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從鎮坪到巫溪有一條古老的鹽道，說它“古老”是因為無法計算這段歷史的長短，幾千年只是一個概數而已，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彈性吧。而那些筋骨暴露的棧道，橫亙于山腰、險壑，它們以自己蒼涼粗樸的棱廓，印證了歷史的真實——大巴山雄峻、陡峭的巖石上，曾無數次負載一群群在苦雨凄風中掙扎的血肉，他們宛若浮雕，用生命的傲岸為自己抒寫了一曲單純卻又厚重的歌謠。李春平的長篇小說《鹽道》真實地還原了這段被歲月淡忘、被史學家忽略的光影。
“鹽背子”，一個陌生的稱謂，史書中沒有記載，但它卻是長篇小說《鹽道》里的主角。這是一群，很大很大的一群人。他們靠出賣力氣為生，從巫溪到鎮坪，自然的旅程不算長，但生命的旅程或許遙遙無期……這一段生與死的距離，考驗的不只是筋肉的堅實，力量的強大，考驗的是一個人的意志和韌性，一種在汗水澆鑄下矗立的人性。《鹽道》的意義和內涵，顯然還高于這些，它熔鑄了巴蜀文化中的精髓，作者從久遠的鹽道文化中，發現了文字背后的東西，那是巴蜀一帶伴著清風明月的哭腔，它有關中秦腔的豪放，有高密貓腔的顫音，還有澀澀咸咸的鹽味……作者不只是靠聽，還依靠了味覺的感受，品出了一種綿長，一種繚繞不息、鼓蕩不息的氣韻。這就是《鹽道》的張力，這種張力始終如一貫注全篇，絲絲縷縷黏糊于文字的間隙里，讓情節慢慢膨脹、發酵，讓人物慢慢長出筋骨，繼而氣血飽滿，骨力強健。
鹽背子的故事，帶有傳奇性，但太過傳奇，就可能會削弱人物的主導地位，從而造成品質的滑落。但《鹽道》沒有步入這樣的窠臼，它將“奇”化在了情節里，化在了人物的命運中，化在了人性蛻變的大場里。于是，《鹽道》的兩端，就像一個蹺蹺板，在故事的推動中，輕重的恒定是那樣的自然。窄窄的鹽道，連接著兩端——巫溪和鎮坪，這是兩個舞臺，也是清末民初社會的一個縮影。鹽背子，這一群靠背鹽謀生的苦力，他們的身上折射出了一個時代的光環，襤褸衣衫中包裹著一副傲立的身板！強化、凸顯人物的精神骨力，是作者的高明，也是小說站立的根基。精神骨力是一部小說中人物成熟的標志，而它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有人肆意擴張情節、夸大主觀想象，由此導致人物供血不足，以至骨骼鈣化……《鹽道》的故事是簡單的，線路十分清晰、明了，但在人物的塑造上，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讓我們感覺到了人物浮雕般的鮮活存在。崔無疾無疑是小說的主角，是軸心人物，這個人“力氣大，個子高，身子結實，聲音洪亮，長得又虎頭虎腦的，做山大王比較合適。可崔無疾沒有做山大王。當然他也不希望做山大王，他看不起他們的野蠻，看不起他們的匪氣，看不起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豪取強奪。自家祖上都是鹽背子，鹽背子就是老實疙瘩，就是憑力氣吃飯，從不搶別人的東西。”崔無疾的人生態度看似單純，卻又是一種道德的堅持和維護，這種看似淺顯的東西，卻被崔無疾用一生的行動詮釋著，構成了他站立不倒的精神骨力。從這個大巴山的鹽背子身上，我不由得想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軒，兩人所處的時代差不多，身上皆散發著一種霸氣、豪橫的氣質，秉承著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只不過是白嘉軒的道德呈現，在白氏家族的祠堂里、在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里，而崔無疾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是在遷延坎坷的鹽道上，前者深邃、厚實，后者卻顯得單純、素樸，但他們恪守的理念是基本相通的，他們把做人看得比生命還重。當然，兩個人物又是絕不能混淆一氣的，《白鹿原》的背景的深廣度，使人物的歷史感似乎更強一些。然而，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受制于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鹽背子出身的崔無疾，他所面對的人生挑戰和人生選擇，自然只能有合乎他的命運和身份的背景。即或如此，作家在表現人物性格深層的矛盾交織上，還是成功抵達了預期的效果和目的。崔無疾的精神骨力的確立，不是單一的個體，它的意義可以說是一種鹽道精神：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匯聚的能量，一種彌漫山野的民俗民風的反映。
