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與公共：現代詩語之糾結
                             陳仲義
 
內容提要：現代詩語的公共性與私密性經常處于相互排斥的糾結狀態。本文在承認前者的介入與糾正的力量，與后者的純粹與“釋懷”的自足前提下，探討雙方可能存在多種形式的相互打通。       
關鍵詞：詩語  私密  公共  糾葛  打通
 
一．“自轉”與“公轉”的兩難
多年來，現代詩語的私密性與公共性經常處于相互排斥的糾結狀態，似乎這一水火不容的現象很難像地球物理學的自轉與公轉，既葆有各得其所的規律實現又體現密榫無間的軌跡，從而運轉得十分“貼切”。私密性與公共性涉及到詩語的純粹性與介入性，前者十分尊重個人言說密碼，后者更多顧及公眾關注對象。兩者能獲得真正“和解”嗎？
誠然，現代詩語一方面要與外部世界（時代、社會、歷史、現實）保持必要的緊張關系，詩人無時不承受紛至沓來的追問：何以堅守時代制高點，持有歷史和思想前沿的穿透力；何以直面價值廢墟，重聚理想和倫理之光；何以掙脫物化誘惑，返身靈魂的滌蕩；何以冷視文明的負面，關注存在的隱憂，重建詩意的棲居……
諸如此類的敲打，均不容回避。另一方面要承受自身內部的美學壓力，小到哪怕只涉及到一個語詞，也得全力以赴。比如一個詞根站不穩，為追求精準的唯一性和個我性，可能得更換數次或數十次仍不能滿意，只好空著位置，足足守侯了一年半載，成為吃力不討的苦行僧。那么，如何在私密與公共的糾纏中找到共享方案，又如何在深刻的捍格中找到平衡呢？
詩語的公共性關涉到：時代、社會、現實和日常生活。一般來說，詩語與公共性處于四種具體關系狀態：重疊（完全合一，如鏡子般反映狀態）；對稱（部分交叉，屬于對應呼應狀態）；混雜關系（不分彼此，屬于化學反應式的溶化、溶解狀態）；平行關系（互不相干的“隔離”狀態）。詩語的公共性，永遠預留著介入性的巨大空間。因為詩歌無法逃避社會訂貨。詩歌無法卸去社會文明的紅綠燈。揭露、批判、啟蒙，良知與愛，共同抵御著蒙昧、野蠻和落后，像永不睡著的第三只眼保持著某種“古老的敵意”。
公共性把寫作倫理放在首位。尤其在極端時期，詩語自覺承擔時代的道德律令，無可厚非。當時代的強音席卷一切，詩語作為人類義不容辭的戰鼓、號角首當其沖，不可阻擋；當社會的動蕩、變革上升為主潮和人心向背，詩語怎能流連于花前月下而不變身為旗幟與代言；現實的巨大苦難、災難，需要尋求精神助力，詩語成了神祗的宣喻、療救與慰藉，勢在必行，當仁不讓；而一旦日常生活覆蓋大部分領域，關注自我心靈的秘密顫動的詩語，也漸漸成了常識。
私密性則要求詩語更多是心靈化的詩意傳遞，它把詩歌語言看做自身完整、自給自足的獨立整體。通過獨特的個人語法、個人詞匯表構建個人化世界，純粹與形式成為它主要目標。但詩語不是絕對的真空裝置，它與外部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而詩語烙上或參雜話語色彩是難免的，而話語是一種制度化語言。
既然詩語避免不了話語的濡染，也避免不了公共性滲透，那么從自足性要求看，詩語雖然更愿意朝向純粹與形式開放，但事實上，它又必須接受話語公共性的參與。換個說法，再怎樣純粹、再怎樣形式的心靈化自足，都不可能逃避外在諸多訴求，它們一并體現為詩歌語言的公共性，構成對自足性的某種冒犯和制約。而詩語的自足性出于本能，總是要盡量保持自身的純潔。
于是，私密與公共的兩難，形成詩語更大系統的張力糾結。私密性要求詩語更多是心靈化的詩意傳遞，強烈的個我風格彰顯，公共性則希望多承擔一些社會吁求，甚至實施更大范圍的干預。如此巨大的應力在百年詩歌史上來回拉鋸，演化為很難平息的深刻齒痕，諸如詩歌主體上的大我與小我，詩歌模式中的宏大敘事與個人敘述，詩歌資源的集體無意識與私我記憶，詩歌價值取向上的原真本性與詩意詩性。
對于諸如此類的糾結，可不可以把有機性作為一種嚴重對立的溶解劑。對此糾偏與和解的一種有效方法，是把文本形式因素的自足與外部公共性視為某種可以互嵌的共同結構，先置于這一前提下，再來探討各有側重的關注面。
