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4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看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式升級

——深度洞察與戰略展望

 

袁竹

 

摘要

 

日前，國家版權局發布的2024年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件，為我們深入觀察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態勢提供了豐富樣本。這些案件不僅展現了當下侵權盜版的復雜形態和嚴峻挑戰，更凸顯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從“被動防御”向“主動治理”的范式轉型。本文圍繞這十大案件，全面剖析了中國在教輔、文創、網絡、技術保護措施等領域知識產權保護的新進展、新問題和新趨勢，探討了中國從“國際規則跟隨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轉變的路徑和意義，同時對未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深化發展提出了具體建議，旨在為推動中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創新強國”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參考。

 

一、引言

 

1.1 數字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在當今數字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議題。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其在各國GDP中的占比不斷攀升。以中國為例，2023年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40%，這一數據充分彰顯了數字經濟在中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數字經濟的核心在于創新，而知識產權則是創新的重要保障。版權作為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保護不僅關乎文化創新的活力、科技自主的能力，更與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緊密相連。

 

1.2 2024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的標志性意義

2024年8月國家版權局發布的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件，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些案件涵蓋了教輔、文創、網絡技術等多個領域，形成了全鏈條的侵權盜版圖景。它們不僅是執法成果的集中展示，更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從傳統的“被動防御”模式向積極的“主動治理”模式的深刻轉變。這十大案件背后，體現了立法、司法、技術等多維度的協同作戰，標志著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進入了“精準化、技術化、全球化”的新階段。

 

二、教輔侵權：從“灰色產業”到“技術賦能執法”的范式革命

 

2.1 傳統盜版的產業鏈化與危害

2.1.1 完整黑產鏈的形成

北京嘉某教育案與婁底劉某案清晰地揭示了教輔侵權已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黑產鏈，包括“盜版印刷—電商分銷—網課配套”等環節。在湖南案中，犯罪團伙通過注冊上千家店鋪來規避監管，這種行為不僅增加了執法難度，也使得侵權活動更加隱蔽和難以察覺。而在北京案中，利用境外服務器隱藏蹤跡的手段，進一步凸顯了侵權行為的復雜性和狡猾性。

 

2.1.2 社會危害的多維度體現

教輔侵權的危害遠遠超出了經濟層面。劣質的盜版教材直接影響到青少年的教育質量，這對于國家的未來發展和人才培養構成了潛在威脅。同時，浙江案中6400萬元的涉案金額，也反映出侵權規模的龐大以及正版市場與侵權市場之間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現象不僅損害了正版教材出版商的利益，也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不利于教育產業的健康發展。

 

2.2 技術治理的突破性實踐

2.2.1 “區塊鏈存證+動態監測”非現場執法模式

北京案中采用的“區塊鏈存證+動態監測”非現場執法模式，是版權執法領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區塊鏈技術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夠確保電子證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為執法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支持。而AI風險監測系統則可以實時追蹤侵權App的流量異動，及時發現侵權行為的跡象。這種“技術反制技術”的思路，有效地破解了網絡侵權的隱蔽性難題，為版權執法從傳統的“人工巡查”轉向“智能防控”提供了成功范例。

 

2.2.2 技術應用的深層次思考

然而，這種先進的技術治理模式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問題。首先，此類技術能否下沉至基層執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基層執法部門可能面臨技術設備不足、專業人才缺乏等困難，如何讓這些先進技術在基層得到有效應用，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實踐。其次，技術應用的成本與隱私邊界也是需要平衡的重要方面。在追求高效執法的同時，不能忽視對公民隱私的保護，需要建立相應的制度和規范來確保技術的合理使用。

 

2.3 地域性產業的轉型陣痛

2.3.1 婁底案背后的產業積弊

婁底案涉案6000萬元的背后，反映出當地文印產業長期以來游走于版權邊緣的積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規范，一些文印企業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不惜從事盜版印刷等侵權活動。這種現象不僅損害了版權所有者的權益，也影響了當地文印產業的形象和聲譽，制約了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2.3.2 產業升級的路徑探索

執法只是解決問題的治標之策，要從根本上解決地域性產業的版權問題，需要推動產業升級。政府可以通過補貼正版授權、建立集中交易平臺等方式，引導文印企業向合規化、專業化方向發展，將“盜版集群”轉化為“合規文印中心”。這不僅有助于保護知識產權，也能夠提升當地產業的競爭力，實現經濟發展與知識產權保護的良性互動。

 

三、文創盜版：從“野蠻生長”到“IP生態治理”的價值觀重構

 

3.1 盲盒與積木：國潮IP的保衛戰

3.1.1 國潮IP的侵權現狀

在北京寧某案中，盜版盲盒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快速變現，這一現象反映出國潮IP的溢價正被黑產所吞噬。隨著國潮文化的興起，國潮IP具有了較高的市場價值和商業潛力，但同時也成為了侵權者覬覦的對象。盜版盲盒的泛濫不僅損害了正版IP所有者的利益，也破壞了國潮文化的健康發展生態。

