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世紀詩歌，學術界評價不一。一種意見認為它為詩壇帶來了繁榮的跡象，甚至其繁榮的新變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詩歌轉型更為深入與顯豁；另一種意見則斷言它只是上世紀90年代“個人化寫作”的延伸，非但沒提供出新的審美趣向與思想質素，而且使詩歌的處境愈加邊緣化。

　　其實，詩壇的確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處，熱鬧喧囂背后是本質上的沉寂，且不說限于詩歌圈內的“熱”和社會關注的“冷”反差強烈，單是詩壇內部那種“事件”多于、大于“文本”的娛樂化傾向，創作自身那種形而下的性感、垃圾敘事，就令人憂慮不已。可是，詩壇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一團糟，相反倒有許多希望的因子在潛滋暗長。或者說，商品經濟大潮將文學卷入困境的同時，也為純凈詩歌寫作隊伍提供了一次機遇，它決定那些僅僅把詩當做養家糊口工具的詩人，必然耐不住清貧的冷板凳而“逃離”和“轉場”，更凸顯出了把詩作為生命、生活棲居方式的真詩人的風骨。而鄭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堅、臧棣、西川、潘洗塵、伊沙、朵漁等一大批一直堅守在詩歌現場的優秀詩人，既矚望人類的理想天空，又能腳踏實地地執著于“此在”人生，以寧靜、超然的藝術風度傳達“靈魂的雷聲”，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正代表著新世紀詩歌的主體精神走向，讀者從中能夠感受到一種啟示與希望。

　　新世紀詩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對話意識逐漸細化。詩人們悟出雖然詩沒直接行動的必要，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詩中過于貼近時代高調的“大詞”書寫和疏離人類的高蹈的“圣詞”書寫，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無補的，詩若不和現實、蕓蕓眾生“對話”，其生命和前途就無從談起。所以他們有意識地走“及物”路線，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開，詩中常充滿濃郁的人間煙火之氣，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象、事態和情境，鮮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