當下，我們的語言環境何其惡劣，到處是喬裝打扮、居心叵測的話語——以歐美為龍頭、打著全球一體化幌子、到處橫沖直撞的強勢話語；躊躇滿志、得意洋洋、有恃無恐、長驅直入的、像越野車一樣的后殖民話語；娛樂至死、搔首弄姿、蠱惑人心、狂轟濫炸的商業話語；有如“貓眼”般監控的、冰冷僵化、抬頭不見低頭見、無孔不入的、充滿量化的工具話語；由種種規訓組合、壁壘森嚴、難以逾越雷池的、語錄體的強權話語；還有表面委曲求全、背后罵娘，快意復仇，真話與謊言混編一體的犬儒話語……
諸如此類的話語正在吞噬我們內心的純凈，慫恿那些死灰復燃的蒙昧、野蠻和不文明卷土重來。由此我們窺見漢語危機的端倪，在多大程度上與全球化背景密切相關；漢語創造力衰退，與人們在交易時代放棄語言的詩意領會，是不是正在成為正比；而語言的強權霸權窒息著民族文化的薪傳，造成了多少心靈世界的偏狹；隨著詩性力量和激情的流失，我們民族精神的品質也在悄然改變。必須承擔起對這樣時代語境的“挽救”，一種有效的力量，就是同樣以語言的力量，參與到歷史、時代、社會、現實的糾正中。語言是糾正退化世界便捷和有力的武器。所以：
必須將表達逼向一個深淵和邊緣處，逼向一個危險地帶和困境之中，敘述的生命才能夠從語言的絕境中發現著前人末言的奧秘。所言的過程就是開啟思與詩之路，語言以清新方式刷新時間的陳舊面孔，這對于文字而言就是創造了敘述的歷史。而這些字詞句的連接和搭配，讓世界重新出現在我們理解和閱讀面前。從語言的面孔中我們發現了世界全新的變化，也發現了由于語言的發生，我們身心世界的一切都發生深刻的變異。語言一日不新，世界就如死亡一樣陳腐而令人厭惡......【1】
這段話不無帶著語言的烏托邦色彩，但詩意的表達和更新，褒揚詩人處于深淵、邊緣和困境之中的一次次歷險。詩意的表達，多是用直覺和感性的方式理解世界，它集中在語言私密的出入口：
在枯燥乏味的世界中，語句的連接和精神生命細微的情感微動，相互契合，造就了每一個句式的出現或思想的連接。具有生命力的語詞就匯入到一起，創造了一個我既想在其中，又能夠出其之外的敘述情景。一切描述和敘述都是圍繞著靈動的思想而行走。在寬闊的流淌處——理解和閱讀被匯入到一個更加透明的世界，語詞的生命力創造了我們生命的歡愉和快感！
我如同黑暗中的孩子，希望看到一些語詞的光亮，照亮我的內心世界的黑暗。在每一個字、詞、句中，看到表達的思想還在途中，......在詩與思的張力中去發現自我表達和寫作的邊界，這或許就是我寫作的真正意義。【2】
個人的私密詩語，掙脫工具理性、權力枷鎖、話語束縛后，是用相對純粹的形式織就語言織體，顯得多么與眾不同：
意識生長進了語言，意識以超驗方式進入了語言。詩人意識、經驗、情緒、體驗都一并通過語詞在一定的方向上連結起來，進行協同作戰。詞匯，特別是名詞，總是措手不及向你奔涌而來，使你無法抗拒，你無法聽之任之，你唯一的天職就是接納并且選擇。偉大的詩人就是對紛至沓來的詞匯有抉擇權，他熟悉它們，同時能在這些詞匯來臨時具有一種敏感的心靈，能緊迫地從容地組織和安排它們，使這些詞匯生動起來，從而傳達和述說詩人內心的積怨，排解詩人內心的痛苦。詩人在與詞匯相遇的重大時刻，便是對終極燭照和命名的時刻，必須牢牢抓住。這時，奔涌而來的詞匯形成一種暗碼，象一條散漫的光帶并置在詩人面前，天才的詩人便能即時地抓住這條光帶，并使之帶上自己的聲音。【3】
在筆者看來，詩語的私密與純粹是詩人心中的燦爛夢想，私密與純粹關涉詩語的發明發現，即竭盡一切手段，動用一切器官，觸發語詞的氣孔、細胞，讓她們蘇醒、膨脹、發酵，最后達成語言與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但需要警備的是，詩語的私密容易與時代疏離，如何在個人心靈與公眾領域中保持必要的暢通？首先需要調整一下我們的觀念與視閾：即不能要求個人心靈、個人本文一定要與時代現實保持嚴絲合縫的對稱、對應功能，這種直接功能不符合詩語屬性，因為詩語的心靈化特征使個人文本與時代關系，往往處于或是曲折投影式、或是隱匿滲透式、或是縫隙散發式、或是互文互涉式……的關系，不再遵循從前那種單相位的反映式。
這好比整個心血管系統，看不清主動脈的鮮明運轉，卻也能從每根毛細血管的細微顫抖，感受到心泵的搏動。當然，最好是詩語具備優良的自足性舒張，又能伸縮自如地兼容公共性運行。
 
二、公共性的“介入”與“糾正”