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崔無疾的性格，或者說不能孤立地將精神骨力像標簽一樣貼在崔無疾的身上，就像一朵美麗嬌艷的花朵，它不但要有綠葉的襯托，還要有枝干和根須汲取養分。這就是人物性格上的一種互補和照應，而互補和照應，往往又是相對的。崔無疾性格的豐富性，除了取決于他的自身的行為和心理外，還有他的妻子、兒子以及那個與他有生死之交的巫溪灶客王國江等人的烘托，他們的作用就是像綠葉一樣使崔無疾這朵花在綻放中人性不斷趨于完美。在所有的“綠葉”中，崔大嶺是最肥碩的一枚，沒有他，崔無疾的性格將失去韌性和剛性。崔大嶺的人格分裂雖然不明顯，但他為故事的推移和情節演變加重了懸念，為崔無疾的性格確立，提供了人性的落差。崔大嶺成為土匪，對于以德立身，以正直和良善享譽鹽道，以節儉持家，勤勞苦干取信相鄰的崔無疾，無異于當頭棒擊。他的道德防線，他的個人操守，剎那間被這個不肖子孫擊潰了、瓦解了。這又近似于《白鹿原》中的另一個人物白孝文，白嘉軒本希望白孝文繼承他的衣缽，傳承他的道德，但白孝文最終卻被誘惑吞噬、埋沒，成了白家不肖的子孫。兩個父親的感受是相同的，兩個兒子的命運走向卻是迥異的，這是文化的差異、人物性格的差異……崔大嶺淪為匪類，如果完全用道德來鞭笞，似乎是不準確的，正如他的自我宣泄一樣：“不要以為我當棒老二就有多丟人，我憑啥就對不起祖宗了？崔家世世代代當鹽背子光榮？把鹽背子當英雄了？不是照樣祖祖輩輩受窮嗎？崔家啥時富過？讀書人曉得的，從古至今，朝廷里出過鹽背子嗎？史書上記載過鹽背子嗎？鹽背子都是下賤人，都是低人一等的人！有錢人都是吃別人的糧食，用別人的錢，睡別人的女人！”一連串的反問，道出了崔大嶺的內心世界的躁動，道出了一個壓抑者的慷概激昂，然而，他的不滿是狹隘的、自私的、利己的，他的人格分裂，是一步一步積累起來的。雖然，在他的人格分裂上作者用筆稍稍弱了一點，但總體來看，它完成了對崔無疾性格的照應，在鮮明的人性對峙中，崔無疾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很好的彰顯。
《鹽道》將人與匪放在了一個相同的情景中來拷問。用人性的筆觸寫匪，重在表現他們的生存狀態，我以為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也是一種真實場景的還原：匪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社會和時代的產物。他們不屬于另類，是一群普通人。年成壞了，沒有活路了，就上山為匪，搶劫民財，當然，要生存，就必須鋌而走險，傷人性命。因此，他們既是官府的對頭，也是百姓的死敵。善與惡在他們身上沒有明確的分界線，雖然他們也種地、打獵，雖然他們也標榜自己是“壞人中的好人”，但終究洗不去土匪的污垢。小說中的土匪崔大嶺，他是善與惡的濃縮，如果沒有他，匪就失去了匪氣，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我們甚至可以將土匪頭子邱老五，當做崔大嶺的一個影子、替身，或者是另一半。崔大嶺由善到惡，固然隱晦，但他性格的演進具有內在的邏輯，他打小就有心計、頭腦靈活、有仇必報。淪為土匪后，他也高人一籌，藏得很深，他站在邱老五的背后，為他出謀劃策。他當土匪不是混日子，也不是生活所迫，他的目的明確、方向明確：他就是要過不勞而獲的生活……寫崔大嶺的匪性，就是寫所以土匪的匪性。從崔大嶺身上你可以看到土匪殘忍、兇頑的一面。如，在母豬洞與剿匪隊員的肢體對抗，就顯示出了他的膽略、忍耐和猙獰的一面：“崔大嶺用右手使勁把砍斷的左手手腕扯下來，像一截沒有洗凈的藕。左手的手腕上露出了一只巨大的黃金鐲子，金鐲子和鮮血一起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他把左手交給右手，右手抱著斷掉的左手跑掉了。鮮血從斷面處流下來。”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土匪，他有一種咬銅吃鐵的狠勁和兇殘。
于是，崔無疾的大義滅親之舉，就變得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做為一個鹽背子的道德觀，他不能讓兒子為惡下去，禍害他人。“滅親”雖是“大義”，但這卻近似于自戕的行為，殺自己的兒子，猶如戳自己一刀，但這一刀他必須自己動手。崔無疾默默為兒子選好了陰地，置辦了棺木，愛與恨，在痛苦與矛盾交織中，人性漸漸超越了道德的層面、超越了狹隘的父愛，它讓人看到了一種悲壯，一種只有精神才能承載的骨力！
《鹽道》歷時兩載，作者用情至深。作為故事它是完整的，耐人尋味的，但小說的真正價值則在于表現出了一種高尚的人倫情懷，一種鏗鏘勁拔的精神骨力。以崔無疾為代表的鹽背子，他們的悲歡演繹，被作者藝術的再現出來，那種蕩氣回腸的巴蜀民風，溫煦而又火熱，它構成了小說的氣韻，并被作者植入人物的靈魂，于是精神傲立、骨力颯爽……
（《鹽道》：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