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重構與精神賡續

——論袁竹《烽火榮光》的史詩品格與當代價值

 

李櫟

 

在中國當代文學譜系中，抗戰題材創作始終肩負著承載民族記憶、賡續精神血脈的文化使命。從老舍《四世同堂》對北平市井滄桑的細膩描摹，到莫言《紅高粱家族》對野性抗爭精神的激情書寫，一代代作家以筆墨為犁，在歷史沃土中耕耘民族集體記憶。當文學創作不斷尋求突破與創新的今天，袁竹長篇小說《烽火榮光》（“起點中文網”2025年8月28日連載）橫空出世，以恢弘敘事格局、精微歷史還原與深刻精神叩問，為抗戰題材創作注入新的藝術活力。這部作品不僅是對烽火歲月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曲穿越時空的精神贊歌，在個體命運與民族危亡的交織、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融合中，構建起照亮民族前行之路的文學豐碑。本文將從敘事建構、歷史還原、精神內核、現實映照四個維度，深入剖析《烽火榮光》的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探尋其在當代文學語境下的獨特貢獻。

 

一、敘事經緯：多線交織的史詩性建構

 

史詩品格的鑄就，首賴敘事結構的精心營構。《烽火榮光》摒棄單一視角局限，采用多線交織的敘事策略，將個體命運的涓涓細流匯聚成民族抗戰的滔滔江河，形成兼具廣度與深度的敘事空間。這種敘事建構不僅打破傳統抗戰題材的線性敘事模式，更在個體與群體、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中，展現出史詩般的恢弘氣度與深邃意蘊。

 

（一）個體命運的多維書寫：英雄成長的煙火氣

在個體命運維度，作家塑造了一組性格迥異、成長軌跡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他們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是在戰火洗禮中逐漸完成精神蛻變，其成長歷程充滿人性的溫度與現實的質感。

 

史不屈的成長弧光最為動人。他出身東北黑土地，原本懷揣 “種好自家幾畝地，娶個媳婦過日子” 的樸素愿景，日軍的鐵蹄卻將他的生活徹底擊碎。家園的毀滅、親人的罹難，如同兩把烈火點燃他心中的愛國烈焰，但作家并未將其塑造成一蹴而就的英雄，而是細致描摹了他從恐懼到勇敢、從沖動到沉穩的心理歷程。在黑風嶺戰斗中，他首次直面戰友犧牲，“他看著戰友倒下的身影，手腳冰涼，連扳機都扣不動，可耳邊百姓的哭聲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他猛地站起身，嘶吼著沖向敵人”。這段描寫充滿煙火氣，既展現了普通人面對死亡的本能恐懼，又凸顯了民族大義對個體精神的喚醒，讓英雄的成長有了堅實的心理依據。隨著劇情推進，史不屈在一次次戰斗中不斷成長，從最初只會沖鋒陷陣的 “愣頭青”，逐漸成長為懂得統籌兼顧、關愛戰友的指揮員。在掩護百姓轉移的任務中，他不顧個人安危，帶領戰士們與日軍周旋，即使身負重傷也堅持將百姓護送至安全地帶。這種成長不僅是軍事技能的提升，更是精神境界的升華，他逐漸理解了 “家國” 的真正含義 —— 家國不僅是腳下的土地，更是千千萬萬需要守護的百姓。

 

明厲史的穿越設定堪稱神來之筆，打破了傳統抗戰題材的時空壁壘，為故事注入獨特的思辨色彩。作為帶著現代知識體系的 “外來者”，他的視角既是觀察歷史的窗口，也是反思當下的鏡子。初到抗戰年代時，明厲史帶著現代青年的自信與理想，試圖用現代科學知識改變戰局，卻屢屢碰壁：他設計的簡易地雷因材料匱乏無法批量制作，提出的戰術理念因超出戰士認知而難以推行，甚至因不懂當時的生活常識鬧出過笑話 —— 他想用手機聯系外界卻發現沒有信號，想用電飯鍋做飯卻找不到電源。這種 “現代性” 與 “歷史語境” 的碰撞，不僅增強了故事的戲劇性，更引發讀者對歷史復雜性的思考：抗戰的勝利，既是精神意志的勝利，也是無數先輩在困境中不斷探索、試錯的結果，它并非簡單的 “正義戰勝邪惡”，而是充滿艱辛與挫折的過程。隨著劇情推進，明厲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知識施舍者”，而是逐漸融入抗戰隊伍。在與戰友的并肩作戰中，他看到了戰士們在艱苦環境下依然堅守信念的精神，感受到了百姓們對侵略者的仇恨與對和平的渴望，逐漸理解了 “家國” 的重量。在一次戰斗中，他為了保護一本記錄抗戰史實的日記本，冒著生命危險返回戰場，即使被日軍包圍也毫不退縮。此時的他，已從 “旁觀者” 轉變為 “參與者”，從 “現代知識的攜帶者” 轉變為 “歷史記憶的守護者”，其人物形象愈發豐滿立體。

 

陳陽的形象則代表了抗戰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成長路徑。他出身書香門第，最初懷揣 “讀書救國” 的理想，認為只有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知識，才能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然而，日軍的暴行讓他深刻意識到，沒有國家的獨立，個人的理想不過是空中樓閣。從校園到戰場，他經歷了生理與心理的雙重考驗：第一次開槍時的顫抖、第一次目睹死亡時的恐懼、第一次指揮戰斗時的緊張，這些細節被作家刻畫得淋漓盡致。在一次伏擊戰中，由于缺乏實戰經驗，他制定的作戰計劃出現漏洞，導致幾名戰士犧牲，他為此陷入深深的自責，甚至產生了放棄的念頭。但在戰友的鼓勵與百姓的支持下，他重新振作起來，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逐漸成長為一名既能運籌帷幄，又能沖鋒陷陣的指揮員。他利用自己的知識，為部隊制定更加科學的訓練計劃，幫助戰士們提高作戰能力；他還深入百姓中間，宣傳抗日思想，動員更多人加入抗戰隊伍。陳陽的蛻變過程，不僅是個人的成長，更是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時刻的擔當與覺醒，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 “以天下為己任” 的精神傳統。

 