從源頭上看，我們得承認詩歌一直受公共性“支配”，古往今來，詩歌莫不以公共教化為第一要項。早在2500年前《論語·陽貨》就莊重宣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后來發展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詩歌的公共性功能不斷在增補，及至一千多年后白居易“追加”：上可以“補察時政”、下可以“泄導人情”、“救濟人病，裨益時闕”（《與元九書》），依然維持著“興觀群怨”的框架。明代楊萬里曰“《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詩論》），清代潘德輿“人心正而詩教昌，詩教昌而世運泰”(《詩話·序》)，大體也是一脈相承，把詩歌作為現實與人心的公共教化工具。
西方對公共性的要求更多加載在主體性身上。吁請“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角”（龐德）、“詩人是報警的孩子”（法國勒內·夏爾）、“詩人，在他從事創作的時候，內心里懷著團結和擁抱整個人類的渴求”（西班牙·阿萊桑德雷）、“詩人，論其本質，他永遠都是意義和秩序的捍衛者”（美國 J·浮文茲）。而中國艾青在《詩與時代》一文中所說的“最偉大的詩人，永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最忠實的代言人”無疑更直接與上述言論呼應。【4】
每當社會處于巨大變革與動蕩，詩歌因直接、便捷和情感性特點，往往“本能”地充當時代的晴雨表，這是詩歌的公共宿命。毋庸置疑，公共領域一旦出現重大事件，詩歌會從平常的溫文爾雅迅速回頭承擔起號角作用，畢竟詩歌是最強烈集中的情感載體，是社會的敏感神經。面對巨大的公共事件，你無法阻止詩歌發言，無法阻止它天然的職責。如果這時緘默了，反而變得不正常，不可思議。所以詩人林雪才會堅定的說：如果一首詩能讓我懺悔/不愛或者愛不夠/就是完成她的救贖。這種情感與心理的“救贖”，體現了詩歌及其語言的宣泄、撫慰、相互取暖的公共功能。
典型例子是汶川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安徽詩人王明韻毅然加入“中國詩人志愿者采訪團”（共9人），行程2000公里，20多天他幾乎一氣呵成《廢墟上的歌者》，基本采用紀實手法，完成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有基層領導曹化成、堅強的中學生康佳、白衣天使汪政芒、乃至救援犬湯姆等等。同當時數萬首地震詩一樣，在公共性的字里行間，流露著中國詩的悲憫情懷，有對軟弱心靈的拷問、對悲劇的承受理解，在殘垣斷壁中重建的信心，以及給生命尊嚴以絕對膜拜，處處都留下了難忘的痕跡。
德國批評家阿爾多諾在談論詩與公共關系的文章中深刻指出：“社會對人壓抑得越厲害，遭到抒情詩的反抗也就越強烈；抒情詩不愿意接受他律，要完全根據自己的法則來建構自身；抒情詩與現實的距離成了衡量客觀實在的荒誕與惡劣的尺度。在這種對社會的抗議中，抒情詩表達了人們對于現實不同的另一個世界的幻想。”【5】
詩歌的公共性介入體現了詩歌基本品質精神。而早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馬修·阿諾德就堅定地說，“一位現代詩人的創造如果要具有很大的價值的話，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評功夫；否則它將會成為一樁比較貧乏和生命短暫的事業。”【6】詩歌的公共“批評功夫”不僅不會因時效而顯出貧瘠短暫，相反恰恰體現它的價值，這與20世紀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的“糾正”說也不謀而合。希尼的“糾正”是拒絕對現實的默認、逃避、順應或諂媚，甚或可廣延為“糾正”錯責、罪衍，返回正義公平，贖出人權道義的普世價值。
去年獲民間柔剛獎的白樺《從秋瑾到林昭》，沈葦的《安魂曲》，都提供了對當代生活介入的擅勝文本，前者是對元歷史的荒誕、獨裁專制及其殘余的有力控訴和清算，后者是對在場的民族偏頗的反思、和解和有益對話。70后的青年詩人梁雪波用“斷刀”的系列意象，挑動午夜的神經，以鐵血情志堅持了我們時代、我們詩壇那些稀缺性的元素，在民間的草莽中熠熠發光。江雪甚至擴大化地將無論是“感懷”，還是“寄托”、甚至“憂思”，均視為一種介入性、一種詩歌的特質。