 

3.1.2 司法理念的升級

上海陳某某案中，6億元罰單與9年刑期的判決結果，釋放出了“中外知識產權平等保護”的強烈信號。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的1600款積木多為仿制樂高，但判決并未強調“涉外因素”，而是聚焦于“產銷一體化黑鏈”。這體現了中國司法從“涉外優先”到“普遍保護”的理念升級，表明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和全面。

 

3.2 刑事制裁的威懾力與局限性

3.2.1 刑事制裁的威懾作用

6億元罰單創紀錄的判決結果，無疑對侵權者起到了強大的威懾作用。嚴厲的刑事制裁能夠讓侵權者認識到侵權行為的嚴重后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侵權行為的發生。然而，僅僅依靠刑事制裁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侵權問題。

 

3.2.2 配套機制的重要性

參考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DMCA），刑事處罰需要配套“侵權溯源機制”。例如，要求電商平臺對玩具類目實行“版權備案準入”，否則承擔連帶責任。這樣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侵權產品的流通，提高侵權成本。此外，消費者教育同樣關鍵。需要讓公眾意識到“盜版盲盒”不僅是廉價替代品，更是對設計者創意的剝奪，從而引導消費者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自覺抵制盜版產品。

 

四、網絡侵權：從“技術對抗”到“規則輸出”的全球博弈

 

4.1 “深度鏈接”與“網盤共享”的定性之爭

4.1.1 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

江蘇張某案將“深度鏈接”納入刑事打擊范圍，填補了《著作權法》第10條“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適用模糊地帶。在數字網絡環境下，“深度鏈接”這種技術手段的法律性質一直存在爭議。將其納入刑事打擊，明確了其侵權責任，為打擊網絡侵權行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依據。

 

4.1.2 合理使用的邊界劃定

江西網盤案以行政處罰劃清了“個人存儲”與“商業傳播”的邊界，避免了“一刀切”傷及合理使用。在網絡環境中，網盤作為一種便捷的存儲工具，既可以用于個人存儲，也可能被用于商業傳播。合理界定兩者的界限，有助于在保護版權的同時，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和網絡技術的正常發展。

 

4.1.3 全球規則構建的能力展現

這兩案實質上完成了對《歐盟數字單一市場版權指令》第17條的本土化調適，展現了中國參與全球規則構建的能力。在全球數字版權保護領域，中國通過對國際規則的借鑒和創新，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法律和政策，為全球數字版權保護規則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4.2 跨境取證的破局意義

4.2.1 境外服務器監管難題

上海杜某某案中，犯罪團伙利用境外服務器規避監管，這是數字侵權領域常見的難題。境外服務器的使用使得執法部門在取證和打擊侵權行為時面臨諸多困難，傳統的執法手段往往難以奏效。

 

4.2.2 技術手段的創新應用

執法部門通過國際司法協作和技術手段，如流量追蹤鎖定境內運營者，成功固定了證據。與2023年美國查封盜版漫畫網站Manga Mura案相比，中國更突出“技術手段優先于政治協商”，這種“以技術換時間”的策略，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數字侵權提供了新思路。在跨境取證過程中，技術手段的應用能夠提高取證效率，減少對政治協商的依賴，為打擊跨境數字侵權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徑。

 

五、技術保護措施：從“法律空白”到“標準制定者”的崛起

 

5.1 游戲破解與黑膠母盤：技術倫理的司法界定

5.1.1 規避技術措施的刑事可罰性

徐州李某某案中，破解裝置牟利3900萬元，判決首次明確“規避技術措施”獨立于“復制發行”的刑事可罰性。在數字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規避技術措施的行為日益增多，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版權所有者的利益，也破壞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體系。明確其刑事可罰性，有助于加強對技術措施的保護，維護知識產權的正常秩序。

 

5.1.2 侵權源頭的打擊

安徽黑膠唱片案將“境外母盤定制”定為犯罪關鍵環節，體現了對侵權源頭的打擊。黑膠唱片作為一種傳統的音樂載體，在數字時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場需求。然而，一些不法分子通過境外母盤定制的方式進行盜版生產，嚴重侵犯了版權所有者的權益。將其定為犯罪關鍵環節，能夠從源頭上遏制侵權行為的發生。

 

5.1.3 立法前瞻性的彰顯

這兩案呼應了《WIPO版權條約》第11條，但中國更進一步，將技術措施保護擴展至傳統載體（黑膠），彰顯了立法的前瞻性。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和方式也在不斷變化。中國在立法過程中，能夠及時關注到新技術、新載體帶來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并通過立法加以規范，體現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方面的先進性。

 

5.2 行刑銜接的“梯度治理”智慧

5.2.1 “刑事主罰+行政補位”的梯度治理

江蘇案對9名輕微違規者追加行政處罰，體現了“刑事主罰+行政補位”的梯度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根據侵權行為的嚴重程度，分別適用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實現了刑罰的輕重適度和有效銜接。與美國“一律重罰”模式不同，中國的“寬嚴相濟”模式更符合中國“教育為主”的法治傳統。