（二）群體抗戰的宏大圖景：全民抗戰的凝聚力

個體命運的線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群體抗戰的敘事線緊密交織。作家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不同群體在抗戰中的表現，構建起 “全民抗戰” 的宏大圖景，展現出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八路軍游擊隊作為抗戰的中流砥柱，其靈活機動的戰術、堅定的理想信念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在攻打平安鎮的戰斗中，八路軍指揮員根據地形制定作戰計劃，時而聲東擊西，時而圍點打援，展現出高超的軍事智慧。戰斗前夕，指揮員深入敵占區偵查，掌握了日軍的兵力部署與防御工事情況；戰斗中，他們充分發揮游擊戰的優勢，利用夜色掩護，對日軍發起突襲，同時組織百姓破壞日軍的交通線，切斷其補給；戰斗后期，面對日軍的反撲，他們沉著應對，采用 “麻雀戰”“地道戰” 等戰術，與日軍周旋，最終取得戰斗的勝利。作家不僅描寫了八路軍的英勇善戰，更展現了他們與百姓的魚水深情。在根據地，八路軍戰士幫助百姓種地、收割，為百姓看病、療傷，百姓們則為戰士們送糧送藥、傳遞情報、掩護傷員。這種軍民一家親的場景，生動詮釋了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這一真理。

 

地方抗日武裝則憑借對當地地形的熟悉，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他們如同暗夜中的星火，不斷襲擾日軍，讓敵人防不勝防。這些地方武裝的成員大多是當地的農民、手工業者，他們沒有正規的武器裝備，有的甚至只有鋤頭、鐮刀等農具，但他們懷著對家鄉的熱愛與對侵略者的仇恨，勇敢地投身抗戰。在柳河鎮，一支由農民組成的抗日小分隊，利用當地的山林地形，多次對日軍的運輸隊發起襲擊，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與糧食。他們還發明了許多簡易的作戰方法，如 “陷阱戰”“稻草人誘敵戰” 等，讓日軍疲于奔命。雖然地方抗日武裝的力量相對薄弱，時常面臨日軍的 “清剿”，但他們從未放棄，始終與日軍頑強抗爭，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廣大百姓是抗戰最堅實的后盾，他們用樸素的行動詮釋著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柳河鎮保衛戰中，百姓們自發組織起來，用鋤頭、鐮刀作為武器，與戰士們并肩作戰：“老人把家里的門板拆下來搭建工事，婦女們在后方燒水做飯，孩子們則在街頭巷尾傳遞消息”。這幅全民抗戰的畫面，生動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日軍的 “三光政策” 下，百姓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但他們從未屈服。有的百姓為了保護八路軍傷員，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有的百姓為了傳遞重要情報，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日軍的封鎖線；有的百姓則積極參與生產建設，為抗戰提供物資支持。正是因為有了廣大百姓的支持，抗戰才能在艱苦的環境下不斷堅持，最終取得勝利。

 

（三）敘事節奏的巧妙把控：張弛有度的藝術效果

個體與群體的敘事線索相互交織，形成了獨特的敘事節奏。在緊張激烈的戰斗場景后，作家往往會插入人物的情感交流或內心獨白，讓故事張弛有度，既避免了戰爭描寫的單調乏味，又讓人物形象更加立體，使讀者在感受戰爭殘酷的同時，也能體會到人性的溫暖與光輝。

 

在攻打日軍炮樓的戰斗間隙，史不屈拿出家人的照片，向戰友們講述家鄉的故事：“我家住在東北的一個小山村，那里有大片的黑土地，春天的時候，漫山遍野都是野花，夏天的時候，我們在河里摸魚、捉蝦，秋天的時候，地里的莊稼都熟了，金燦燦的一片……” 他的講述充滿了對家鄉的思念與對和平生活的向往，讓戰友們深受觸動。此時的戰場不再是冰冷的廝殺之地，而是充滿了人性的溫情。明厲史則在日記中記錄下對現代生活的思念，以及對當下戰斗意義的思考：“今天又打了一場仗，看到了很多犧牲的戰友，我的心里很難過。我想念現代的生活，想念空調、電腦、手機，想念爸爸媽媽做的飯菜。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去，我要留在這里，和他們一起戰斗。因為我知道，沒有他們今天的犧牲，就沒有我們明天的幸福。” 這些內心獨白，既展現了明厲史作為現代青年的真實情感，又深化了小說的主題，讓讀者更加理解抗戰的意義。

 

此外，作家還善于運用環境描寫來烘托氛圍，調節敘事節奏。在緊張的戰斗前夕，作家往往會描寫寧靜的自然景象，如 “夕陽西下，余暉灑在陣地上，一切都顯得那么平靜，但平靜的背后，隱藏著即將到來的激烈戰斗”。這種環境描寫與緊張的戰斗氛圍形成鮮明對比，增強了故事的懸念與張力。在戰斗結束后，作家則會描寫戰后的凄涼景象，如 “戰場上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尸體與血跡，硝煙彌漫在空氣中，讓人窒息”，讓讀者感受到戰爭的殘酷與無情。

 

二、歷史還原：真實筆觸下的戰爭圖景

 

抗戰題材創作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系。《烽火榮光》在這一問題上展現出成熟的藝術智慧，作家以嚴謹的歷史態度為基，以細膩的藝術描寫為筆，還原了一幅真實可感的抗戰畫卷。這種歷史還原并非簡單的歷史事件羅列，而是將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有機融合，讓讀者在感受故事吸引力的同時，加深對歷史的理解與認知。

 

（一）戰爭場景的真實刻畫：殘酷與復雜的多維呈現

在戰爭場景的描寫上，作家摒棄了概念化、臉譜化的處理方式，而是以近乎 “考古學” 的細致，還原了戰爭的殘酷與復雜。這種描寫不僅注重宏觀的戰斗進程，更聚焦于微觀的戰斗細節，通過感官描寫讓讀者仿佛置身戰場，真切感受到戰爭的血腥與殘酷。

 

黑風嶺據點攻堅戰是小說中的經典場景，作家對戰斗的描寫可謂淋漓盡致。從宏觀層面來看，作家描寫了八路軍與日軍的兵力部署、戰術運用以及戰斗的整體進程：“八路軍兵分三路，一路從正面進攻，吸引日軍的火力；一路從側翼迂回，試圖切斷日軍的退路；一路則負責阻擊日軍的援軍。日軍則憑借堅固的碉堡與充足的彈藥，負隅頑抗。戰斗打響后，槍聲、炮聲、爆炸聲此起彼伏，整個黑風嶺都籠罩在硝煙之中。” 從微觀層面來看，作家聚焦于戰士們的個體戰斗經歷，通過動作、語言、心理等細節描寫，展現戰爭的殘酷：“日軍的重機槍在碉堡里瘋狂掃射，子彈像雨點一樣落在陣地上，揚起的塵土迷住了戰士們的眼睛。史不屈趴在戰壕里，感覺大地都在顫抖，他看到身邊的戰士剛探出頭，就被一顆子彈擊中，鮮血瞬間染紅了身下的泥土。他咬緊牙關，拿起步槍，瞄準碉堡的射擊口，扣動了扳機。” 這種充滿感官細節的描寫，讓讀者仿佛能夠聽到槍聲、聞到硝煙味、感受到大地的顫抖，真切體會到戰爭的殘酷與無情。