詩歌公共性還體現為更多倫理話語的承載，詩歌倫理近年多聚焦在“打工”詩歌、“草根”詩歌、“底層”詩歌、“低性”詩歌、“病毒詩歌”的爭論上。2012年鄭小瓊推出《一百個女工》，有名有姓的人物“列傳“，成了底層弱勢群體的代言：12小時流水線、800元月工資、6平方雙層床、漂泊、賣春、切指斷臂、雞飛狗跳、越養越肥的企業、越來越沉的絕望……
鄭小瓊用如實照錄的陳列，指控極權資本的貪婪吞噬，一幅幅祥林嫂的悲慘命運，似乎罔顧藝術性專做直接披露，只知深度觸及時代疼痛，從而保留了一個寫作者的良知。即使是最近特別紅火的手機短信體詩，無論運用調侃、無纏頭、嬉皮或嚴肅語言，也都逃脫不了公共領域的基本熱點：“房子不是我的，但灰塵是我的 疾病不是我的，但疼痛是我的 /夜晚不是我的，但夢想是我的”（《可愛的中國》）它從生活的最切實處擁抱著蕓蕓眾生。因為公共性如同陽光、雨露、空氣，占據一切，再高貴再神秘的詩歌怎么可能視而不見呢？
但是公共性必須在詩歌內部接受監督。艾略特曾鄭重宣稱：詩代表一個民族的最高的意識形態，最大的力量和最精細的感受【7】他辯證地道出了詩歌需要承擔教化與美學的雙重職責，對于前者來說，最高的意識形態和最大的力量直指寫作者必須面對的倫理。基本面涉及到真實、真相、真切，才有可能進一步深入到揭示、警覺、療治、撫慰、援助與提升功能。
張清華在批判中產階級趣味的一篇文章中尖銳指出，“一種假象的純粹和虛偽的超脫”是當前詩歌寫作中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其危害性在于以一種“冷漠”的心態“表達著淺薄的優越感，逃避對生存的尖銳觸摸，對公共領域的思考與判斷”【8】這種觀點代表了一部分人“詩用”的新人文主義立場：以赤誠樸素的悲憫淡化此前固化的意識形態視角，更多從命運感直視當下更為復雜混亂的生存世界，良知統領了一切寫作發生學。當然，從更高水準要求，這種倫理性擔戴要防止簡單化、粗暴化，不好以自身美學蘊涵的失落為代價。
嚴峻的是，中國很難誕生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式的詩人。可能是我們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向來處于“中庸”狀態，太容易被規訓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動所蒙蔽，一些詩歌目前還停留在“應制文學”范疇內。我們的心靈無法處于完全獨立自由的境界。長期的“奴性”思維、政治教條、工具理性的量化思維，使我們的痛苦創傷無法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存在性詩寫。
我們的社會性尤其苦難性寫作中，還夾雜著某些虛假、逃避，某些輕描淡寫，比如對于人性的陰暗面，對于自我的拷問，比較單一、單薄、比較淺層次、缺乏力度，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還停留在犬儒主義層面上。我們遠遠尚未觸及到黑暗，尚未觸及到更為復雜的負面。多數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在時代的強壓下關閉自己的眼睛。
俄國有句諺語說，“別相信你兄弟說的話，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詩歌在大部分的時間里是用斜眼看世界的，不是正眼（正面、宏大、恭敬、仰視），也不是媚眼（媚俗、討好 、禮贊）。斜眼是質疑、挑剔、審視、警醒的。我們的詩歌寫作，向內跳動的，是一顆自我糾正、自我凈化的心，而向外的，應該多長一只追問、拷問的斜眼。
斜眼是用來關注公共性的。梅洛·龐蒂說“語言提供把現實連在一起的結蒂組織。”“結蒂”兩字用得極其準確，它是血肉、神經粘連在一起的密切狀態。語言、現實、社會、乃至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是一體化的結蒂組織關系。自足性詩語如何有效介入公共性領域，成了長期“頭疼”的難題。
 
三 ，私密的“純粹”與“釋懷”
