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實下的詩歌審視
 
 
劉  波
 
 
一
 
        在文學的市場里，政治沒有終結。歷朝歷代的小說，寫人敘事，看似與政治無關，實則也是對人世倫理的政治解析。時代、文學和政治，三者之關系，既沒有遵循進化論的正反比例，也無此消彼長的演變規則，更多時候，呈現為無解的狀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對政治的認識、參與，乃至最后的徹悟，都可以在時代與文學的范疇中達至一種慢的境界。
        現在，我們的文學反政治意識形態，很多人叫囂著與政治絕緣，主張寫作要回到文學本身，只涉及語言、技藝和安全的歸宿，但是，這并非萬全之策。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在回歸人性，是要放棄抵抗，實則是在逃避。回歸人性，對一些寫作者來說，就是借口；而逃避是因為懼怕，我們懼怕談論和書寫政治。因此，有一種觀點認為，人一生的恐懼主要來自兩個向度，一是死亡，二是政治，這是有道理的。當政治仍然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時，那些因政治而遭受過折磨和迫害的人，只好放棄抵抗，緘默不語。如此環境，政治自然就成了禁區，尤其在文學領域，政治的暴力和陰險讓很多作家患上了精神病癥。正是因為害怕、恐懼，才有遮掩、躲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才越發會變形、扭曲，我們才可順理成章地對政治之事漠不關心，以至混淆視聽。一些詩人和作家筆下的良心文字，又何嘗不是文學與時代、社會之關系的折射呢？關注個體，書寫內心，可以說都是政治寫作的一部分；而拒絕謊言、挖掘真相的立場，同樣也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隱秘通道。這一條道路所通向的，正是詩人的靈魂與良知，不管他是以何種方式來創造自己的文學王國，他為個體尋求權利的書寫，為人生積累價值的行動，都是在拓展真相的邊界，讓自我發出正義之聲。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本來沒那么可怕，只是千百年來國人在它們之間人為設置了障礙，為政治的“深水”所嚇倒。文學有人性的關照，民主的政治也應該是人性的，一切脫離了人性的政治與文學，那又如何成立并長久持續呢？但凡優秀之作，總是在人性終極問題上有所承擔、有所追問的。“在東方諸國，文化的深層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孫郁語）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有人為此糾結、不安，甚至作了靈魂的自我放逐。文學與政治在我們的生活現場，被微妙地轉換成了模糊的經驗、統一的意志。如此一來，寫作就變得蒼白而平淡，失去了那層思想的光澤。
        文學與政治的結合，是否就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以失去審美的現代性為代價呢？其實不然，只要處理得好，把握適當，同樣會有一種既豐富又不乏尖銳感的情懷。在政治面前，詩歌不是笑話，詩人也非小丑。詩歌就是在時代面前以抒情的方式所呈現的不和諧音，它莊嚴、真誠、有力；詩人是從一切常識出發，去表達個人的心靈創造和語言可能。由此，真正有現代感的詩人，他在寫作中，既有自己的美學追求，又得注重現實擔當。他應該有質疑、追問，有必要的反抗和清醒的認知。比如，波蘭女詩人希姆博爾斯卡有一首寫時代與政治之關系的詩，題目叫《時代的孩子們》，我們當可從中見出女詩人思考的寬廣度與深邃性：
 
我們都是時代的孩子
這個時代是個政治的時代。
 
所有你、我們、你們
每天和每晚的事
都是政事。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接受了政治的遺傳，
你的皮膚帶有政治的色調
你的眼睛具有政治的眼光。
 
不管你說什么都會產生共鳴，
不管你隱瞞什么，
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政治影響。
 