 

同時，作家也沒有回避戰爭對普通百姓生活的破壞。柳河鎮被轟炸的場景令人心碎：“爆炸聲此起彼伏，房屋在火光中轟然倒塌，空氣中彌漫著硝煙與焦糊的味道。一位母親抱著受傷的孩子，在廢墟中哭喊著，卻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處；一位老人坐在燒毀的家門口，眼神空洞地望著遠方，仿佛失去了所有希望；一群孩子躲在墻角，嚇得瑟瑟發抖，淚水不停地從臉上滑落。” 這些描寫沒有刻意渲染悲情，卻以其真實性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讓人們深刻認識到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作家還描寫了戰爭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如 “日軍占領柳河鎮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商店被洗劫一空，學校被迫關閉，百姓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這些描寫讓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戰爭的危害，不僅是人員的傷亡與財產的損失，更是對社會文明與人性的踐踏。

 

（二）歷史背景的精準融入：“活歷史” 的生動再現

歷史背景的精準融入，進一步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作家將故事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從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淪陷，到七七事變后的全面抗戰；從日軍的 “三光政策”，到八路軍的游擊戰、地道戰，這些歷史事件與歷史背景并非簡單的背景板，而是深度融入故事情節與人物命運之中，成為推動故事發展、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力量。

 

小說對 “九一八事變” 的描寫，不僅還原了歷史事件的基本情況，更展現了這一事件對人物命運的影響。史不屈原本過著平靜的生活，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了他的家鄉，他的父親被日軍殺害，母親被日軍侮辱后自殺，他被迫逃離家鄉，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這一歷史事件成為史不屈人生的重要轉折點，讓他從一個普通的農民轉變為抗日戰士。作家通過史不屈的視角，展現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人民的苦難生活與反抗精神，讓讀者更加深刻地了解這一歷史事件的影響。

 

對日軍 “三光政策” 的描寫，更是讓讀者感受到了日軍的殘暴與無情。在小說中，日軍對根據地實行 “燒光、殺光、搶光” 的政策，無數百姓慘遭殺害，村莊被燒毀，糧食被搶走。作家通過具體的事例，如 “日軍在一個小村莊里，殺害了所有的村民，燒毀了村莊的房屋，搶走了村民的糧食與財物，整個村莊變成了一片廢墟”，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了 “三光政策” 的殘酷性。同時，作家也描寫了百姓們在 “三光政策” 下的反抗精神，他們沒有屈服于日軍的殘暴，而是積極參與抗戰，為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

 

此外，小說對八路軍游擊戰、地道戰等戰術的描寫，也還原了歷史的真實情況。在小說中，八路軍根據當地的地形與實際情況，開展游擊戰，靈活機動地打擊日軍；他們還挖掘地道，利用地道進行戰斗、轉移傷員與物資。作家通過具體的戰斗事例，如 “八路軍利用地道，成功地襲擊了日軍的據點，消滅了大量的日軍，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展現了八路軍游擊戰、地道戰的有效性與創造性。這些描寫不僅讓讀者了解了八路軍的戰術特點，更展現了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智慧與勇氣。

 

（三）細節描寫的歷史質感：生活與戰斗的真實還原

細節描寫是《烽火榮光》還原歷史真實的另一重要手段。作家對人物服飾、生活用具、戰斗武器等細節的描寫，充滿了歷史的質感，讓讀者仿佛能夠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受到抗戰時期的生活與戰斗場景。

 

在人物服飾方面，作家對戰士們的棉衣描寫尤為細致：“棉衣的布料早已磨得發亮，袖口和領口處露出了白色的棉絮，風一吹，棉絮就隨風飄動。有的戰士在棉衣外面套了一件單衣，試圖抵御寒風，卻收效甚微。有的戰士的棉衣上還留有血跡與彈孔，那是他們在戰斗中留下的印記。” 這段描寫不僅展現了抗戰時期戰士們生活的艱苦，更讓讀者感受到了戰士們在艱苦環境下依然堅守信念的精神力量。對百姓服飾的描寫也同樣真實：“百姓們的衣服大多是粗布制成的，顏色單調，上面打滿了補丁。冬天的時候，他們穿著單薄的衣服，凍得瑟瑟發抖；夏天的時候，他們穿著破舊的衣服，在烈日下辛勤勞作。” 這些描寫讓讀者了解了抗戰時期百姓們的生活狀況，感受到了他們的苦難與堅強。

 

在生活用具方面，作家對根據地的生活用具描寫充滿了生活氣息：“根據地的百姓們使用的都是簡單的生活用具，如陶罐、竹籃、鋤頭、鐮刀等。陶罐用來盛水、做飯，竹籃用來采摘蔬菜、水果，鋤頭、鐮刀用來種地。這些生活用具雖然簡單，卻是百姓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對八路軍戰士生活用具的描寫也同樣真實：“八路軍戰士們的生活用具非常簡陋，他們用搪瓷缸喝水、吃飯，用背包當枕頭，用稻草當床墊。有的戰士還會自己制作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具，如用樹枝制作筷子，用布縫制口袋等。” 這些描寫讓讀者了解了抗戰時期根據地的生活狀況，感受到了戰士們與百姓們在艱苦環境下的樂觀精神。

 

在戰斗武器的細節描寫上，作家更是盡顯功力，每一處筆墨都貼合抗戰時期的歷史實際，避免了 “穿越式” 的武器錯位，讓戰爭場景的真實性更上一層樓。對于八路軍常用的武器，作家沒有籠統地以 “步槍”“手榴彈” 一筆帶過，而是精準到具體型號與使用場景：“史不屈手中的漢陽造步槍，槍身早已布滿劃痕，槍管因長期使用而泛出暗沉的金屬光澤，每次射擊前都要仔細檢查槍栓，生怕出現卡殼的情況 —— 這是部隊從敵人手中繳獲的舊槍，雖不如新槍好用，卻是戰士們保命的武器。” 對于手榴彈的描寫同樣細致：“戰士們使用的手榴彈多是自制的‘土地雷’，外殼由鐵皮或陶瓷制成，里面裝滿炸藥與鐵屑，引爆裝置簡陋，需要拉響引線后快速投擲，稍有不慎就會傷到自己。在一次伏擊戰中，一名年輕戰士因緊張，拉響引線后未能及時投擲，手榴彈在身邊爆炸，他用身體護住了身邊的戰友，自己卻壯烈犧牲。” 這些細節不僅展現了抗戰時期八路軍武器裝備的簡陋與落后，更凸顯了戰士們在艱苦條件下依然奮勇殺敵的精神，讓讀者深刻體會到抗戰勝利的來之不易。