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當社會轉型為常態時期，詩歌的公共性發言常分散為多種聲音，詩歌的某些公共功能減弱了，甚至大量彌散消匿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學會以“新”的方式來適應這一變化。
1980年梁小斌曾講過一段話：一條藍色的手絹從二樓的陽臺上飄落下來，意義也是重大的（大意）。這句話當年引起極大震動，在主旋律占絕對上風的情況下遭到許多人反對。這句話實質上提出了如何處理重題材與輕題材、個人與時代、私密性與公共性的關系。今天我們再一次回到老問題（當然不在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對放棄“寫什么”而轉為專注“怎么寫”的肯定。
F. W. 貝特森曾指出:“一首詩中的時代特征不應去詩人那兒尋找，而應去詩的語言中尋找。我相信，真正的詩歌史是語言的變化，詩歌正是從這種不斷變化的語言中產生的，而語言的變化是社會和文化的各種傾向產生的壓力造成的。”【9】現在，姑且就讓我們把梁小斌這句名言轉換為一首詩的題目：《一條藍色的手絹，從二樓的陽臺上飄落下來》，對于這么一個私密題材，如何從中體現詩歌語言對公共領域的有效參與？或者說，公共生活是如何被一條微不足道的手帕所觸及？如果現在馬上叫我動筆，筆者估計可能冒出四種“詩想”：
一是在下可能調動一次文革經歷，將藍手絹喻指為一個老教師的墜樓，由此追問文革的暴力。二是盡管籃手絹的飄落軌跡，呈現上下飄搖、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緩慢行程，但我可能通過幻覺將它處理成一次自由落體運動，作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軌跡的寫照。三是最直接和最容易的，我可以把籃手絹處理成初戀的信物，一開始雖進入私密領域，但又迅速地溢出——比如將手絹沾上“血統論”之類的淚痕漬跡，不也可以從個人的隱秘私情迅速轉入公共地段嗎？四是即使是一次比較純粹的審美取向，在大篇幅地將藍手絹與康定斯基的構圖形式或者畢加索的“蔚藍時期”畫風聯系起來，插入西洋文化追究，不也可以多少避開純形式主義嫌疑，而獲具多一些公共文化品質色彩？
這條輕飄飄的藍手絹，對于多年不寫詩的我，尚可引發上述眾多與公共性有關的構想、臆想，那么對于泉思如涌的詩人們，自不在話下。我的意思是，一條小小的手絹，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個不經意間的細節，只要聽從內心召喚，結合個人的經驗體驗，必定會在詩人視野、胸襟、眼光、修為、語言個性的綜合合力下，煥發出遠比純私人化豐富得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映射、或者諱莫如深。毫不夸張地說，纖細的藍手絹完全可以見縫插針般進入任何角落、進入任何公共事件、共領域，藍手絹的私密性瞬間可以轉移為族譜上的一份刀光劍影、地域版圖上的一次氣壯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輕輕波動——問題取決于于你是如何“詩想”的。
比如對于有苦難情結的朵漁來說，他可能會處理成：“今晚，放飛這條藍色的手絹，是輕浮的”—— 這與他一貫堅持詩歌的社會倫理學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宇向，她會堅持對事物的端莊審視：“我用藍色的手絹，擦洗一方玻璃”——在日常生活細節中，她曾經非常虔誠地維系某種神性關懷；
比如黃禮孩，作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猜想他多半會把藍手絹當作飛翔的安琪兒，從曠遠的天邊發出幽幽的藍光，一種祝福的燭光；
梁曉明掏出溫柔的手絹，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著，痛苦著。手絹不再是象牙塔、裝飾品，而是“對準時代的美德和胸膛”；
而葉舟會豪邁地唱起：“我的藍手絹、我的羊皮筏”——藍手絹變成一只羊皮筏，載著黃河、載著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絲織品頓時有了歷史的厚重；
而田禾，會把藍手絹會化為漫天大雨，化為感恩與回報社會的雨露；