你即使走進了樹林，
走的也是政治的腳步，
踩的也是政治的地盤。
 
非政治的詩也是政治詩，
雖然上面照著月亮。
 
        中國女詩人少有如此寫詩的，當她們都熱衷于抖摟那點隱秘的情感或不著邊際的囈語時，何嘗知道優秀詩作還需在思想的層面有超越感，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小感覺小憂傷的表象上。希姆博爾斯卡的詩歌，既有她作為女性獨特的風格，也有對于世界終極的探討，這兩方面的結合，才能讓一個詩人非同凡響。中國的女詩人雖不乏想象力，也不缺少睜眼看世界的敏銳，但她們匱乏的就是一種開闊的視野，以及從自身走向更深邃世界的信心。這也是中國當下的女性詩歌雖然一派繁榮，但與1980年代的女詩人相比沒有多少思想性突破的原因。“我們必須懷有某種價值信念，否則我們即使擁有某種經驗，也依然不能判斷散亂經驗背后的整體意義。”（徐賁語）這一點放在作家和詩人身上，同樣成立。如果作家沒有一種持久的理想，沒有那種將他散亂的人生經驗歸攏起來的信念，他就不可能寫出大氣而有活力的作品。
        大膽地走出自己封閉的語言小屋，從另一種角度打開視野，重新觀察周遭的生活和世界，或許會是另一片能夠承載力量的天地。現在很多詩人都沉于自己的小情調里，無法從溫和的絮叨中走出來，走到一種開闊的氣場中去批判和擔當。這些人寫起詩來，畏首畏尾，講求中庸、和諧之美，不敢越雷池半步，沒有逼視，沒有追問，沒有質疑，沒有傷痛，一切都顯得乏力、矯情。美國社會學家馬克·科蘭斯基在比較1968年美國與俄羅斯詩人的區別時，曾得出了“政治與詩的品位有很大關系”的結論，這是對詩歌在那樣一個特殊政治年代之影響的總結。而在當下中國社會，詩歌的成就雖然已被認為高于其他文學體裁，然而，真正富有力量和原創精神的詩人并不多。當那些抵抗者與不合作者在隱喻中寫絕望，在壓抑中作清醒之吶喊時，自我覺醒也不是沒有重見天日的那一刻。
        政治入詩，有人認為，這不免外在。而他們所言及的更內在問題，就是我們的精神處境：活得卑微，缺乏一種明晰的警惕和反省之意。寫詩的時候，在政治的邊緣小心翼翼地繞道而行，生怕觸碰了那片敏感區域。對此，詩人朵漁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現在的詩人普遍懼怕談政治，怕傷害到他那小小的‘美學’心臟。這其實是把‘政治’讀小了。”玩政治需要手腕，很多人的懼怕，還是因為歷史讓一些詩人沒有從噩夢中走出來，對過去那罪惡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即便朵漁對于政治入詩有著如此明晰的說法，很多人還是在各種壓力面前選擇自我消音，以讓自己的寫作遠離政治，干凈而純粹，安全而有分寸。在此，有幾個很多人不愿談及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政治與詩歌之關系中詩人的責任；詩人在謳歌與批判之間的兩難掙扎。詩人的責任，肯定不僅僅是寫不寫政治詩的問題，而是你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來寫詩？你寫詩的目的是什么，輕薄的表演還是真正的興趣？追名逐利的誘惑還是重建正義的夢想？當越過這些基本的理念之后，你的超越感體現在何處，向往光榮還是正視原罪？神秘混沌還是愈發清醒？這些，其實都是關于政治入詩前后所要面對的，只要存良知和詩心，這些問題都無法繞過。為了身體的安全，可以違背良心；為了逃避責任，也可以放棄抵抗、反抗乃至對抗。這不是真詩人的姿態，而是缺少了勇敢、獨立和不卑不亢的人生格調。
        在談到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的作品時，楊煉從他身上也延伸出了關于中國新詩的想法，以及更多世界性的觀念：“語言不直接談論現實乃是因為其實沒有‘現實’，因此，語言本身即是全部隱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獨特性，帶來各自文化轉型中的復雜性，但這復雜常常被外部世界簡單化——在阿拉伯語境中是被巴以沖突、在中文語境中是被意識形態——簡單化為擁護或打倒，取消詩歌內在的豐富，迫使它淪為宣傳。這是另一種詩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詩人必須對此充滿警覺，同時，對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覺，包括通過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體地說，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號販賣自己，又堅持自己對現實的明確態度。各種權力體制同樣在假文化之名扼殺獨立思維，而反抗這種扼殺，是使詩與人本質合一。”什么是詩歌精神？楊煉給出的定義是“以‘詩歌’一詞命名的、持續激活詩人的精神”。這種精神在1990年代成為推動文學發展的顯性動力，如今這種精神卻在消費社會的擠壓下悄然退場。精神的隱匿或喪失，同樣需要精神本身來加以激活與重建。詩人的抗爭精神，不僅僅是來自對語言的狂熱，更多的，還是需要一種文學力量上的持續堅守作為支撐。持守這種詩歌精神的詩人，在當下確屬鳳毛麟角，但碩果僅存的那幾位，他們在繼續張揚和豐富這種詩歌精神，同時也在傳遞與實踐這一精神。他們獨立、清醒，拒絕蒙昧，不在風雨飄搖中隨波逐流；他們還存有一種難得的、純粹的理想，去要求自己寫出同時也活出一個詩人的尊嚴。
 
