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的一個文學研討會上，我認識了王憶——當然，必須先認識王憶的父親。坐在輪椅上的王憶，是由父親推著來的。是來旁聽。王憶的父親，年齡與我相仿，但沒有像我這樣已經大腹便便，他個頭不高，顯得十分精悍。王憶的父親送了我兩本王憶的詩集。從作者簡介中得知，王憶生于1989年，先天小腦癱瘓，幾乎沒有說話和行動的能力。但大腦不但正常而且很優秀，熱愛文學創作，已經有不少詩歌、散文作品問世。當時便嘖嘖稱奇。江蘇作家協會十分重視培養青年作家，常舉辦讀書班、講習班一類活動，我也常常去講課。每一次，王憶父女都來旁聽。有時候，活動在那種很老舊的地方舉行，根本沒有特意為輪椅建造的通道，也不知王憶父親是如何把自己和女兒同時運送到課堂的。反正是，每一次，老王推著女兒進來，找個合適的地方安頓好，才站直身子，擦擦腦門上的汗——即便是大冬天，也是滿頭大汗——顯得很輕松似的。
 
　　這幾年，王憶的創作進入一種頗為良好的狀態。詩歌集、散文集出版了多種，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獎，短篇小說也頗頗在刊物上出現。現在，又出版了長篇小說處女作《冬日焰火》。 　　王憶天生小腦癱瘓，父母為了讓她的病情能夠盡可能好轉一點，為了她能夠多多少少具備一點生活自理能力，曾經經年累月地帶著她求醫問藥，跑過許多地方。在她成長過程中，父母和她自己經受過的磨難、飽嘗過的凄愴，是我們可以想象又難以想象的。說可以想象，是我們可以依據社會常識和一般的生活經驗，去設身處地地體會他們的遭遇。說難以想象，乃因為我們不可能通過想象進入這樣那樣的具體情境。三十出頭的王憶，試圖通過長篇小說《冬日焰火》，表現出生以來體驗過的苦痛與歡欣，表現自己作為一個輪椅生存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感悟。所以，《冬日焰火》確實如王憶在后記中所說，是一部自傳性的小說。王憶用潔凈的語言，敘述了主人公小冬從出生到10歲的成長過程。其實，說小冬是主人公，毋寧說小冬的父母才是小說的主角。在孩子未懂事前，焦慮、恐懼和絕望，都只能由父母來承受。有了這樣一個孩子，父母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遺棄是并不罕見的處理方式。在王憶的小說中，也確實有人一再建議小冬的父母采取這種最“爽快”的方式，但小冬的父母從未考慮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煩惱，相反，視此種建議為對自己人格的侮辱。雖不遺棄，但卻僅僅是生物性地養著，不餓死凍死便好，隨其自生自滅。選擇這種處理方式的父母，也不能說沒有。這至少可以說是精神遺棄。父母對孩子，養固不易，育則更難。而如果有一個先天腦癱的孩子，育就是難得超乎想象的事了。而小冬的父母，非但沒有對小冬有任何方式、任何程度的遺棄，相反，是盡最大努力對女兒盡著“育”的責任。小冬的父母，并不敢奢望女兒能夠被育成“正常人”，只祈求女兒能夠盡可能地與“正常人”接近一點。只要女兒與“正常人”的差距能夠縮短一丁點，付出再大的犧牲都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讀王憶的《冬日焰火》，我們感受到從小冬父母身上放射出的強烈的人性光輝。  
　　有這樣一個女兒，父母的內心一定有許多微妙的情思。王憶在《冬日焰火》中，對此種情思做了一定程度的表現，這是非常重要的。當小冬的病在省城確診，父親為了緩和一下夫婦二人心中的悲傷，提議一家三口游一次湖，畢竟，好不容易從鄉下到了省城。在游船上，小冬的母親李萍突然抱著孩子站立起來。這是像要跳湖的動作。這動作是下意識的，但內涵是豐富的。這樣的人物表現，十分真實，也十分感人。在蘇北當地的醫院都看過了，省城的醫院也去過了，小冬的父親艾志剛決定到京城的醫院去試試運氣。本來就是貧寒的底層工薪階層，為女兒治病已經經濟十分困窘，一家三口要到北京，那要籌措一筆大錢。能變賣的都變賣了，當然還遠遠不夠，東挪西借，加上親友的資助，勉強湊齊了似乎夠用了的一筆錢。這時，小說寫道：“不到一周的時間，原本那個還有新房味道的家，變得空蕩蕩的。整個家里，只剩下那臺十八吋的紅梅牌彩電了。想到一家三口要去北京，再看看空蕩蕩的家，艾志剛心里突然有一種背水一戰的神圣感，雖然他并不知道最后會是什么結果。”對父親此時此刻出現的此種微妙心理的捕捉，是非常準確的，而這樣的藝術表現，也是非常精彩的。還有，小說寫了母親每天帶小冬爬樓梯，強迫小冬自己穿衣、吃飯和上廁所。每一個動作的完成，小冬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都要忍受劇烈的疼痛。作為母親，李萍何嘗不為女兒此刻的痛苦而痛苦，然而，她必須狠著心腸讓女兒經受此刻的痛苦。我們會同情孩子此刻的遭罪，但我們卻無由責備母親此時的狠心。
 
　　王憶長篇小說《冬日焰火》，其實有著豐富的倫理意蘊。
 
　　王憶是第一次寫長篇，當然也有著明顯的稚嫩之處。我相信，她一定會越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