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語者”魯亢
 
    【劉曉萍薦書之魯亢《被骨頭知道》】
  







 
    魯亢這本暫且叫做隨筆集，名為《被骨頭知道》的新近出版物，我認為是難以定義的。雖然書名來自其中一篇交織著父子關系和生理病痛的“被骨頭知道”，但這個書名明顯是詩歌意象，而且是深度意象。我們都知道骨頭意味著什么，這個人體中最具精神性的組織，許多時候意味著生命最堅硬的底線和與生活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我最想說的是，魯亢這本《被骨頭知道》是當下中國文學文本的一個另類，是跨文體寫作的一個特列。它交織著作者對自我履歷旁觀式的自述、廣泛閱讀而帶至的文本與文本的互渉、小說的敘述方式、詩歌的語言以及很難在隨筆作品中產生的戲劇效果。
 
    實際上，它是詩歌、隨筆、小說、評論的跨文體實驗。每一篇都可當做小說來讀，即便是他寫的電影評論，也可看作是電影評論界的“夢的解析”。在我看來，他根本就不想好好寫什么“隨筆”，他更樂于在其閱讀的經驗庫中隨意拉出來一個“潛語者”，他非常善于講“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有伍迪艾倫式的超現實效果，把悲劇和喜劇融為一體。而他本身所具有幽默感總是讓你在閱讀過程中產生面聊的現場感。無疑，在如蕓的寫作者中，魯亢是很難被發現也很難被埋沒的“少數人”。這本《被骨頭知道》只是他全部寫作生涯的一個側影，我不知道他當初自選稿時是否有考慮“閱讀性”，而將其更加“晦澀”更加“不可忽略“的文本藏于深閣？
 
 
附：節選
 
《被骨頭知道》
 
魯亢/文
 
    最后呼吸會停止，可能難免巨痛，也可能比較平靜。醫生說，應該不會那么可怕。醫生還說了一件事，“有一位病人讓人從五樓搬到六樓，他一上來就死了。”死了（用我母親的話叫“去極樂世界”），對此醫生只比我少了一點緊張，但比我多很多認識。我錯過了一個機會，一天一位當年介紹父親參加革命的老同志，輾轉得到消息后來到病房。“他一定比較老？”我問母親。原來他們年齡相近，他先參加的革命，父親是他后來發展的“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們中的一員。看著瘦骨嶙峋的父親，他對屋里的其他人，回顧了頗長的一段往事。父親還有說話的力氣，但他一言未發。在近乎彌留之際的那個頭腦中，回憶是奢侈的，但想必還能接納零星的回憶之磷火，搖曳著通往陰間的漫漫長路。一個去找那位老同志的念頭一閃而過。父親雖非權貴，但他早年的“干革命”對我頗富傳奇。我在書堆中找十幾年前讀過的《阿爾米特奧·克羅斯之死》（〔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亦潛譯），我模糊地感到這本書能使我所知極少的“傳奇”被托付其中加以想象，比如書的開頭部分：“我醒了過來……把我弄醒的是同我身體接觸的這件冰冷的東西。我原先不知道，有時人是會不由自主地撒尿的。”就是父親當下的情景，他清醒時又會因片斷回憶的沖撞倦極而眠。我還希望這本書能挑起我去了解父親更多。但也難說，因為我對自己的冷漠并不怎么吃驚。有關父親年輕時的一段經歷…… 有關我父母的一切…… 我的父親母親……我很迷惑，我和父親之間談不上親近，不是非常熟悉。我有一些小時候的記憶，青年時期的幾個深刻印象，其實都糟糕透頂，那只是讓一位失敗者的人生軌跡更加清晰。這么多年來我們都在苦熬，這種純屬個人的判斷是維系在我們之間的“情感紙帶”，“風稍猛一點它就會斷，飄走了”。我基本上能接受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一開始那沒心沒肺的獨白，而不必強調自己“我，一個局外人，感到畏懼在一個根本不是我創造的世界里……”我們想都沒想過去創造什么，找一處容身之地已屬不易。這樣的父與子，沉默是比較認真的選擇。
 
    癌癥使他返生無望。這時候的他猶如搭上計程車，“哪兒都不去，碼表依舊在跳”。我們只看到他身上本來就不多的肉越發減少。他要替還能活著的每一天支付掉的只有它了。皮膚已皺得有點像假的，僅僅骨頭還保持原來的重量，并沒有“輕得可以拋將起來”，起碼我想整個抱起來替他翻個身還很吃力。不知他是否有點慍怒，我們的樣子都像陷入思考，他已無力配合：窩囊廢呵，養你何用。
 