 
二
 
        對現實的書寫，對歷史的打量，最后必定也是以審視的姿態來完成，否則，我們從中得不到對真相的揭示，對尊嚴的固守，對信念的堅持。即使是對剛剛過去的歷史的書寫，詩人也得以良知的介入，找到通往公共尊嚴的通道，以此對接個人與歷史、時代和世界的精神立場，這更需要詩人以靈魂入詩。
        在非常態下，這個時代秩序的混亂，恰恰成為詩人們把握世界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政治介于個人與時代之間，成為人們無可規避的中間物，除非你完全沒有經歷一個社會人的環境，而是深居于自然與宮闈的封閉中，沒有任何社會屬性。但是在現代社會，幾乎沒有人能再像古人那樣，完全脫離社會和區域限制，做一個徹底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必須與政治、倫理打交道，包括我們在社會中所受的終生教育、工作環境、生存目標與世俗欲望等，都在政治與社會的架構中，左沖右突，上下求索。我們在詩中書寫政治，為苦難、不公，為自由、道義，至少我們可以逼出那份隱于體內的羞恥，那種壓抑的疼痛，而不是虛偽地茍活。
        當悲劇成為時代的象征時，詩人對于悲劇的那份敏感，在寫作中的滲透就會顯得異常精彩。面對苦難，詩人要行動，用手中之筆，以自由之思，對抗那企圖滅世的團結感。戰爭、暴亂、死亡等，這些與悲劇相關的主題，都與人類的尊嚴相聯。尊嚴一旦喪失，自由一旦破壞，個人的信仰遭到強奸，自省遭到屏蔽時，群體自發地組織起來審判社會將在所難免。當一個群體在權力面前自我矮化時，詩人就有責任以詞語來指認政治，他所運用的不僅是感性的呼號，更是理性的思想對抗。他以嚴肅去面對死亡，以心靈來軟化殘酷，以終極的價值思考，來促使公眾對拯救個人與群體被奴役現狀的反思。
        希望能在瞬間變為絕望，而絕望也有可能在瞬間成為希望的轉折點。政治與詩歌之間的關系，有時同樣在相互牽扯與制肘之間轉換。當政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被異化，各種悲劇和慘案接踵而至，帶著求真意志的詩人能夠憑借本能站出來，以精神的抗爭去為政治死亡鳴冤叫屈，乃至以文字的方式為自由和道義殉葬。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傍晚喝
我們中午早上喝我們夜里喝
我們喝呀喝
我們在空中掘墓躺著挺寬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寫信
他寫信當暮色降臨德國你金發的馬格麗特
他寫信走出屋星光閃爍他吹口哨召回獵犬
他吹口哨召來他的猶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們奏舞曲
 
……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夜里喝
我們中午喝
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我們傍晚早上喝我們喝呀喝
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他眼睛是藍的
他用鉛彈射你他瞄得很準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發的馬格麗特
他放出獵犬撲向我們許給我們空中的墳墓
他玩蛇做夢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你金發的馬格麗特
你灰發的舒拉密茲
 
