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超越鄉土與官場的寓言

——解密《羊的門》里的鄉土、權力與生存困局

 

作者：羅登廉

 

李佩甫的《羊的門》，是一部值得一讀的長篇力作。在我看來，它比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生命冊》更具有生命力。《羊的門》不像那些懸浮的小說，只在紙面上搭建光鮮的故事，而是把根深深扎進豫北平原的泥土里，像一棵參天大樹一樣，一點點結出對人性、權力與生存的果實，讓人看著想吃，但吃起來又略帶苦澀的味道。這本書難以簡單定義，說是鄉土小說，卻藏著官場的波譎云詭；說是官場小說，又裹著鄉土的根脈；說是政治小說，卻滿是普通人的悲歡。它就像呼家堡那片土地，看似平坦，底下卻盤桓著縱橫交錯的暗流。

 

平原人的生存哲學與無奈

 

《羊的門》里的鄉土，不是文人筆下“麥浪滾滾”的浪漫想象，而是帶著煙火氣與生存重量的真實圖景。李佩甫用大量諸如“吃了嗎”“上屋吧”這些豫北方言里的日常客套話，鋪陳場景。它們不是簡單的問候，而是藏著鄉土社會的人情世故。 問“吃了嗎”的人未必真要留飯，是借這話拉近距離，探探對方的近況；說“上屋吧”的人未必真心歡迎，是給對方面子，也把握了彼此的分寸。這些話語里的潛臺詞，是平原人在長期農耕生活里琢磨出的相處智慧，透著一股子實在，也藏著一絲小心翼翼。

 

更動人的是，書中對平原人生存姿態的描摹。“在這塊土地上，人是活臉面的，臉面就是人的命”，這句話像一把鑰匙，能打開無數中原人的生存邏輯。為了臉面，窮人家辦喜事也要借件新褂子撐場面；為了臉面，鄰里間有矛盾也不會當面撕破臉，要找中間人調停；為了臉面，男人再苦再累也得撐著家，女人再難再委屈也得顧著家的體面。這臉面不是虛榮，是平原人在土地上討生活的底氣，是他們在貧瘠與艱難里守住的最后一點尊嚴。

 

還有那些關于“活”的句子，讀來讓人心生沉郁。“我的祖輩，我的父輩，他們從來就沒有過愛，他們也不知道什么叫愛。他們只知道一個字：活……他們是在將就中活的……兒子是要生的，沒有愛也要生。一個兒子是一個希望，兩個兒子就是兩個希望……他們是在種植未來。” 這不是某一代人的寫照，而是中原農耕文明里無數人的生存常態。他們不懂風花雪月，不懂情感表達，只知道把種子種進地里，把孩子拉扯大，日子再苦，只要有口氣，就得往下熬。這種“將就”里，藏著對生命的敬畏，對未來的樸素期待，可在物質漸豐的當下讀來，又滿是心酸。他們用一輩子的“活”，撐起了家的未來，自己卻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

 

李佩甫寫鄉土，不是單向度的贊美或批判，而是帶著理解的共情。他寫平原人的堅韌，也寫他們的局限；寫鄉土社會的溫情，也寫其中的封閉。呼家堡的人靠著土地謀生，也被土地束縛；他們重視人情，也困在人情里。這種復雜的鄉土圖景，讓《羊的門》的鄉土敘事有了厚度，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這片土地上人生存狀態的深度觀照。

 

權力游戲中的人性博弈

 

《羊的門》里的官場線，繞不開呼國慶的沉浮。這條線沒有驚天動地的反腐大案，卻把官場里的權力邏輯寫得入木三分。官場于呼國慶而言，不是實現理想的舞臺，而是一場關于利益與生存的博弈。他從鄉黨委書記起步，靠著討好市領導謝麗娟升任副縣長，又為了扶正情人設計原配，本以為天衣無縫，卻被對手王華欣抓住把柄。眼看要丟官，靠呼天成的人脈起死回生，還升了縣委書記；可沒過多久，又因范騾子的出賣陷入貪污風波，最終還得靠呼天成解圍，卻也不得不放棄官場，回到呼家堡。

 

這一路沉浮里，藏著官場最真實的規則。權力是終極目標，為了權力，陽謀陰謀皆可為之。呼國慶為了權力，能犧牲感情；王華欣為了權力，能處心積慮報復對手；范騾子為了權力，能反復倒戈。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在官場線里被演繹得淋漓盡致。而“靠山”與“人情”，則是官場生存的硬通貨。王華欣的靠山是市委書記李相義，靠的不是金銀珠寶，而是老婆精心研磨的“胎盤膠囊”。這種帶著私人化的“人情”，比錢財更難償還；呼國慶的靠山是呼天成，呼天成四十年里攢下的“人情存款”，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省行行長，關鍵時刻都能成為救命稻草。反觀范騾子，沒有靠山，沒有人脈，即便再有能力，也只是別人手里的棋子，有用時拿來用，沒用時隨手丟棄。

