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梁志學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再次勾起了我對先生的深切懷念！  
　　我和先生的交往，是從我給他寫信開始的。時間是1981年。那時，我是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四年級學生，正在做畢業論文，準備寫寫謝林哲學。弗里德里希·謝林（1775—1854年）是德國古典哲學史上康德、費希特之后，黑格爾、費爾巴哈之前的一個重要哲學家。謝林在德國古典哲學史上那么重要，但國內關于他的研究少得可憐，根據當時的查找條件，我了解到解放前有2—3篇研究文章，解放后也大致如此。而由謝林之子于1856—1861年編輯出版的《謝林全集》就有整整14卷，而譯成中文的只有一本，即梁志學和薛華合譯的《先驗唯心論體系》，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國學術界對謝林的冷落與對康德、黑格爾的熱情顯出巨大的反差。當時在我看來，哲學史研究可以作出成績的有兩條路徑：一是開拓，別人沒有涉獵的你來研究，可以填補空白，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二是深化，別人已有研究的，你可以從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高度，根據新的材料去掘進。我決意作第一類研究，立志成為未來國內謝林研究的專家。
　　
　　這種研究有沒有價值，怎么研究，到哪里去查找資料？我寫信向《先驗唯心論體系》的譯者梁志學先生求教。當時寫什么都是手寫，不像現在用電腦寫信可以留存，信的原件寄給梁老師了，手頭就沒有了信的底稿。所以，我現在無法回憶起信的確切內容。根據邏輯推理，應該是先作自我介紹，再談研究打算，最后請教一些問題，請求先生指導幫助，云云。
　　
　　在此之前，我和先生沒有任何接觸，我給他寫信也沒有經過任何人牽線搭橋。信寄出以后，我忐忑不安、翹首以待，那是自然的心理狀態。
　　
　　很快，先生回信了！這既讓我喜出望外，又在我期待之中。回信寫道：“如果你想在德國哲學方面從事教研工作，我認為現在開始學習德語也為時不晚。如果想寫畢業論文，我覺得似乎可以采取這樣的辦法：第一，把題目選在能看到必要資料的程度或范圍，譬如選‘謝林與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思想的比較’（《先驗唯心論體系》第二章有足夠的材料，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也有中譯本），如果選‘謝林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思想的比較’（《先驗唯心論體系》第四章有足夠的材料，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也有中譯本）；……第三，發揮我們所長，不以占有資料取勝，而以理論分析取勝。”  
　　根據這些很有價值的意見，我開始了讀書、搜集資料和研究。論文指導教師為本系黑格爾哲學專家朱亮教授。論文初稿《謝林辯證法思想初探》于1981年11月24日完成，整整3萬字。
　　
　　我把厚厚一沓文稿寄給梁老師。那時寫論文，都是用筆寫，不是用鍵盤敲，寫成再修改，改后要謄清，一般都是一張稿紙下墊上一張藍色復寫紙，一次用三到四張稿紙，形成一式三到四份的正式文稿。稿紙都是印了方格的，一頁300到500字不等。3萬字的論文，在60—100頁之間，跑到郵局掛號寄出。從南京到北京，約要一周左右到達收件人手中。哪兒像現在通過電腦發電子郵件，或通過手機發微信，即發即到！
　　
　　先生閱后來信，肯定我“所作的述評基本上是正確的”，要求我改動一遍，“突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文字表達方面多下功夫”。朱亮老師要求我以論文中的“矛盾學說”部分為主體，適當擴充深化成12000字左右的文章，作為畢業論文，余待日后再論。
　　
　　根據兩位先生的指導，論文于1982年1月10日最后改定，題目是《謝林矛盾學說初探》，11500字。我以此獲得哲學學士學位，從而結束了大學學習生活。此文后經梁志學先生進一步指導，我又修改兩次，最后由他推薦，發表在《外國哲學》第4輯，商務印務館1983年9月出版。
　　
　　寫到這里，我再次感慨萬千！從我1981年上半年第一次給先生寫信，到他把我的論文推薦給《外國哲學》集刊并確定發表，在這兩年多時間內，先生不知道我是什么模樣，我也不知道先生是什么樣子。就憑我給他的一封信，他就熱情并認真地履行起一個學者、老師的職責，一絲不茍地指導我如何研究，一字一句地審閱我的文稿，一次又一次指導我如何修改完善，而且不厭其煩，三番五次，直到推薦發表。這是什么品格與境界？感動我并讓我難忘的原委就在這里！
　　
　　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中，學士論文恐怕是最糾結、最感到困難、最需要幫助的第一個坎兒。因為我遇上了梁志學先生——一個這么權威又這么好的老師，這個坎兒我順利地通過了！
　　
　　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發表論文，是最要緊、最渴望而又難度最大的事情。因為我遇上了梁志學先生——一個如此理解青年又如此給力扶持青年的老師，我的學士論文發表了，而且還是發在學術分量很重的集刊！
　　
　　先生對我的幫助多么重要，顯然又是不說自明！
　　真是讓我“銘記終身的提攜”！
 