 

日軍武器的描寫則從側面烘托出戰爭的殘酷與我方戰士的英勇。“日軍的三八式步槍射程遠、精度高，槍身較長，被戰士們稱為‘三八大蓋’；他們的重機槍火力猛烈，每分鐘能發射數百發子彈，在戰場上形成密集的火力網，給八路軍造成了巨大的傷亡。在黑風嶺戰斗中，日軍的重機槍壓制住了我方的進攻路線，幾名戰士試圖沖鋒奪取機槍陣地，都倒在了日軍的槍口下。” 這種敵我武器裝備的鮮明對比，既還原了歷史的真實差距，又讓后續我方戰士憑借智慧與勇氣突破防線的情節更具感染力 —— 他們沒有先進的武器，卻用頑強的意志與靈活的戰術彌補了裝備的不足，這種以弱勝強的戰斗場景，更能彰顯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

 

（四）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平衡：源于歷史、高于歷史的創作智慧

《烽火榮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對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關系的精準把握。作家深知，抗戰題材創作不能脫離歷史真實的根基，否則就會淪為懸浮的 “抗日神劇”；但同時，純粹的歷史記錄又缺乏文學的感染力，難以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因此，作家以真實歷史為骨架，以藝術虛構為血肉，在兩者之間找到了完美的平衡點。

 

小說中的主要歷史事件，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日軍 “三光政策” 等，均嚴格遵循歷史史實，時間、地點、基本進程與歷史記載高度吻合，確保了作品的歷史厚重感。而在人物塑造與情節設計上，作家則進行了合理的藝術虛構。史不屈、明厲史、陳陽等主要人物，并非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個體，而是作家融合了眾多抗戰英雄的原型塑造而成 —— 史不屈的原型可能是東北抗日聯軍中的普通戰士，陳陽的形象借鑒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參軍報國的典型經歷，明厲史的穿越設定雖帶有奇幻色彩，但其背后 “以現代視角反思歷史” 的內核，卻貼合當代讀者對歷史的認知需求。這種 “虛構人物承載真實歷史” 的創作方式，既避免了對歷史人物的過度戲說，又讓人物形象更具代表性，能夠反映某一群體的共同命運。

 

情節設計上，作家同樣在真實與虛構間游走。攻打平安鎮、柳河鎮保衛戰等戰斗場景，雖非歷史上的真實戰役，但其戰術設計、戰斗過程卻符合抗戰時期游擊戰、陣地戰的基本邏輯 —— 八路軍的聲東擊西戰術、百姓支援前線的情節，都能在歷史資料中找到相似原型；明厲史用現代知識改良地雷卻因材料匱乏失敗的情節，看似虛構，實則反映了抗戰時期物資短缺的真實困境，以及先輩們在探索中前行的歷史事實。這種 “虛構情節貼合歷史邏輯” 的處理，讓故事既充滿戲劇張力，又不違背歷史真實，實現了 “源于歷史、高于歷史” 的藝術效果。

 

三、精神內核：民族精神的詩意表達與時代解碼

 

《烽火榮光》的價值，遠不止于對歷史的還原與敘事的創新，更在于其對民族精神的深刻挖掘與詩意表達。在抗戰題材創作中，“愛國”“團結”“奮斗” 等精神內涵常被符號化、概念化，而袁竹則通過鮮活的人物行動與細膩的情感描寫，將這些抽象的精神內核轉化為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同時結合當代視角，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時代解讀。

 

（一）愛國精神的多維解構：從 “家國情懷” 到 “文明守護”

愛國精神是《烽火榮光》最核心的精神內核，但作家并未將其局限于 “保家衛國” 的淺層認知，而是從 “家園守護”“文化傳承”“文明抗爭” 三個維度，對愛國精神進行了深度解構，展現出更為宏大的精神格局。

 

在 “家園守護” 的維度上，史不屈的形象最具代表性。他對 “國” 的認知，始于對 “家” 的眷戀 —— 東北黑土地上的村莊、父母的笑容、田地里的莊稼，這些具體的 “家園符號” 是他愛國精神的起點。當日軍摧毀他的家園、殺害他的親人時，他對 “愛國” 的理解從 “守護小家” 升華為 “保衛整個民族的家園”。在戰斗中，他始終將 “收復失地、讓百姓重返家園” 作為奮斗目標，這種從個人情感出發的愛國情懷，更具人性溫度，也更能引發讀者的共鳴。作家通過史不屈的成長，告訴讀者：愛國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對腳下土地、身邊親人的深情守護，是對 “家園不被侵犯” 的堅定信念。

 

“文化傳承” 維度的愛國精神，在陳陽的形象中體現得最為鮮明。作為知識分子，陳陽深知，戰爭不僅是軍事的對抗，更是文化與文明的較量。日軍在占領區推行奴化教育，燒毀中國書籍，禁止中國傳統文化傳播，試圖從精神上瓦解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對此，陳陽與戰友們秘密組織 “地下讀書會”，向百姓與戰士們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與進步思想 —— 他教孩子們讀《論語》《孟子》，向戰士們講解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用文化的力量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在一次日軍 “清剿” 中，為了保護一批珍貴的古籍，陳陽冒著生命危險將書籍轉移到安全地帶，自己卻被日軍逮捕，遭受了嚴刑拷打。即使在獄中，他依然堅持向獄友們傳播文化知識，鼓勵大家堅守民族氣節。陳陽的經歷表明，愛國不僅是拿起武器反抗侵略，更是對民族文化的堅守與傳承 —— 文化不滅，民族的精神就不會消亡。

 

而 “文明抗爭” 維度的愛國精神，則通過明厲史的穿越視角得以凸顯。作為來自現代的 “旁觀者”，明厲史清楚地知道，抗戰不僅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更是一場捍衛人類文明底線的正義之戰。日軍在戰爭中實施的細菌戰、屠殺平民等暴行，是對人類文明的踐踏；而中國人民的抗戰，不僅是為了國家獨立，更是為了守護 “生命至上”“和平正義” 的文明準則。在小說中，明厲史多次在日記中反思：“他們（抗戰軍民）或許不知道‘人類文明’的宏大概念，但他們用行動捍衛著最基本的文明底線 —— 不向暴行屈服，不放棄對正義的追求。” 這種視角讓愛國精神超越了國界與時代，上升到 “守護人類共同文明” 的高度，為當代讀者理解愛國精神提供了新的維度 —— 愛國并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對正義與文明的堅定捍衛，這種精神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性。