        德國詩人保羅·策蘭的這首著名的《死亡賦格》，曾引起了二戰之后德語詩壇的轟動。全詩一共四節，前四句每一節都是重復，后面在字詞和語氣上則有著不同程度的變化。這首詩之所以引起轟動，乃是因為詩中所透出的殘酷現實和一種抗爭的力量，詩人就是在處理重復的句子時，將其和疊加的苦難記憶作了對接，讓生命的現實通過語言的真切表達，定格為一種心靈的震撼。這種震撼，卻又深于隱喻、象征以及必要的直白其心，哀而不傷的是讓人產生共鳴的情感，是抽象的情緒與具體語言之間的交集和轉換。
我們現在來讀這樣的詩作，可能已感覺不到多么震撼了。因為沒有經歷二戰期間德國人所遭受的苦難，時過境遷，我們無法切身體會到一個特殊時代群體人心靈的痛楚。尤其是當苦難被遺忘時，喪失感受悲劇的能力也已在和平年代悄然成為現實。如果說顯性的悲劇能在時代中留下鮮明的投影，那隱性的悲劇，則是在人內心里所留下的創傷痕跡，它持續的時間定會更長久。悲劇的發生，不僅與人心相關，還和意識形態相聯。當袁偉時先生說，我們歷史的教訓應當轉化為“歷史的智慧”這一說法得以成立，那政治的教訓同樣也應該轉化為一種政治的智慧，它是為人帶來生存權利的，而非災難和悲劇。
        《死亡賦格》這樣的詩歌看似與政治無關，但是，透過表象，我們可以洞察到詩中還是暗含著詩人一直都在思考的“死亡政治”，這是死亡、政治與時代的綜合象征。詩人在詩中的吶喊與追問，是對剛剛過去的黑暗時代的控訴和抗議，是對人為災難和浩劫的心靈記錄。他承擔了詩人作為良知知識分子的批判責任，這對于經受過苦難的人來說，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需長久恪守的立場。他替一個苦難民族的人在說話，在懷疑，在尋找被遮蔽的真相，在挖掘被遺忘的記憶：集中營疊加的死亡，目擊納粹對猶太人的殘酷屠殺，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難民，這種沮喪的經歷對于敏感的詩人來說，是一種視覺和靈魂的雙重折磨，也是精神在眾多死亡之后的倫理獻祭。
        保羅·策蘭，這位曾經歷過父母雙雙被殺于集中營之慘痛記憶的詩人，雖然有過不凡的語言藝術創造，但最后也在各種壓力下自沉于美麗的塞納河。死亡與河流的結盟，讓詩人完成了在死亡政治中的肉體毀滅，他將靈魂之重與身體之輕作了一場切換，這是精神上不可承受生命之重的悲劇。他能經受住時代的災難，以及死亡帶來的心靈痛苦，然而，內心的情感壓抑，則會在瞬間斷送掉一個人的性命。堅強與脆弱，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反映出來，最堅強的是人，最脆弱的也是人。而對于詩人來說，脆弱的神經，有時比堅強的個性更容易將人引向自我毀滅之路。一個詩人能承受時代的打擊，或許經不住一場因為生活瑣事而引起的小爭吵。自尊在詩人身上的體現，是最為敏感的佐證，它能讓詩人在權力面前奮起反抗，能在利益面前拒絕誘惑，但它也可能讓詩人在情感的受傷中自取其辱，自我毀滅。古今中外，在尊嚴與壓抑面前自殺的詩人，太多了，詩人的敏感脆弱，倔強偏執，已經成為詩人在死亡政治中的精神標簽，這也是他們在情感和語言交匯之路上的悲劇見證。
        當悲劇歷史的全景圖被翻過一頁之后，我們所能觸摸到的，已經不是當時發生的歷史現場，而是由歷史所延伸出來的悲情記憶，乃至由此形成的思想場域。政治楔入詩歌所產生的詩意，要么是贊歌般的激情昂揚，要么帶著質疑和批判的眼光，書寫人類對尊嚴的普遍期待。保羅·策蘭，沒有像一些過上好日子就忘記苦難歲月的眾生，悲劇意識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死亡賦格》或許正是他作為詩人在政治意識上自我覺醒的見證。他記錄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痛苦記憶，還是一代人的悲劇歷程。詩人由此走上的詩歌之路，不再是無病呻吟或豪言壯語，而是將詩歌當作和西方宗教一樣的信仰，并恪守終生，最后以再度取消自我，完成身體與死亡之間的轉換。對過去的遺忘，就是一種罪，我們需要銘記歷史的真相和教訓，將其轉化為“歷史的智慧”，以警示當下。策蘭用切入靈魂的詩歌書寫做到了，并且做得令世人信服。
 
