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像其它藝術形態一樣，文學的創新以轉型時代的文化碰撞、流變為底色，是一個時代精神狀況的寫照。每個文學巔峰的到來，都有文化的創生與繁榮作為鋪墊。正是從東漢初年開始的外來佛教文化與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與重構，為中華唐、宋文學的高峰做了充分的精神準備；而利馬竇則開啟了中、西文明的第二季大規模碰撞、裂變與創生，帶來了中華文學從明清到現當代的又一個花團錦簇時代。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兩種文化的交觸是必然也可能完成的，并將會帶來文學藝術的創新、繁盛時代。面對“時代轉型與文學創新”的議題，堅持這樣的文化自信與定力十分重要。
值得擔憂的是，身處文化碰撞與文學創新的進行時中，在西方物質、技術文化的裹挾、迷戀中，在制度文化的嘗試與游移中，在精神文化的移植、沖擊中，我們正在失去這種自信與定力，陷于精神的失重與失速狀態，中華傳統的東方智慧與靈性正在失傳、凋萎，其中，藝術化生存、生活方式的遺忘是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這將直接影響到文學的創生與繁衍力量。
倡導物質、技術時代的藝術化生存，呵護中華文脈的存續基因，是我的一個基本主張。因為種種的因緣際會，促成了我與同道者開始了一場藝術化生存的試驗，我們在遠離市區的山畔社區結群而居，每逢周末，我們會從城市來到山間，從物質、技術、數字、官僚空間切換到清風、明月、詩酒、性情的藝術世界，嘗試另一種生活方式，恢復生命中本有的靈性與詩意。我在這里創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榆下清風》，并且，我不是一個人在寫詩，而是有一個幾十個詩友的詩社，是一個群體在寫詩，一年會出一本厚厚的詩集，并且排演了詩劇。我們周圍還有依據興趣、愛好，形成了不同的藝術與精神部落，如話劇團、合唱團、油畫社、禪修會、戲劇社等。鄉民們在這里日常的生活內容主要是種菜、種花、爬山、喝茶、討論問題，再有就是寫詩、唱歌、作畫、排演話劇等，很充實，感覺找回了久違的自我。馬克思曾說過一種生活方式：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自己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者批判者。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達到了這種境界，但確實，在藝術化的生活實踐中，詩意的棲息正在成為一種現實。專家來到這里進行考察后評價說：“在中國社會面臨文明病、工業病的時代，詩意生存、詩意棲居，既是一個延續幾千年的古老傳統，也是超越現實精神困境的方向，這對于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是有啟發意義，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個實踐方式。”
在大時代的喧囂與變革中，我們的文藝試驗正在偏僻的山隅繼續進行。試驗何以能夠在這里展開、又能持續多久？是否可以復制到更廣大的人群？在我都是一個未知數。但就“時代轉型與文學創新”這樣宏大、理論的話題，它也許具有鮮活、實證的標本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