 

（二）團結精神的具象化：打破界限的 “命運共同體”

團結精神是抗戰勝利的重要保障，也是《烽火榮光》著重展現的精神內涵。作家沒有將團結精神簡單地描寫為 “軍民合作”，而是通過刻畫不同群體、不同身份、不同立場的人們在抗戰中的互動與融合，構建起一個打破階層、地域、身份界限的 “抗戰命運共同體”，讓團結精神變得具體可感。

 

首先，小說打破了 “軍隊與百姓” 的界限，展現了 “軍民一家親” 的魚水深情。在根據地，八路軍戰士與百姓之間沒有明顯的身份隔閡：戰士們幫助百姓種地、收割、修建房屋，百姓們則為戰士們縫補衣服、籌集糧食、照顧傷員。在柳河鎮，一位老大娘將家中僅有的一只雞殺了，給受傷的戰士補身體；戰士們則在寒冬臘月里，冒著嚴寒為百姓們修繕漏雨的房屋。這種互幫互助的場景，并非刻意設計的 “感人情節”，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互動，讓 “軍民團結” 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實的情感聯結。作家通過這些細節告訴讀者：團結不是外力強加的要求，而是在共同的苦難與奮斗中形成的情感共鳴，是 “你為我舍生，我為你忘死” 的命運相依。

 

其次，小說打破了 “不同武裝力量” 的界限，展現了 “一致對外” 的協作精神。八路軍、地方抗日武裝、甚至原本互不相識的 “散兵”，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都放下了彼此的分歧，攜手抗擊日軍。在攻打平安鎮的戰斗中，八路軍負責正面進攻，地方抗日武裝利用地形開展游擊戰，吸引日軍火力，而一群原本流落在外的 “散兵” 則主動請纓，負責破壞日軍的交通線。雖然這些武裝力量的裝備、戰術、背景各不相同，但在 “抗日” 這一共同目標下，他們形成了強大的合力。戰斗中，地方抗日武裝的首領為了掩護八路軍進攻，主動犧牲了自己的隊伍；“散兵” 中的領頭人則在炸毀日軍鐵路時，與日軍同歸于盡。這些情節展現了團結精神的真諦：在民族大義面前，個人利益、群體利益都要服從于國家利益，唯有放下分歧、攜手合作，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

 

最后，小說甚至打破了 “敵我陣營” 的界限，展現了 “人性良知” 對立場的超越。小說中，日軍士兵山田的形象并非臉譜化的 “惡魔”，而是一個有良知、有掙扎的普通人。他原本是一名教師，被強征入伍，來到中國戰場后，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內心充滿了痛苦與愧疚。在一次行動中，他偷偷放走了一名被俘的中國兒童，并將自己的食物分給了饑餓的百姓。最終，他因 “通敵” 罪名被日軍處決，臨死前，他留下了一封遺書，對自己參與戰爭的行為表示懺悔，并希望 “中日兩國永遠不再有戰爭”。山田的形象雖然不是小說的主流，卻極具深意 —— 他的存在表明，即使在敵對陣營中，人性的良知也未曾完全泯滅；而中國人民的抗戰，不僅是對日軍侵略的反抗，也是對人性良知與和平正義的喚醒。這種對 “敵人” 的人性化描寫，讓團結精神的內涵更加豐富：團結不僅是 “我們” 內部的聯合，更是對 “人性共同價值” 的追求，是對 “和平共處” 未來的向往。

 

（三）奮斗精神的時代轉化：從 “逆境抗爭” 到 “當代啟示”

《烽火榮光》對奮斗精神的描寫，并非停留在 “艱苦卓絕的戰斗” 層面，而是深入挖掘奮斗精神的內核 —— 在困境中堅守信念、在失敗中尋求突破、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并將這種內核與當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相結合，為當代讀者提供了可借鑒的精神力量。

 

小說中，抗戰軍民面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武器裝備落后、物資極度匱乏、敵我力量懸殊、自然環境惡劣…… 但他們從未被困難打倒，而是在逆境中尋找生存與戰斗的機會。在根據地，戰士們冬天沒有足夠的棉衣，就用稻草填充衣服御寒；沒有足夠的糧食，就挖野菜、啃樹皮充饑；沒有先進的武器，就自己動手制作土地雷、土槍。在一次冬季 “反清剿” 中，八路軍被日軍圍困在深山里，大雪封山，糧食斷絕，戰士們靠吃雪、吃樹皮堅持了十幾天，卻始終沒有放棄抵抗，最終在百姓的幫助下成功突圍。這些情節展現的奮斗精神，核心在于 “不向困境低頭” 的堅韌意志 —— 即使面對看似無法戰勝的困難，也要堅守信念，尋找出路。

 

而在 “失敗中尋求突破” 的奮斗精神，則在明厲史與陳陽的形象中體現得尤為突出。明厲史帶著現代知識來到抗戰年代，試圖用科學技術改變戰局，卻屢屢碰壁：他設計的通訊設備因缺乏電力無法使用，他提出的醫療方案因沒有藥品難以實施。但他沒有因此放棄，而是不斷調整思路，將現代知識與當時的實際條件相結合 —— 他用簡易材料制作了 “土電話”，解決了部隊的通訊問題；他教戰士們用草藥治療常見病，緩解了醫療資源短缺的困境。陳陽在指揮戰斗時也曾多次失敗，甚至因決策失誤導致戰友犧牲，但他沒有沉溺于自責，而是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研究日軍的戰術特點，不斷優化作戰方案，最終成長為優秀的指揮員。這種 “在失敗中學習、在挫折中成長” 的奮斗精神，對當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 在科技創新、職場競爭、個人成長的道路上，失敗與挫折不可避免，關鍵在于能否從失敗中汲取教訓，調整方向，繼續前行。

 

更重要的是，小說將抗戰時期的奮斗精神與當代社會的 “奮斗目標” 相連接，讓這種精神具有了現實生命力。在小說結尾，明厲史重返現代后，將自己在抗戰年代的經歷整理成書，書名就叫《烽火榮光》。他在書中寫道：“當年的先輩們為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奮斗；今天的我們，應該為了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而奮斗。奮斗的目標不同，但奮斗的精神一脈相承 —— 那就是堅守信念、勇于探索、永不放棄。” 這段文字，既是小說人物的感悟，也是作家對讀者的期許。它讓讀者明白，抗戰精神并非只存在于歷史中，而是可以轉化為當代社會的奮斗動力 —— 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們需要像明厲史那樣，將先進知識與實際需求結合，攻克 “卡脖子” 技術；在鄉村振興領域，我們需要像史不屈那樣，對土地與人民充滿深情，扎根基層、默默奉獻；在文化傳承領域，我們需要像陳陽那樣，堅守民族文化根基，讓傳統文化煥發新的生機。

