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的事》：一種抵抗與求索（孫曙/文）
 
到了打掃秋天的時候，它口袋里值錢的東西
都被取走。鳥群南飛，麥種入土
剩下的命冷風瑟瑟，落英的思想升天
 
這幾句詩，是沙克復出詩壇后的代表作《到了打掃秋天的時候》的開篇，極其準確而詩意地喻示了沙克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事》。《我的事》由64篇系列散文組成，以家事、文事、情事、書事、悲事、錢事等64種事類切入時光展開生活，在這樣散篇的自傳或者說是回憶錄里，沙克打掃了自己的秋天，打掃了自己迄今為止的人生與歷經的時代。

這是豐茂的秋天，如此斑斕多姿！60一代雖說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等等時代大波，但比起他的父兄，其生活已然稀薄，我有些杞人憂天，擔心回憶最終會隨著一代代生活越來越扁平雷同而消失，生活本身也在扁平中消失，文學也隨之消失。沙克是60一代少有的拿得出像樣的回憶錄的，少有的宏富而開闊，這當然是來自生活最寶貴的饋贈，沙克的人生多波折，悲喜起落，世事經多，人情閱盡，冷暖飽嘗。而如此豐富的生活又不是浮滑的炫耀，而是銘刻著對生命的體認，銘刻著時代的潮汐脈動，因之深厚而凝重。

在《大事》中，寫到一群衛校的實習生擠上貨車后車廂，趕回市里參加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途中發生車禍，死傷二十個，其中一個女生三歲半時右派父親死在勞改農場，自己遭遇車禍后住在醫院搶救，“下半夜里，護士來給楊姐換吊水。看到楊姐的媽媽坐在地上趴在病床邊，抓著楊姐的手。護士想把她扶起來，發現她已經死了，嘴角留著血跡。楊姐死在了媽媽的后面”；在《鬧事》中不識字的趙大牛把毛主席像章頭朝下戴反了，被判為現行反革命槍斃；在《政事》中寫自己六歲在墻上寫了“毛主席萬歲”，但不知被誰又打上大馬叉，被公安審訊，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情事》：“文革末年的某夜，未婚樸男與未婚紀女在防震棚里操辦男女之事，被單位保衛科人員捉個現行，設堂審問他們搞腐化的行為，分別給予記過處分。1985年各有家庭的樸男紀女舊情復發，躲到招待所房間里被紀女的丈夫追蹤捉住。從此人云亦云，他倆生活作風就壞透了。2005年以后他倆各自在家鬧離婚，以求兩人結婚共同生活，鬧得沸沸揚揚婚都沒離成，人人皆知他倆在搞情人，不足為怪。2010年后他倆常在公開場合出雙入對，儼然夫妻，雙方配偶均聞而不問，生怕他倆回家再鬧離婚。還有什么比這更為綿長無盡的情事，這樣一樁穿透了時代的情事，又是把時代給穿起來的情事。這是時代至為鮮活的鱗爪，這就是時代。《我的事》不但是時代的證詞，更是抵抗，抵抗時代、社會與自我的遺忘，抵抗個體生命的無謂、渺小與泯滅。

沙克是個較真的人，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這種較真也就是堅持自我，堅持個體的價值與意義。沙克說自己的遠洋旅行“僅僅是帶著我的一副肉身，去尋找我從少年時期就夢尋于海洋彼岸的神，尋找、實證并收回完整的自己，在異質的地理人文的刺激震撼之中，得到那‘一個’真實的人類，那一個屬于自身的微小本質。”這句話是一個詩人的求索——尋找、實證并收回完整的自己，得到一個屬于自己的微小本質。他做過狠事，把一個有背景的奸幼犯送進監獄；做過好事，把無背景的犯錯而不夠判刑的夫婦從獄門邊拽了出來；做過美事，救活一位罹患尿毒癥的女大學生。正因為這樣的堅守與求索，《我的事》也就有了超越事實層面的精神實質與力量，唯精神不死，時光消逝，眾生幽暗，《我的事》也變成了一柄燭焰，匯進了人類燭照歷史與自身的星火。

困頓的，受傷的，生病的，孤愁無靠的
以為幸福不足的，都到了打掃秋天的時候
手也清爽——給他們母親和房子啊
給他們母親和房子
給他們愛的能力
 
這幾句詩是《到了打掃秋天的時候》的結尾。作為一個“追索人本價值和時間意義者”，在人生的秋天，“打掃秋天”的沙克，愛的能力與愛都在。“我有信仰，無緣無故，頑固不化，心駐另一個上帝：生命、自由、美和愛”，正源于此，抵抗與求索之路，也就成為光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