 

李佩甫寫官場，最厲害的是不做道德評判，只客觀呈現。他不把呼國慶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也不把王華欣寫成純粹的反派。呼國慶有野心，也有掙扎；王華欣有算計，也有無奈。他們都是權力游戲里的參與者，被權力推著走，也主動追逐權力。這種中性的敘事，讓官場線擺脫了“非黑即白”的淺薄，呈現出人性在權力面前的復雜。權力能讓人膨脹，也能讓人迷失；能讓人實現欲望，也能讓人付出代價。

 

官場線還藏著對“人情社會”的反思。呼天成的“人情存款”，本質上是把人際關系異化為權力工具。他幫過的人，日后要為他所用；他積累的人情，最終都變成了掌控他人的資本。這種“人情”不再是純粹的善意，而是帶著功利目的的投資。當人情變成權力的籌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溫情，也便慢慢被消解了。

 

呼天成的權力建構與專制困局

 

若說《羊的門》有一個核心人物，那必然是呼天成。這個呼家堡的“當家人”，不是傳統鄉土小說里的老農民，也不是官場小說里的官員，而是一個深諳權力運作的“政治高手”。他身上有中原大地的厚重，也有權力者的復雜，是書中最具張力的形象。

 

呼天成構建權力的過程，堪稱一部鄉土社會的“權力教科書”。第一步是“正風氣”。呼家堡窮的時候，偷盜成風，他抓住全村人的把柄卻不追究，這是“恩”；再推出孫布袋游街示眾，樹立反面典型，這是“威”。一恩一威之間，既讓村民感激他的寬容，又讓他們敬畏他的手段，偷盜風氣就此扭轉，他也初步建立起權威。第二步是“破迷信”。平原人信鬼神，鬼神的權威遠超凡人，呼天成在“小娥事件” 里直接叫板封建舊俗，讓村民覺得“連鬼神都不怕的人，才值得追隨”，就此取代鬼神，成為村民心中的“最高權威”。第三步是“統一思想”。他發起“斗私批修”運動，哪怕斗出人命，也要用負罪感裹挾村民，讓他們把精力都投入到建新村中。“羊有的時候就得趕一趕，你不趕，它就不走。”這句話道破了他的統治邏輯，即用外力規訓村民的思想，讓他們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變成“聽話的羊”。

 

呼天成的權力，還來自他對“人情”的經營。他不像官員那樣靠職位掌控權力，而是靠四十年積累的“人情網”。中央領導老秋、省委組織部處長邱建偉、省行行長范炳臣，這些人都曾受他恩惠，日后便成了他的“資源”。呼國慶兩次出事，都是靠他這張網解圍；呼家堡能從窮村變成富裕村，也離不開這張網帶來的政策與資金。這種“人情權力”，比制度性權力更隱蔽，也更牢固。因為制度會變，職位會換，但人情帶來的羈絆，卻能跨越層級，貫穿多年。

 

可呼天成的形象，又絕非“專制者”那么簡單。他有私欲，對秀丫的感情是他一輩子的軟肋，為了克制這份欲望，他甚至屠盡全村的狗，用極端的方式戰勝自己的本能。他也有“公心”，帶領呼家堡致富是真的，讓村民過上好日子也是真的。他不是純粹的好人，也不是純粹的壞人，而是一個在權力與欲望中掙扎的“復雜人”。他用權力構建了呼家堡的“繁榮”，卻也用權力扼殺了村民的思想；他讓呼家堡人物質富足，卻也讓他們變成了沒有自我的“羊”。這種矛盾，讓呼天成超越了“臉譜化”的權力者形象，成為一個立體的、值得深思的文學典型。

 

“羊的門”背后的生存困局

 

“羊的門”是全書的核心隱喻，這扇門到底通向哪里？書中沒有明說，卻在字里行間給出了答案。呼家堡的村民是“羊”，溫順、聽話，跟著呼天成這只“牧羊人”走，他們從這扇門里得到了物質的富足，卻也失去了精神的自由。這扇門，既是“希望之門”，也是“牢籠之門”。

 