    我思考這一場癌癥，在這位病人身上，延伸出什么樣的隱喻。“在隱喻的意義上，癌癥是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就引起我去思考疾病的隱喻，同時又對每天得知的病況束手無策，我發現自己對蘇珊·桑塔格的書熟悉乃至想念，會帶來心態的平衡。這相當不幸，父親離我有時比書還遠一些。我不知道父親怎么得的這種惡疾。因為吸煙？環境污染？吃的好或活太長？后兩種在專家看來也是癌癥的起因。父親第一次因胃癌開刀前曾說：“怎么會是胃，我平常吃東西都是非常小心。”他吃的并不好。幾年前就戒煙了。他也許算長壽，那是古代的標準：人生七十古來稀。其實我對解析病因相當恐懼。反而是一本有關疾病所含有的種種隱喻的著作，讓我對這種常見的、致命的疾病，為能找到非醫學上的解釋、能使我游離出去而有所期待。我期待屬于自己發現的隱喻能出現，如若不然，那么找到符合書上所提到的最有力的一個隱喻。像，“癌癥是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
 
你可以用藥物抑制住它，但它最終還是占了上風。它衰竭你，抽干你。痛不欲生，你活活變成尸體。
 
     “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由此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是什么使父親成為一個性格粗暴的人？在性格粗暴的群體中他不算典型，但也夠嗆，我感到難堪：哦，原來我的父親也是這樣。可以給出的解釋或猜測是：父親自小沒有得到愛護；年輕時憤世嫉俗；中年之后郁郁不得志；晚年生活枯燥。他遠比我耽于閱讀，卻離不開電視和收音機，對后者他還習慣接收外臺。他是如此不信任這個社會，他萬念俱灰，卻無法丟棄“天父的面具”。對現實生活他沒有積極的態度，思想上又不能超脫，以至于莫名其妙地變成了老“憤怒青年”。粗暴成了他永遠的自衛武器。當他感覺到生命面臨嚴重的危險，發現自己已不那么堅強；孱弱，無助，但暴怒的性格本質仍像一場火災中的暗火，不知何時復燃。一旦復燃實在讓人訝異：這里面到底壓抑著多大的失敗和空虛的感情，誰是他在世的最大的仇人，是命運還是天空？在一部工具書里，兩位法國學者就“父親”作為象征體的那一部分的闡釋，為抽離沮喪的現實的人們，能平靜地把父親當作“研究的對象”提供了渠道：“父親的作用就是阻止一切爭取解放的努力，施加影響以便剝奪、限制、刁難、扼殺那種努力，并且維持隸屬關系。他代表與本能沖動、自發激動和無意識相對立的覺悟，這是與促成轉變的新生力量相對立的傳統和權威世界。”仁慈和理解不為權威世界所容，形同被追殺的仇家的遺孤，四處躲藏，而內在的野蠻狀態已形成外在的專制力量。
 