 
三
 
        新世紀以來，很多詩人一頭扎進了小情小調之中，山水之情，兒女之情，這樣的寫作，可能是出于本心的感喟，那代表你過得幸福，活得滋潤；抑或將苦悶和郁結壓于心底，不是唱贊歌和當傳聲筒，但卻表現出一種自得其樂的表象歡快，于是那低吟淺唱之風，愈演愈烈。如此做法，是所謂將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示人，而把那丑陋與不堪隱藏起來，這是國人一貫的態度，因此，多數作家也是按這一心理在規訓自己的日常思考。魯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勝利法，在國民身上已根深蒂固，有積重難返之勢。一個人在無奈的困境中掙扎，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時，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阿Q精神是一種自我拯救療法，但現在的知識分子也大面積地加入到了阿Q的隊伍中，尋求一種沒有靈魂沖突的精神勝利寫作，既迎合了主流，又獲得了利益。只是操守的喪失，已讓良心寫作成為了浮在生活表層的文字游蕩，迷離而渾噩，更多時候還是一種顧左右而言它式的不得要領，輕淺、濫情，甚至無來由地在權力面前跪下去，作頂禮膜拜狀，那是中國特殊環境中的集體無意識，很自覺的一種從眾參與心理已成主導。
        一些因為參與了零度政治寫作的詩人，都暗自慶幸，甚至不乏一種得意之情。他們覺得自己早已越過了政治的那道禁忌防線，而邁向人性的平原了，在那里，詩人們盡可以“政治正確”地馳騁想像，還可以沉于“詞語的煉金術”，看透那紅塵世事，完成和解的穿越。于是，反諷、批判皆被道德寬恕、犬儒幻象所取代，羞恥之感剛剛被提起，卻又被重新顛覆，最后進入遮蔽的晦暗不明。此后，戲謔之風盛行，娛樂意識凸顯，失去判斷、自我重復、力量匱乏，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這時，我們就要看看自己是否掌握了那門平衡藝術與歷史、政治的手藝，它決定了一個詩人是停步于淺薄，還是走向深邃。在這方面，詩人或許都有矛盾與分裂的兩面，寫詩，就是自我審判的過程。詩人一旦沒有困惑了，寫詩可能就成了一種純粹的技術活，靈魂的復雜性消失，創造意識相應地變得貧乏，膚淺、油滑接踵而至，這是詩人在諸多依附中自我綁架的結果。
我相信，只要還在堅持，誰都不會輕易否認自己所身處的詩歌現場，但同時，會有相當一批人不敢或不屑于承認自己正在接近文學政治的中心。因為那是一片不知深淺的未知區域，少有人敢去冒這個風險，于是他們只好作自我辯護，并在辯護的過程中最終喪失一個良知者的抗爭意識。這就是現在一些成名成家的詩人，或者以道德的名義端著架勢，放不下身段，或者以先鋒的理由繼續無恥到底，總之，要么把詩歌寫得越來越精致端莊，不痛不癢，要么就是一幅面目可憎的怪異表情。正是在這樣一個被規訓的詩歌江湖里，精英詩人們缺少了一種原始、野性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或許就是詩歌力量的源泉。瑞士日內瓦學派的批評家讓·斯塔羅賓斯基，他在為法國詩人菲利普·邪各泰的詩集作評時，開篇即提到了他“靠近”雅各泰詩歌時的那種感覺——“一種信任被喚醒”。現在，有多少詩人的詩歌還能讓人產生信任？對于很多詩人來說，要么是原地踏步，踟躇不前，要么就是走復古路線，選擇放棄冒險意識與現代品格，靠成名作或代表作混跡于詩壇。這個時代，詩歌鋪天蓋地，但真正能叮住社會與時代之病癥的文字牛虻并不多，因為那普遍的懼怕心理，因為那追名逐利的濫俗風潮。