 

四、現實映照：歷史記憶的當代傳承與價值轉化

 

優秀的歷史題材文學作品，從來不是對歷史的簡單復刻，而是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為當代社會提供精神滋養與價值指引。《烽火榮光》以其深刻的歷史反思與豐富的精神內涵，在歷史記憶與當代生活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不僅讓讀者銘記歷史，更引導讀者思考如何將歷史記憶轉化為當代行動，如何讓抗戰精神在新時代煥發新的活力。

 

（一）歷史記憶的 “活化傳承”：從 “記住歷史” 到 “理解歷史”

在當代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抗戰歷史與年輕一代的距離逐漸拉遠，如何讓歷史記憶不被遺忘，成為重要的文化命題。《烽火榮光》沒有采用 “說教式” 的歷史普及，而是通過文學的感染力，實現了歷史記憶的 “活化傳承”—— 它讓讀者不僅 “記住” 歷史事件，更 “理解” 歷史背后的人性與精神，從而真正將歷史記憶內化為精神財富。

 

小說通過 “沉浸式” 的敘事，讓年輕讀者能夠 “走進” 歷史。明厲史的穿越設定，本質上是為當代讀者提供了一個 “歷史體驗通道”—— 他帶著現代青年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進入抗戰年代，其遇到的困惑、產生的思考，與當代年輕讀者面對歷史時的心態高度契合。當明厲史因找不到手機而焦慮，因吃不慣粗糧而抱怨時，年輕讀者會產生 “代入感”；當他逐漸理解抗戰軍民的精神，放棄 “旁觀者” 身份加入戰斗時，年輕讀者也會隨之完成對歷史的 “重新認知”。這種 “以當代視角體驗歷史” 的方式，打破了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壁壘，讓年輕讀者不再是歷史的 “旁觀者”，而是 “參與者”，從而更深刻地理解歷史的復雜性與殘酷性。

 

同時，小說通過對歷史細節的 “人性化解讀”，讓歷史記憶更具溫度。對于抗戰歷史，年輕讀者往往只知道 “勝利” 的結果，卻不了解過程的艱辛；只知道 “英雄” 的標簽，卻不了解英雄的內心世界。《烽火榮光》則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展現了英雄的 “平凡一面”：史不屈會因思念親人而落淚，陳陽會因失敗而自責，明厲史會因恐懼而退縮。這些 “不完美” 的細節，非但沒有削弱英雄的形象，反而讓他們更加真實可信 —— 他們不是天生的 “超人”，而是在苦難中選擇堅強、在恐懼中選擇勇敢的普通人。這種 “人性化解讀” 讓年輕讀者明白：歷史不是冰冷的數字與事件，而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構成的；英雄不是遙不可及的符號，而是與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當讀者理解了這一點，歷史記憶就不再是 “需要背誦的知識點”，而是 “值得敬畏的生命故事”，從而真正實現了歷史記憶的 “內化傳承”。

 

（二）抗戰精神的 “當代轉化”：從 “精神認同” 到 “行動自覺”

傳承抗戰精神，關鍵在于將精神認同轉化為當代行動。《烽火榮光》通過塑造具有當代啟示意義的人物形象與情節，為讀者提供了 “如何踐行抗戰精神” 的具體路徑，讓抗戰精神從 “抽象認同” 變為 “行動自覺”。

 

在 “愛國精神” 的當代轉化上，小說引導讀者將 “守護家國” 的宏大命題，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中。明厲史在現代社會的經歷，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的關鍵紐帶 —— 他回到現代后，不再是沉迷于虛擬世界的 “躺平青年”，而是主動參與到社區志愿服務中：他為老人講解抗戰歷史，組織青少年參觀抗戰紀念館，甚至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參與到家鄉的鄉村振興項目中，幫助村民改善生活條件。作家通過明厲史的轉變暗示讀者：當代的愛國，不必是戰火中的沖鋒陷陣，而是在平凡崗位上的堅守與付出 —— 教師認真教書育人，是對 “文化傳承” 的愛國；醫生全力救死扶傷，是對 “生命守護” 的愛國；科研人員攻克技術難關，是對 “國家富強” 的愛國。這種 “平凡中的愛國”，讓當代讀者意識到，愛國精神并非遙不可及，而是融入在每一個日常選擇中：拒絕購買侵犯中國主權的商品，是愛國；主動維護公共秩序，是愛國；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也是愛國。

 

在 “團結精神” 的當代轉化上，《烽火榮光》則針對當代社會存在的 “原子化” 現象，提供了精神解藥。小說中 “抗戰命運共同體” 的構建，與當代社會倡導的 “社區共同體”“社會共同體” 理念高度契合。作家通過柳河鎮百姓與戰士們互幫互助的情節，引導讀者思考：在當代社會，團結精神同樣不可或缺 ——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危機，需要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志愿者與普通民眾的團結協作；面對鄉村振興的時代課題，需要政府、企業、村民的攜手努力；面對環境保護的全球挑戰，需要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共同參與。小說中，地方抗日武裝與八路軍放下分歧、攜手作戰的情節，更對當代社會具有啟示意義：在社會發展中，不同群體、不同行業難免存在利益差異，但只要樹立 “共同目標”，就能形成強大的合作合力。例如，在科技創新領域，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團結協作，能加速技術成果的轉化；在文化建設中，傳統藝人、文化學者與年輕創作者的攜手，能讓傳統文化煥發新活力。這種 “以共同目標凝聚團結力量” 的思路，為當代社會解決矛盾、促進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

 