    一個失敗的兒子同時也將他的父親視為失敗者，并加以譴責。他少年時的幾個與父有關的美好片斷“正露出孤獨的表情”。父親的積極的形象在哪里？他想象自己做到了潔身自好不求人。他是人欲橫流的社會中的一個小人物，一個“套中人”，他靠什么來反思，來洗心革面似地改變？他的信仰（有嗎，或曾經有過？），在只有權力這種最好的興奮劑才能使人找回一點“精神”的社會里，早就一文不值。他根本就沒有過屬于他這類人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一旦我們無限地放大某種所謂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情結，其中飽含個體悲劇色彩的生命跡象，就失去了被真實講述的可能。他最真實的一面是無法自控的際遇，反而使他相信能一以貫之地奉行超理想的為人準則。而且他不能接受你的質疑。你懷疑什么呢？“人類和他的愚蠢的行為會繼續存在下去和蓬勃發展”，但你還應該相信“人是不可摧毀的，因為他有爭取自由的單純思想”。爭取自由的思想給父親同外人不大一樣的形象，但也僅僅存在于我的思考之中，回到現實的一幕幕你只能感受到無邊的防火墻。爭取自由是多么荒唐的自我期許，在虛假的誘因里它被假想為精神囚籠中的睡獅，并認為可以喚醒，而它最終的表現及所達到的目的，往往使自由思想的尊嚴遭到損傷，因為真理已被扭曲，假象找好了位置，正揮舞著馴獸鞭。我更愿意不去理會父親們的“爭取自由”的“口水”，因為現實中父親們已被簡單地分為“瘦身型”和“肥胖型”，對這兩種類型的個性界定因其可驗證而使父親們的“天父面具”得以揭開，回到首先是作為凡人的地位。如果他是瘦身型的，多具有分裂性氣質，孤獨，自閉，不愛社交，不現實；如果他是肥胖型的則具有循環性氣質，親切，現實，樂于社交和助人，愛好享受。我的父親是瘦身型的，現在，他還是癌癥患者，這樣的患者“是些低速檔的人，很少受情感爆發之害。自孩提時代起，他們與父母就有一種疏離感”。假如撇開父親的精神生活不談，他的個性就變得千篇一律，粗暴不過是這一類型的人之共有的“世界觀”，沒有隱喻上的意義。對于大多數的癌癥患者，紐約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專家蘇倫斯·勒山在他1977年發表的著作（《為生活而斗爭：癌癥起因的情感》）中認為“普遍存在著一類人格構成”。他把“癌癥患者的基本情感模式”劃分為三種：“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其標志是疏離感”；成人期，其標志是“有意義的關系”的缺失；最后是“認定生活毫無意義”。勞倫斯·勒山寫道：“癌癥患者幾乎無一例外地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潛力。”癌癥患者“沒有情感和自我”。父親可以對號入座，就他的每一個時期，我也能隱約想起一些事來補充。他要是知道了會惱怒不已。也許他不會？我們來設想另外一種可能：他對兒子的想自渾沌到有序的明顯是力不從心的探索，故作冷靜的分析，表現出有限度的忍耐。他說出這樣的話——如威廉·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里的主人公艾迪·本德侖的父親對她常說的——“活著的理由就是為長期的死做好準備”。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父親多半充當“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偉大的、樂天的角色，即便他是那么的不夠幸運，他克盡職守卻并未讓人感到快樂。
 
    這已經不可能了。我也從未去想我們在精神上能否達到和解是重要的事。我們之間的不太了解在我看來不算太壞，這樣就不必為對方的景況太過費心。他承擔了養育的責任，我則在他身邊守到最后。我們相對無言，我們的內心世界過于蒼白，我們只記住了對方。他間隔幾個小時就會被疼痛折磨一番。對杜冷丁的依賴使他不是很痛時也喊著要注射。有幾天護士不得不用吸管將濃痰吸出，讓他能咳得上來。每天定量的掛瓶造成新的扎針口越來越難找，血管加速硬化。我還聽說有一種止痛藥，從血管注射進去能堅持二至三天。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竟松了一口氣。我還為父親的每天高昂的醫療費能夠全部報銷而暗呼慶幸。這就是那條“革命道路”給他留下的“路費”。如此說來父親還不是一個可以讓你隨便看不起的人，在這一點上他甚至可以輕視你。醫院是一個講等級講金錢的場所，如果你付不起那么多的費用，醫生就沒有什么作用，你到這個時候就會死了心地認識到自己是流浪狗。這種事很多，父親不在此列。父親可以冷冰冰地看著我，甚至微笑（如果可能），“你是我的混蛋。”
 
    我離開，他躺著。“誰比誰更好，只有天知道”。他其實還是很堅強，不與死神合作，不給等候的人準確的歸期。雖然沒人敢告訴他真實的病癥，他恐怕也已猜到，但他沉默不語。他留意四周的動靜，說話聲，有時還開口糾正（“那是我訂的雜志，郵遞員搞錯了。”我一頭霧水）。有一次他將隔壁陽臺上收衣服的聲音誤以為屋里有老鼠，突然嘴里發出“咄咄”的驅趕的聲音。這聲音很世俗化，很日常，死神聽見了也會放緩步伐。可是父親已死去很多，從肉到血液，從記憶到意志，只有骨頭在撐著，像撐著一把破傘在毒日頭下。只有他的眼睛流露出短暫的不舍之意，我不知是否猜對，也許那仍是怒火，只是在快熄滅前的黯淡微光。我離開。痛，很痛。
      
    我在公車上看著窗外的建筑物，喧鬧的白天，或乏味的晚上，我只想快快回到家。

    梅艷芳在臨終時得知癌細胞已擴散，再也保不住那副嗓子，她說：“既然這樣，那我走了。”
      
    既然這樣，生命之水淤滯不流，死亡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