　　漸漸地，到了別人在學術上需要我幫助和提攜、我也有能力幫助和提攜別人的時候，我基本做到了盡力而為，既是對像先生這樣許許多多老師的效仿，也是對像先生這樣許許多多老師的回報。 　　1983年春，在南京建工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的我，得知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10月將在呼和浩特召開年會。聞此消息我“如獲至寶”，隨即寫信向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王樹人研究員提出申請，并附《論巴門尼德的“存在”》一文作參會的基本資格。5月，負責會務的冒從虎教授從南開大學復信：基本同意，待正式通知。
 
　　金秋10月，秋高氣爽。我登上北上的列車，仿佛小鳥溜出鳥籠飛向藍天、融入廣闊世界一般愜意。這是我首次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也是首次跨越淮河。
　　
　　此行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拜訪與我通信已達3年之久、3次親筆修改我那篇謝林論文的梁志學先生。梁先生專程從家中趕到辦公室接待我這個未曾謀面的學生。先生豁達開朗，聲音洪亮，十分健談。當然，更沒有架子，即使在我這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小青年面前，這位已經碩果累累、聲名日盛的專家，平易近人，如同兄長，讓我無拘無束。
　　
　　我準備了很多問題向他討教，也向他匯報了我下一步研究謝林哲學的計劃。他一一解答，熱情鼓勵，并給以指點。他特別強調，要想深入研究謝林，一定要學好德語，達到能夠閱讀謝林原著的程度。
　　
　　和先生見面以后，我對謝林的研究更鐘情、更投入了。發表的論文有：《謝林思想發展的最初階段》《青年恩格斯對謝林的批判》；發表的譯文有：《謝林的自然哲學》《青年謝林和康德》。198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朱德生教授主編《西方古典哲學名著菁華》，知悉我研究謝林，約我撰寫《先驗唯心論體系》提要，就是梁志學先生翻譯的那本。我按約完成，《西方古典哲學名著菁華》后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那時，我差不多已成為國內發表謝林研究論文篇數較多的人了，但寫作過程十分艱辛。對我來說，謝林哲學之晦澀難啃，超過康德、黑格爾，因為那時國內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視它，沒有更多的研究資料可供參考。
　　
　　本來，我想一直研究謝林，但不會德語是我的短板；學習英語的過程讓我體驗到，要想從零開始去掌握德語是多么不容易。正好一個偶然的機會，推動我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1985年9月，我成了著名哲學家蕭前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后，我沒有再寫過關于謝林的文章，但對謝林的研究給我后來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我于1989年5月調到了海南從事經濟特區研究工作。我便想請先生來海南考察和講學。但先生總說忙，一直沒有成行。直到2007年12月，應海南大學邀請，先生和夫人沈真一起，來到了海口，讓我十分高興。
　　
　　那天晚上，我早早來到海南大學，和學校領導一起，陪先生走進報告廳。報告廳座無虛席。在熱烈的掌聲中，先生走上講臺。他特意穿了一套整潔的西裝，系了領帶，以飽滿的精神、敏捷的智慧、洪亮的聲音，作了題為《大學的理念——費希特的教育思想》的精彩報告。報告充分顯示了他作為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和費希特研究專家的深厚功底，引起強烈反響。
　　
　　梁志學先生就這樣以他那特有的氣質和形象，永遠地留在了海南、留在了我的心里！
 
　　（來源：《學習時報》2020年1月17日）
 
　　作者：周文彰，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