影響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繼成立類似組織。這些組織廣泛開展面向公眾的集會活動，出版各種小冊子，宣傳無政府主義主張，它們甚至組織工人進行反剝削的經濟斗爭。無政府主義組織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對于喚醒無產者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無政府主義者也反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堅決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1921年至1927年，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逐漸占據社會思想的主陣地，無政府主義者逐漸分化，有的融入到人民之中，有的成為個人主義奮斗者，有的則投靠國民黨反動派。

 

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主要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與國內辛亥革命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它與中國古代就有的“大同”理想，自給自足的理想，鴉片戰爭后的太平天國理想等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承繼關系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無產階級政黨成立前的社會主義思想啟蒙任務。

 

“烏托邦”作為一個名詞是歐洲人發明的，但是烏托邦作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概念并非歐洲人發明的，陶淵明的“桃花源”就是烏托邦。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烏托邦理想的起源都遠遠早于“烏托邦”、“桃花源”名詞的出現，名詞出現后，烏托邦理想繼續發展并豐富自己的內涵。梳理歐洲和中國的烏托邦，我們認為，它大致有三個發展階段，即：以歐洲柏拉圖“理想國”和中國老子“小國寡民”為代表的奴隸社會烏托邦；以歐洲亞當主義、莫爾思想、拉伯雷思想和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內容的封建社會烏托邦；以歐洲歐文、圣西門、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和中國辛亥革命后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內容的近代烏托邦。

 

烏托邦雖然是空想的，但是它顯示了人類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后就已經認識到了剝削制度的不合理，它還啟發人們對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了長達兩千五百年的不懈追求，直到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烏托邦雖然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了，但是烏托邦的歷史卻值得我們研究。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蘇宿遷，江蘇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知名輔導工作者，兩度被選為教育廳機關雜志封面人物。系傳統文化學者，網絡知名作家，已發表作品500多萬字，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專題征文一等獎、中華詩詞學會梅堯臣詩學獎等，有論文或長文獲今日頭條青云獎56次，還有詩文獲湖南省社科院文學匯展獎、中國散文網生態文學征文特等獎等，有駢文被市屬重點中學勒石于校園。相關作品入選《福州大學“中華詩詞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詩詞學會宋詩宣城研討會論文集》《山東師范大學李清照暨第37屆中華詩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指導全書（論文匯編）》《中國詩典（1917-1999）》《中國最美游記》等。個人傳記入選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放首發式的大型圖書《中華百年人物（現代篇）》，有關事跡載入《江蘇教育年鑒》。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