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晚年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談詩》，是從《紅樓夢》里的香菱學詩開始的。香菱喜歡陸游的兩句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去問林黛玉，黛玉說：“這種詩千萬不能學。學作這樣的詩，你就不會作詩了。”學詩，未必一開始就懂得好詩的境界，但至少要明白壞詩是什么樣子的。至于香菱喜歡的這兩句詩到底壞到什么程度，錢穆有言：“放翁這兩句詩，對得很工整，其實則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沒有人。若說它完全沒有人，也不盡然，到底該有個人在里面。這個人，在書房里燒了一爐香，簾子不掛起來，香就出不去了。他在那里寫字，或作詩，有很好的硯臺，磨了墨，還沒用。則是此詩背后原是有一人，但這人卻叫什么人來當都可，因此人不見有意境，不見有情趣。無意境，無情趣，就算有此人，也只是個俗人。僅有人買一件古玩，燒一爐香，自己以為很高雅，其實還是俗。因為在這環境中，換另一個人來，不見有什么不同，這就算做俗。”
　　
　　 傅浩最近出了一本《秘密：我怎樣作詩》，是他歷年的詩歌和詩論合集，書末有一個跋，講述其學詩歷程，里面提到十四五歲時在墻上即興寫過兩句題畫詩：“裊裊楊柳桃源地，飄飄葛衣荷鋤人。”竟得他愛好風雅的祖父大贊，一時好不得意。而這種無知少年的得意，從這本書的內容來看，竟然籠罩了作者隨后的成年時代。如果說陸游寫過大量的壞詩不假，但至少他也寫下了《臨安春雨初霽》那樣的杰作，而縱觀《秘密》一書，從那個剛剛學詩的懵懂少年到如今功成名就的詩歌翻譯家兼外文教授，傅浩大半生的所謂詩作，都不曾擺脫當年十四五歲時題畫詩的境界，而這境界尚不及陸游的壞詩于萬一，竟然都能這么一直得意，竟然都能以行家的姿態，來談論詩歌的秘密。
　　
　　 傅浩的詩，基本是郭沫若式的新臺閣體和民間梨花體的混合，再裹上一層所謂英詩敘事體的奶油，比如他寫于2011年初的《仿葉芝三章》，“現在我國正強大起來/絕不是為了稱霸/而是讓國民更好生活/不再受欺侮威嚇。”這樣的詩，不僅是對每個有正常判斷力的中國讀者的侮辱，更是對葉芝的侮辱。作者在書末感嘆，“我的詩作在內地較難發表，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一般編輯不能或不敢欣賞我的作品，”我在此要正式向拒絕傅浩詩作的編輯致敬，而這樣的拒絕也印證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想法，即無論漢語新詩在今天的狀況有多么不理想，放在中國當下整體的文藝范疇內，新詩，都依舊是最得現代性精髓、最一騎絕塵的領域。
　　
　　 可以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新詩的發展是被詩歌翻譯所推動的。從新月派到九葉派乃至新時期，最好的詩人都是一邊寫詩，一邊翻譯。新中國成立之后，文學大倒退，很多詩人的創作停頓，但詩歌翻譯倒是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其中以袁可嘉、穆旦和鄭敏為著，可以說，這些詩人的譯詩，哺育了日后的幾代詩人。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詩歌譯者是北島，他的《索德格朗詩選》，薄薄一冊，卻給漢語新詩帶來一種全新的語感，深深地影響了后面數十年的女性詩歌寫作。然而，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詩歌翻譯的工作慢慢從詩人圈子移向學院，成為外文系教師們的重要副業。這一轉向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在母語領域缺乏文學才能的人，依靠其外語的專業優勢，借翻譯西方大詩人的便利，以一種狐假虎威的方式，開始在現代詩領域獲得話語權.
　　
　　 關于譯詩的標準，有許多技術上的爭論和糾纏，但在我看來，均可用剃刀法則減之又減，減至一條標準，即源語言中的好詩，譯成目標語言后，依舊還得是一首好詩。李白的《靜夜思》，任何一個中國小學生都可以將之翻譯成通順明白的四行白話詩，但這個小學生卻不能大言不慚地說他那個白話譯詩的境界等同于李白，進而，這個小學生也不可能荒唐地以當代李白自居。而這樣的大言不慚和荒唐，在中國當代的詩歌翻譯界卻是屢見不鮮，傅浩，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葉芝有一首《當你老了》，在中國很有名，這完全得益于袁可嘉的譯筆，“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圣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而以葉芝專家自居的傅浩卻以為不足，將之改譯為：“多少人愛你風韻嫵媚的時光/愛你的美麗出自假意或真情/而惟有一人愛你靈魂的至誠/愛你漸衰的臉上愁苦的風霜。”兩相比較，很容易發現，傅浩譯作的句式和節奏依舊來自袁可嘉，而他自以為得意的兩處更改，“靈魂的至誠”不知所云，“愁苦的風霜”爛俗至極，這是典型的壞詩。典型的壞詩比非詩更為有害，就像黛玉大為反對的那兩句詩，它有著格律，有著意境，卻把旨在通過詩歌提升生命的個人，暗暗拖至最最庸俗的境地。
　　
　　 某種程度上，傅浩這本詩、論合集的出版可謂適逢其時，其書名也非常恰當，終于有一個詩歌翻譯大家，敢于拋掉身后那些老虎般的西方大詩人，赤裸裸地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一覽他的秘密，如何寫壞詩的秘密。這是一次最集中的怯魅，而未來的詩人們，猶如香菱一般，都會從中找到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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