 

5.2.2 地方保護主義的警惕

然而，在行刑銜接過程中，也需要警惕“以罰代刑”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一些地方可能為了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對侵權行為采取從輕處罰或只進行行政處罰而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方式，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也不利于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監督機制，確保行刑銜接的規范和公正。

 

六、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范式升級的國際意義

 

6.1 從“國際規則跟隨者”到“治理方案提供者”

2024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背后，體現了中國從“國際規則跟隨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的轉身。在過去，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主要是遵循國際規則，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不斷進行創新和實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和治理方案。例如，在技術治理、國際協作等方面，中國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法，為全球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新的借鑒和參考。

 

6.2 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的貢獻

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范式升級，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數字版權保護、跨境侵權打擊等方面，中國通過自身的實踐和探索，為全球規則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其他國家共同打擊跨境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維護了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的秩序和公平。

 

6.3 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隨著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得到了提升。中國提出的知識產權保護理念和方案，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舞臺上，中國正逐漸從參與者轉變為引領者，為推動全球知識產權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七、未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深化發展建議

 

7.1 技術賦能

7.1.1 建立國家級版權監測平臺

建立國家級版權監測平臺是實現技術賦能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舉措。該平臺可以整合各種技術手段，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監測等，對版權市場進行全面、實時的監測。通過對海量的版權信息進行分析和挖掘，及時發現侵權行為的線索，提高版權保護的效率和精準度。

 

7.1.2 開放API供企業接入

開放API供企業接入，可以讓企業更好地利用國家級版權監測平臺的資源和技術，實現自身的版權保護。企業可以通過API獲取版權監測數據，及時發現和處理自身的版權問題。同時，這也有助于促進企業之間的版權合作和交流，形成良好的版權保護生態。

 

7.2 全球協作

7.2.1 主導“一帶一路”版權執法聯盟

主導“一帶一路”版權執法聯盟，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版權執法合作。“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同時也帶來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挑戰。通過建立版權執法聯盟，可以加強各國之間的信息共享、執法協作和技術交流，共同打擊跨境版權侵權行為，維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版權市場秩序。

 

7.2.2 輸出區塊鏈存證標準

輸出區塊鏈存證標準，將中國在區塊鏈存證技術方面的優勢推廣到全球。區塊鏈存證技術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點，能夠為版權保護提供可靠的證據支持。中國在區塊鏈存證技術的應用和標準制定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過向其他國家輸出標準，可以提高全球版權保護的技術水平和效率。

 

7.3 社會共治

7.3.1 將版權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將版權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是培育“為正版付費”公民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在學校開展版權教育活動，向學生普及版權知識，培養學生的版權意識和創新精神。從小培養學生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版權的意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推動全社會形成“為正版付費”的消費觀念。

 

7.3.2 培育公民意識

除了在學校開展版權教育外，還需要通過各種媒體和渠道，加強對公眾的版權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版權保護重要性的認識，讓公眾了解版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增強公眾的版權意識和法律意識。同時，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版權保護活動，舉報侵權行為，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版權保護的良好氛圍。

 

八、結論

 

8.1 十大案件的總結與回顧

2024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是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一個縮影，它們涵蓋了教輔、文創、網絡、技術保護措施等多個領域，反映了當前知識產權侵權的復雜形態和嚴峻挑戰。同時，這些案件也展現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積極探索和創新實踐，從“被動防御”向“主動治理”的范式轉型取得了顯著成效。

 

8.2 范式升級的深遠意義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從“國際規則跟隨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的轉身，具有深遠的意義。這不僅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全球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為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過技術賦能、全球協作和社會共治等方面的深化發展，中國能夠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

 

8.3 邁向“創新強國”的愿景

當保護知識產權成為全社會的肌肉記憶，中國方能從“制造大國”邁向“創新強國”。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的基石，只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能激發企業和個人的創新活力，推動科技進步和文化繁榮。未來，中國需要繼續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強技術創新和國際合作，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知識產權保護的良好局面。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實現從“制造大國”到“創新強國”的華麗轉身。

 

總之，2024年度十大侵權盜版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和發展趨勢的窗口。通過對這些案件的分析和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未來，中國需要在技術賦能、全球協作和社會共治等方面不斷努力，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小說、散文、詩歌、文學評論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作家網”“起點中文網”“喜馬拉雅”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詞曲中國2025當代百首優秀作品”大賽決賽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文學評論《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時代浪潮下的生命之歌與存在之思 ――評王十月長篇小說＜不舍晝夜＞》等四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作家網”刊載《東莞文學：鋼與筆交織的時代和弦》《＜白毛女＞的藝術融合之旅》《山河為證：抗戰精神的時代長歌》《光影鑄魂——解碼中國電影的文明重構與精神譜系》等藝術評論50余篇。長篇小說《東升》單行本由國家級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