而 “和平理念” 的當代轉化，是《烽火榮光》現實意義的又一重要落點。小說通過對戰爭殘酷性的深刻描寫，讓當代讀者更加珍惜當下的和平生活，同時也引導讀者思考：如何成為和平的守護者與傳播者。明厲史在現代社會中，積極參與 “反戰和平” 公益活動，他用自己在抗戰年代的親身經歷，向年輕人講述戰爭的危害，呼吁大家珍惜和平、反對暴力。這種情節設計，并非簡單的 “反戰說教”，而是讓讀者從 “歷史受害者” 的視角，理解和平的珍貴 —— 當讀者看到柳河鎮百姓在轟炸中失去家園，看到戰士們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時，會自然而然地產生 “拒絕戰爭、守護和平” 的情感共鳴。在當代社會，這種和平理念的轉化，體現為對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認同：支持國際人道主義援助，是維護和平；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是捍衛和平；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是建設和平。《烽火榮光》告訴讀者：和平不是被動等待的結果，而是需要每一個人主動守護的成果 —— 即使在和平年代，我們也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反對美化戰爭、歪曲歷史的行為，用實際行動維護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三）歷史反思的 “現實警示”：警惕虛無、堅守正義

除了精神傳承與價值轉化，《烽火榮光》還通過深刻的歷史反思，為當代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現實警示 —— 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堅守歷史正義，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小說中，明厲史在現代社會遇到的 “歷史虛無主義” 現象，極具現實針對性。有年輕人在網絡上質疑 “抗戰的必要性”，認為 “日軍侵華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有人刻意淡化日軍的暴行，將戰爭描述為 “兩國的正常沖突”；甚至有人惡搞抗戰英雄，對歷史人物進行無底線的調侃。面對這些現象，明厲史沒有選擇沉默，而是用自己在抗戰年代的親身經歷，撰寫文章、發表演講，駁斥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言論。他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我見過日軍用刺刀挑殺嬰兒，見過百姓在‘三光政策’下流離失所，見過戰士們用生命換來的每一寸土地 —— 這些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忘記歷史，就是對英雄的背叛；美化侵略，就是對人性的踐踏。” 這段充滿力量的話語，既是小說人物的吶喊，也是作家對當代社會的警示。

 

《烽火榮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并非停留在表面的口號式反駁，而是通過歷史細節的真實還原，讓讀者自發地認識到歷史虛無主義的荒謬性。小說中對日軍 “三光政策” 的細節描寫 ——“日軍在村莊里挨家挨戶地搜查，見人就殺，見房就燒，連剛出生的嬰兒都不放過。他們把百姓的糧食搶走，把牲畜殺光，臨走前還在水井里投毒”—— 這些血淋淋的歷史事實，讓任何試圖淡化日軍暴行、歪曲歷史的言論都不攻自破。同時，小說通過對英雄人物的 “人性化塑造”，駁斥了歷史虛無主義對英雄的 “解構” 與 “惡搞”—— 史不屈不是 “完美的神”，但他在苦難中堅守信念、在恐懼中選擇勇敢的精神，是不容褻瀆的；陳陽不是 “天生的領導者”，但他為了守護文化、喚醒民眾而付出的犧牲，是值得敬畏的。這些真實可感的英雄形象，讓讀者明白：英雄不是 “被塑造的符號”，而是用生命與鮮血踐行信念的普通人，對英雄的惡搞與詆毀，是對歷史正義的踐踏。

 

更重要的是，《烽火榮光》引導讀者思考：如何在當代社會堅守歷史正義。小說中，明厲史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建立了 “抗戰歷史記憶保護協會”，他們收集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整理抗戰文物，通過新媒體平臺傳播真實的抗戰故事。這種行動，為當代讀者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 —— 堅守歷史正義，不需要驚天動地的壯舉，而是從身邊的小事做起：認真學習歷史，拒絕傳播錯誤的歷史信息；尊重抗戰老兵，傾聽他們的故事；主動抵制惡搞英雄、歪曲歷史的作品；向身邊的人普及正確的歷史知識。正如小說中陳陽所說：“歷史正義，不是靠別人賜予的，而是靠每一個人用行動捍衛的。只要我們記得，歷史就不會被遺忘；只要我們堅守，正義就不會缺席。”

 

五、文學創新：抗戰題材創作的新范式與啟示

 

《烽火榮光》的價值，不僅在于其歷史還原的深度與精神內涵的厚度，更在于它為中國當代抗戰題材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創作范式與藝術啟示。在抗戰題材創作面臨 “同質化”“概念化” 困境的當下，袁竹以獨特的敘事視角、創新的藝術手法與深刻的當代意識，打破了傳統抗戰題材的創作局限，為這一題材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敘事視角的創新：從 “全知視角” 到 “多重視角融合”

傳統抗戰題材創作，多采用 “全知全能” 的敘事視角，作家如同 “上帝” 一般，掌控著故事的全部進程，讀者只能被動地接受作家傳遞的歷史信息與價值觀念。這種敘事方式雖然能展現宏大的歷史場景，卻容易導致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與讀者的 “疏離感”。而《烽火榮光》則打破了這種單一視角的局限，采用 “多重視角融合” 的敘事策略，讓讀者從不同維度感受歷史，增強了作品的代入感與思辨性。

 

明厲史的 “現代穿越視角”，是小說敘事視角創新的核心。這一視角的引入，不僅打破了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壁壘，更讓讀者能夠以 “當代人的眼光” 審視歷史，產生 “沉浸式” 的閱讀體驗。當明厲史用現代科學知識分析抗戰時期的戰術漏洞時，讀者會不自覺地跟隨他的思路，思考 “如果我在那個年代，會怎么做”；當他因現代生活習慣與抗戰環境產生沖突時，讀者會因 “共情” 而更深刻地理解歷史的復雜性。這種 “以今觀古” 的視角，讓抗戰歷史不再是 “遙遠的過去”，而是與當代讀者息息相關的 “鮮活記憶”。

 

與此同時，史不屈的 “底層士兵視角” 與陳陽的 “知識分子視角”，則從不同維度補充了歷史的細節與溫度。史不屈的視角，讓讀者看到了抗戰中 “普通人” 的掙扎與成長 —— 他沒有高深的理論知識，沒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卻用最樸素的情感與最堅定的行動，詮釋了愛國精神的內涵。通過他的眼睛，讀者能看到東北黑土地的苦難，能感受到普通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能體會到戰士們在艱苦環境下的樂觀與堅強。而陳陽的 “知識分子視角”，則為讀者提供了 “文化抗戰” 的獨特維度 —— 他對奴化教育的反抗，對傳統文化的堅守，讓讀者明白：抗戰不僅是軍事的對抗，更是文化與精神的較量。這種 “多重視角融合” 的敘事方式，讓小說的歷史圖景更加立體、全面，也讓讀者能夠從不同角度理解抗戰精神的豐富內涵。

 

（二）藝術手法的突破：從 “現實主義單一敘事” 到 “跨時空敘事融合”

