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拿到《黃河記憶》一書，第一反應是吃驚。如此厚重的一部“大部頭”作品竟然出自一位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手。我不知道別人通常是怎么看待小說創作的，但在我看來寫小說本身就是一件很累人，也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長篇小說不僅是一種腦力勞動，更是一種體力勞動。且不說小說寫得好不好，光那幾十萬字，一筆一筆地寫，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這就足以令人膽怯不已。記得一位作家曾說過，他每寫一部長篇，都要大病一場。我以為這話實在是肺腑之言。基于此，對于長篇小說我一直是心生敬畏、不敢涉足。但人群中總有那么一小撮人，偏偏要知難而上，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的去創作長篇小說。薛文惠先生即是一例。
文惠先生已年近八旬，按說他這個年紀早已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了，但他卻偏偏在七十歲過后，愛上了文學。以平均一年一本書的速度，先后創作出版了六七本小說。這種為文學的獻身或者說殉道精神，著實令人感動。很長時間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而寫作？據說，時下文壇寫長篇小說很多是沖著各種文學大獎而去的。得獎當然是好事，但并不是每一部長篇都能得獎，都能引起轟動。文學創作和人生一樣，有一個“遇”和“不遇”的問題。能獲得文學大獎固然是好，但倘若得不到大獎，難道我們就不寫小說了？所以說，在今天你要寫作，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么而寫作？是為名聞利養，還是為金錢權位？據我觀察，文惠先生寫小說完全是出于一種“生命的本能”，是為了對他所經歷的人生能有一個交代，是為他所處的時代“立此存照”。這樣的一種為文學的“純粹態度”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尊敬的。
長篇小說能不能吸引人，能不能“掛眼”，除了故事情節以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所使用的語言和敘述方式。好的語言敘述往往能化腐朽為神奇，讓人不忍釋卷。閱讀《黃河記憶》我的一個強烈感受是，語言質樸，敘述舒緩。整部小說揮灑自如，張弛有度。更難得的是作者能舉重若輕，將一個橫跨半個世紀的宏大的歷史敘事，以一種平靜的筆法娓娓道來。記得巴金老生前曾說過一句話：“真理是樸素的，文章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黃河記憶》一書，沒有噱頭，沒有花里胡哨，但分明卻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這充分地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真實和真誠是文學創作的最好方法和渠道。
《黃河記憶》以黃河岸邊一個叫禹門村的小村莊，二百余口人、四十個姓氏、四大家、三代人的恩怨為主線，真實地記錄下了我們這個民族在20世紀上半葉所經歷的一個時代的歷史變遷，為正在消逝的“鄉土中國”畫了一幅歷史畫卷，小說既有縱深的歷史感又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家事連著國事，命運折射時代。在今天這個“喧嘩與騷動”的“泛文學化時代”，以嚴肅和質樸面孔出現的長篇小說《黃河記憶》為我們樹立了一種文學的精神和信仰。
（《黃河記憶》，薛文惠 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