呼家堡的“繁榮”是靠“牧羊式”的統治實現的。呼天成用獎勵與懲罰馴化村民，用會議與運動統一思想，讓他們相信“跟著呼伯走，才有好日子過”。村民們不再思考“為什么”，只知道“怎么做”；不再有自己的想法，只知道服從。當有人為了得到表揚而砍掉自己的手指頭，當全村人為了病重的呼天成集體學狗叫，這種“順從”已經變成了一種病態的狂歡。他們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與獨立，變成了依附于權力的“工具”。

 

這種“牧羊式”的生存困局，不僅存在于呼家堡，更折射出某種普遍的生存狀態。李佩甫通過呼家堡，寫的不是一個村的故事，而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生存鏡像。人們渴望擺脫貧困，卻在追求富足的過程中，不經意間失去了更珍貴的東西；人們依賴權威帶來的穩定，卻也在依賴中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困局，是物質與精神的矛盾，是自由與服從的博弈，也是每個時代都可能面臨的生存命題。

 

書中還有很多隱藏的隱喻，比如“狗”的意象。呼天成因為被狗叫打斷了與秀丫的私情，便屠盡全村的狗。狗是忠誠的象征，也是警惕的象征，屠狗不僅是呼天成克制私欲的極端方式，更是他消除“異己”、鞏固權力的手段。任何可能打破他統治秩序的“聲音”，都要被消滅。再比如，“泥蛋”的隱喻，呼天成被稱為“玩泥蛋的人”，“泥蛋”既是呼家堡的村民，也是他手中的權力。他把“泥蛋”捏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卻也在捏塑的過程中，讓“泥蛋”失去了原本的形狀。

 

這些隱喻，讓《羊的門》超越了“鄉土”與“官場”的范疇，成為一部關于人性、權力與生存的寓言。它不直接批判什么，也不刻意歌頌什么，只是把呼家堡的故事擺出來，讓讀者自己去看、去想。當“羊”習慣了被“牧羊”，當“門”變成了“牢籠”，我們該如何尋找真正的自由與尊嚴？

 

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文學力作

 

《羊的門》的價值，在于它的“真實”與“深刻”。李佩甫沒有回避鄉土社會的復雜性，沒有簡化官場的權力邏輯，也沒有美化權力者的形象。他用現實主義的筆觸，把中原大地的人情世故、權力運作、生存困境一一鋪陳開來，讓讀者看到一個“不完美”卻無比真實的世界。這種真實，不是“記錄式”的真實，而是“文學式”的真實。它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能引發讀者的共鳴與思考。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羊的門》的語言極具特色。李佩甫的文字帶著鄉土的粗糲與鮮活，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有直擊人心的力量。他寫平原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寫村民的臉，“皺得像曬干的紅薯皮”；寫官場的虛偽，“笑里藏著刀，話里裹著蜜”。這些文字不刻意雕琢，卻充滿了生活的質感，能讓讀者瞬間走進書中的場景，感受到中原大地的溫度與氣息。

 

更重要的是，《羊的門》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這本書寫的是特定時代的故事，卻探討了永恒的命題：權力如何影響人性？人該如何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尋找平衡？個體該如何保持獨立的自我？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過時。即便在今天讀來，我們依然能從呼家堡的故事里，看到當下社會的影子，感受到那些關于生存與尊嚴的叩問。

 

李佩甫曾說：“一個民族的秘史需要以文學的方式來探究，真正的文學里一定有作家自己的血肉。”《羊的門》就是這樣一部有“血肉”的作品，它帶著李佩甫對中原大地的深情，對人性的洞察，對時代的思考，成為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文學力作。它不像某些快餐式的小說，讀過就忘，而是像一杯陳酒，越品越有味道，越讀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厚重與深刻。

 

《羊的門》是一本復雜的書，也是一本真誠的書。它在鄉土與官場的交織中，寫透了人性的復雜；在權力與欲望的博弈中，叩問了生存的意義；在隱喻與現實的碰撞中，呈現了時代的鏡像。李佩甫用他的筆，把中原大地的泥土、人情、權力都揉進了書中，讓我們看到，文學不僅能記錄生活，更能照亮生活。它能讓我們在復雜的世界里，看清自己的位置，思考自己的選擇，守住自己的尊嚴。

 

讀《羊的門》，就像走在豫北平原的田埂上，腳下是堅實的泥土，眼前是遼闊的田野，心里卻裝著沉甸甸的思考。這本書，值得每一個想讀懂鄉土、讀懂人性、讀懂時代的人去讀、去品、去悟。

 

作者簡介：羅登廉，湖北麻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現定居北京，為報刊編輯、自由撰稿人。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