而李琦的藍手絹，就是她的女兒馬小陶，而馬小陶搖身一變，就飄成“文二代”的旗幟了。
估計安琪會這樣寫：藍色的手絹，我的九龍江，被水蛇叼去做媳婦兒或當肚兜——加入了許多歷史的雜碎佐料;
楊黎可能繼續楊黎式的語感：藍手絹，撒哈拉沙漠的紙牌，一張是藍桃K,另一張是藍桃K，再一張還是藍桃K，他完全可以用藍色的能指聲音來反抗紅色的暴力所指;
藍手絹在西川的詞典里，是與致敬、厄運、鷹的對視、與白天鵝、蝙蝠、博物館、避雷針是同等分量的;
藍手絹在夢亦非的長詩《蒼涼歸途》是否可以、處理成類似神話中的銅鼓、圖騰，或洪水、災難的象征？
我這樣憑空抓瞎，主要為說明，不要太狹義理解私密性與公共性的“僵硬”關系。詩歌通往公共領域的空間無比寬廣，公共領域與私密心靈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間的傳達方式更是千姿百態。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 從寫作學角度說，寫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寫，究竟寫出了什么。
比如現在我手邊這只茶杯碎了，與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層樓的坍塌相比，簡直輕若鴻毛，微不足道。100個人趨之若鶩地寫大樓的倒塌，可能沒有一首是出眾的，但偏偏有一個人處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靈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從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窺見出時代的某些碎影，你能說寫這個玻璃杯的重量小于六層鋼筋混凝土嗎？關鍵還在于，你在渺小的對象上能否挖掘到與你心靈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點，從而自私密的甬道打通公共領。
1942年8月2日，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卡夫卡在日記寫道：“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對于這樣關乎人類命運的嚴重事件，有人把作家詩人表面的冷漠，斷然判定為作者死了。此事類似倫敦小女孩被德軍燃燒彈活活燒死，狄蘭•托馬斯沒有滿腔義憤去譴責，似乎回避了血腥。沒有直面，是不是就是放棄責任與擔當？除此之外，還有沒有通過其他隱秘、曲折的表達方式，以及在這些方式下暗藏著更有意思的作為？故任何相對外在的赤裸介入，并不一定能大幅度提升公共承諾的分值，同理，個我獨到的隱秘“釋懷”，也不好不分皂白，輕率減分？
況且私密性的純粹與純粹的“釋懷”——釋放個我的一己情懷和欲念，并不是什么壞事。因為詩人是最自我最自戀的精神“瘋子”，這一特性決定詩人與文本總是遵循神秘的“個人編碼”，首先必須服從個人編碼的召喚。一己情懷和欲念混入獨特的“個人編碼”序列，即使沒有重大的外在“投影”，哪怕散發些許的帶有詩意成分的東西，也屬于詩歌美學范圍的正常作業。在此意義上，個人編碼有理由忽略公共電報的共享頻道，克服過分信息類同而帶來的同質化。
以上的引例與說明或許暗合了米沃什關于“見證之詩”的深意：最好的詩歌收獲是那種既富有詩意浸潤又直視社會現實，既有個人審美經驗又能介入殘酷生存的詩歌；它們應該是可以同時并存，并又允許各有側重的。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預案”，非經一番磨礪不可達到。自然，我們也不會愚蠢到“把藝術當作治療牙疼的良藥”（肯尼斯·伯克），或者讓介入性一直堅硬地保持對生活“古老的敵意”（里爾克），繼而可能墮落成單一的傳聲筒。在私密與公共的通道上，其實存在著巨大的彈性空間，完全可以伸縮自如。