傳統抗戰題材創作，多遵循現實主義的單一敘事手法，注重歷史事件的線性還原與人物形象的寫實塑造。這種創作手法雖然能保證歷史的真實性，卻容易陷入 “平鋪直敘” 的困境，缺乏文學的想象力與藝術感染力。《烽火榮光》則突破了這種局限，將 “現實主義敘事” 與 “跨時空敘事” 有機融合，在保證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增強了作品的戲劇張力與思辨色彩。

 

明厲史的 “穿越” 情節，是跨時空敘事的核心載體。作家沒有將 “穿越” 簡單地作為吸引讀者的 “噱頭”，而是將其作為連接歷史與現實、引發讀者思考的重要手段。明厲史在抗戰年代與現代社會之間的 “時空穿梭”，形成了強烈的 “時空對比”—— 抗戰年代的艱苦與現代社會的繁華，抗戰軍民的犧牲與當代青年的生活，這種對比不僅讓讀者更加珍惜當下的和平生活，更引發了讀者對 “歷史與現實關系” 的深度思考：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得來的？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歷史？我們應該如何傳承先輩的精神？這種 “跨時空對話”，讓小說的主題不再局限于 “銘記歷史”，而是上升到 “歷史與現實的互動”“精神的當代傳承” 等更宏大的層面。

 

同時，作家還巧妙運用 “日記體”“書信體” 等藝術手法，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與情感感染力。明厲史的 “抗戰日記”，不僅記錄了他在抗戰年代的所見所聞所感，更成為他與現代讀者對話的重要媒介 —— 日記中對戰爭殘酷性的描寫，對戰友犧牲的悲痛，對和平的渴望，都能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而日記中對歷史的反思，對精神的感悟，則能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歷史的意義。陳陽寫給家人的書信，則從 “個人情感” 的角度，展現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 他在信中對家人的思念，對民族危亡的憂慮，對抗戰勝利的信念，讓讀者看到了知識分子 “以天下為己任” 的精神擔當。這種 “多文體融合” 的藝術手法，讓小說的敘事更加靈活、生動，也讓作品的情感表達更加細膩、深刻。

 

（三）創作理念的啟示：從 “歷史復刻” 到 “歷史與現實的對話”

《烽火榮光》的成功，為當代抗戰題材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創作理念啟示：優秀的抗戰題材文學作品，不應是對歷史的簡單 “復刻”，而應是 “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不應只注重歷史事件的還原，而應注重歷史精神的當代傳承；不應只追求 “感人肺腑” 的情感效果，而應追求 “引人深思” 的思想深度。

 

首先，抗戰題材創作應注重 “歷史真實與當代意識的結合”。作家在還原歷史的同時，應融入當代視角，思考歷史對當代社會的啟示意義。《烽火榮光》之所以能引發讀者共鳴，關鍵在于它沒有停留在對歷史的 “懷舊式” 書寫，而是始終關注 “歷史如何照亮現實”—— 通過明厲史的現代經歷，將抗戰精神與當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相結合；通過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回應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這種 “歷史與現實對話” 的創作理念，讓抗戰題材作品不再是 “博物館里的展品”，而是 “活在當下的精神財富”。

 

其次，抗戰題材創作應注重 “精神內涵的深度挖掘與多元表達”。“愛國”“團結”“奮斗” 等精神內涵，不應是貼在人物身上的 “標簽”，而應通過具體的人物行動與情感描寫，轉化為可感可知的藝術形象。《烽火榮光》對愛國精神的 “三維解構”，對團結精神的 “具象化塑造”，對奮斗精神的 “時代轉化”，都為抗戰題材創作提供了借鑒 —— 作家應深入挖掘民族精神的豐富內涵，結合不同人物的身份、經歷與視角，展現精神內涵的多元性與復雜性，讓讀者在感受故事魅力的同時，獲得精神的滋養與啟示。

 

最后，抗戰題材創作應注重 “藝術創新與歷史真實的平衡”。文學創作需要想象力與藝術創新，但抗戰題材創作的特殊性在于，它不能脫離歷史真實的根基。《烽火榮光》的 “穿越” 設定雖然帶有奇幻色彩，但始終以歷史真實為前提 —— 明厲史的現代知識無法改變歷史的走向，他的行動始終符合抗戰時期的歷史邏輯；小說中的戰斗場景、生活細節，均嚴格遵循歷史史實。這種 “藝術創新不違背歷史真實” 的創作原則，讓作品既充滿文學的想象力，又具有歷史的厚重感，為抗戰題材創作如何在 “創新” 與 “真實” 之間找到平衡，提供了重要參考。

 

六、結語：文學的榮光與民族的精神長河

 

袁竹的《烽火榮光》，是一部真正意義上 “立得住、傳得開、留得下” 的抗戰題材文學力作。它以恢弘的敘事格局，還原了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以細膩的人物塑造，展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以深刻的現實映照，實現了歷史記憶的當代傳承；以創新的藝術手法，為抗戰題材創作開辟了新的路徑。這部作品，不僅是對烽火歲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對民族精神的詩意禮贊；不僅是對歷史的銘記，更是對未來的指引。

 

在中華民族的精神長河中，抗戰精神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流。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抗爭，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彰顯著中華民族的堅韌與希望。《烽火榮光》的價值，就在于它將這條精神支流，匯入了當代社會的精神海洋 —— 它讓年輕一代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珍惜和平；它讓當代人傳承精神，不是為了固守過去，而是為了開創未來。正如小說中明厲史在《烽火榮光》一書的序言中所寫：“我們銘記歷史，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我們傳承精神，是為了讓民族的榮光永遠閃耀。”

 

在當今時代，我們需要更多像《烽火榮光》這樣的優秀作品。它們不僅能夠豐富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夠幫助我們在紛繁復雜的現實中，堅守歷史正義，傳承民族精神，凝聚發展力量。同時，我們也期待更多作家能夠以《榮光》為榜樣，深入挖掘歷史資源，創新藝術表達手法，創作出更多具有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抗戰題材作品，讓文學的榮光照亮民族的精神長河，讓民族的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烽火榮光》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一部小說的范疇。它是一座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讓我們在回望中汲取力量；它是一面映照民族精神的鏡子，讓我們在審視中堅守初心；它是一盞照亮未來之路的明燈，讓我們在前行中明確方向。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先輩們的苦難與抗爭，看到了民族的精神與希望，也看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與使命。愿我們都能從《烽火榮光》中汲取力量，以史為鑒，開創未來，讓中華民族的榮光，在歷史的長河中永遠閃耀，在時代的浪潮中永續傳承。

 

作者簡介：李櫟，藝評人，在《中國作家網》《搜狐網》《作家網》《四川新聞網·麻辣社區》等發表數十篇文學評論。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