在當下，對先鋒精神和現代性要求高的，還是那些具有求真意志和綜合素質的詩人，他們大都有將歷史、政治與生活、存在等多種元素進行藝術整合的能力，且真正呈現出力量感。而還有些詩人，雖然也不乏才華，但他們沒有將自己的實力完全發揮出來，其寫作格局還是狹隘了些，思考的氣場小了些，他們的寫作還是缺乏一種耐性和冒險精神。于堅說：“在漢語中，沒有詩，人就無法生活。因為漢語是詩語。文人沒落，詩修辭方式依然暗藏在語言中。中國人都善于含沙射影吧？什么是含沙射影，那就是言此意彼。說得知識分子點，就是隱喻。漢語是講關系的語言，關系，就是要根據語境才能明白上下文，也可以說是空間感，點到為止，其中關系、奧妙要會聽。言近旨遠，說得好聽是詩，說得難聽是話中有話。這是普遍的漢語修辭，我說的拒絕隱喻也是要拒絕這種東西，太壓抑了。詩是對這種日常語言的升華或叛逆，如果沒有詩歌影響漢語，顛覆陳詞濫調，這種隱喻模式就是僵化、黑暗，窒息生命。詩歌的力量在于使漢語保持著活力。”在詩歌創作中，你不寫到一種極致，不亮出一種絕對，不交出一顆真心，那種美感是出不來的。在寫作上，你必須把自己逼入絕境，隨意地寫出的作品，力度何在？對寫作沒有困惑、挫敗感與敬畏之心，沒有難度的創造，那充其量也就只是碼字而已，離真正的詩還很遠。
        不管是你是慣用隱喻，還是直白其心，在漢語政治面前，優秀詩人總能通過不同的方式抒寫性靈，自成高格，那是詩歌信仰所帶來的福祉。對于詩人來說，詩歌的柔韌度，有時往往就體現在你的用力程度上，用力過猛，越過了那條文學的邊界，只有苛求與責難，演變為純粹的政治抱怨或道德說教，自然無詩味；用力不夠，則會顯得輕飄飄，綿軟如婉約低語，沒有痛快淋漓之感，還是導致無詩味。如何去把握好政治與漢語之間的張力以及兩者之間的度，就顯得異常重要，它決定了一個詩人能否走出語言烏托邦，進入時代現場與自我的德性、教養進行對話。同時，這也取決于一個詩人所堅守的立場。
        關于詩人的立場問題，阿多尼斯在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夏榆的采訪中，如此說道：“詩人應該持守一種生命的立場、存在的立場，而不應該僅僅是文化的立場。詩人應該是世界的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描述者。在詩人和世界之間，應該保持一道鴻溝，應該被河谷和山巒隔開，詩人就應該被西緒福斯的巨石所包圍和困擾。”堅守生命和存在的立場，才是偉大詩人的志向。既然要有所創造，作單純的記錄對于詩人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要在記錄中滲透自己的獨特美學，并要有為這種美學思想的傳播和實踐赴湯蹈火的勇氣與膽識。更重要的是，詩人們還要有自己的本土文化精神，有對傳統與當下作有效融合的能力。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技術，盲目地照搬西方，而任憑人心荒涼不堪，那么詩歌有感而發的古老法則就終將凋零。寫詩，還是要讓人心重回詩歌的內部，讓思想之花在詩歌中漸次開放，擯棄空洞虛假的情感，端正把玩語言的游戲態度，這樣才能重建先鋒詩歌在整體表達上的力量平衡。有人說，詩歌沒有這么簡單，于是出現了各種創作道路：走向形而上，但很可能導致不及物，凌空蹈虛；走向形而下，可能感性有余而知性不足，歇斯底里的矯情頻頻再現，最后流于碎片化，以及不合時宜的感傷。很多堅持寫作的詩人，到一定程度，總愿意將敏感的觸角伸向歷史和政治，以便在探索中尋求資源，其實，他們的回歸又何嘗不是在對自我經驗作思想加碼呢？政治的詩意，就是由那些夾雜著率性、天真的行動所激活的帶著獨特美學意蘊的歷史感，它能打破油滑與空洞的格調，還原我們久違的陌生化和創造性。這或許才是當下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政治面前，詩歌不需要寬恕，詩人身上也沒有貼上寬恕這一標簽。詩人在政治上的局限，不是沒有，有時甚至還是致命的，但這并不代表詩人不用去思考和書寫那種荒唐、悖謬和反人性的粗暴。為了擺脫羞恥感，詩人們必須負重前行。你寫得輕松，且自我感覺良好，沒有思考的困惑，也無信仰的攪擾，你的詩歌何以能脫離平庸？正如朵漁所說：“我們能否過上有德性的生活，最終取決于政治。政治是每個人的政治，詩人也不可能自逃于理想國。”的確，政治是每個人的政治，我們所討要的有尊嚴的生活，與其息息相關。如此說來，政治也是每個詩人的政治，你需要去清醒地認知、挖掘、等待和書寫，而不是無休止的懼怕。
 
——載《詩與思1》，于堅主編，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作者簡介：劉波，男，1978年生，湖北荊門人。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