在此，筆者想做的引申是，任何重大或不起眼的題材、任何大詞或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語象，在私密與公共的道口上，都不應該存在任何隔絕。有公共意識、擔待責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遙遠的事物，也會乖乖變成詩人筆下被調譴的“錫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進行曲或詼諧曲——他們都從屬于心靈化的演奏。
 
四．結語
詩歌的意義首先來自于美學，它以形式的方式承載內容，這一切都體現為語言。它最需要被理解的首先也是語言。帕斯曾定義：“語言就是對詩人的最高統治。”【10】沒錯，只有“先”進入語言，才可能進入詩歌。在這個意義上，詩語公共性的前提應該是私密的自足。
約瑟夫·布羅茨基高度肯定詩人對語言自足性的依賴，它幾乎決定詩人的全部成就：“通常所謂繆斯的聲音，其實是語言的指令；不是語言湊巧成為他的手段，相反，他是語言賴以繼續生存的工具。……是一種與語言直接接觸的感受，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一種立即依賴語言，依賴用語言表述、寫作、完成的一切感受。”【11】
不過，對于詩語過度依賴的傾向，也隱藏著符號的虛假性，所以同時溫習一下羅蘭·巴特在《零度寫作》中的提醒也是必要的：如果詩歌僅僅依賴語言與形式，勢必加劇“語言自足體的暴力”，會“排斥一切倫理意義”。倫理的意義隱含著語言與社會、現實的契約牽連。對于那些鋪張的純語言盛宴，人們開始反思了：
太多奇思妙想不是來自頭腦而是來自語詞的主宰，詩人堅決不當意識形態的奴隸，卻把奴顏婢膝獻給了語詞。語詞的奇跡是假象，使用語詞之人的空虛與迷亂才是真實地隱藏著的，即使忙不迭與靈魂與存在相結合，也抹不去虛假詩意的性質。”【12】
話說得有些嚴重，無非是加強告誡的分量。從文類系統考察，詩語異于他種文類，主要是因其鮮明突出的文本本位和成色難度，比任何文體都講究語言獨立、自在、開放，并且隨時接受公共性影響，雙方長期來一直處于難解難分的纏繞狀態。那么，在介入與間離的關系上，如何做得好一些？
在筆者看來，首先在于滿足詩語自身自足性要求；同時意識到詩歌力量絕非只靠語言本身塑就，在自足性前提下，努力接通公共性。作為詩歌美學結構的阿基米德杠桿——張力，想必有能耐平衡、調節好詩語的"自轉"與"公轉"。
 
【1】【2】詩哲魂：《用文字創造真實和唯美的世界》，2009年8月13日，http://www.zcsedu.com/ds/show.php?itemid=81915 。
【3】邱正倫：《語言：指向純粹》，《詩探索》1997年第2期。
【4】艾青：《詩與時代》，《艾青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5】（德）阿爾多諾：《談談抒情詩與社會的關系》，《德語詩學文選》下卷，華東師大2011年版，第423頁。
【6】（英）馬修·阿諾德:《當代批評的功能》，《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頁。
【7】《托·史·艾略特論文選》，周熈良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參見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頁。
【8】張清華：《關于現今寫作中的中產階級趣味的問題》，《星星》2006年第2期。
【9】（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頁。
【10】（墨西哥）《帕斯論詩》，沈奇選編《西方詩論精華》，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頁。
【11】（俄）約瑟夫·布羅茨基：《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王希蘇常暉譯，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頁。
【12】李心釋：《當代詩歌的語言策略批判》，《揚子江評論》2009年2期，第37-40頁。
 
 
原載《詩刊》2014年第10期《詩學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