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樣一個題目，相信沒人會提出異議。雖然《天津詩人》目錄頁前，林林總總地印著好多名字，諸如顧問、名譽總編輯、副總編輯、名譽社長、社長、副社長、出品人以及編輯部主任、發稿編輯等名目繁雜，而且還會經常性地調整，但了解這本詩刊的讀者，都知道《天津詩人》是屬于羅廣才的——沒有羅廣才就沒有《天津詩人》，不僅是說羅廣才是這本詩刊的創編人，還有他背后的無數付出。
 
　　我與廣才結識導源于段華師兄。當時段師兄在找一本書，是關于梁斌先生的，正好我手頭有閑置者，就答應送給他。不久之后，段師兄委托廣才來取書，我們就此有了聯系。具體時間已記不得，廣才說是上個世紀末，可我印象中沒有那么早。
 
　　廣才在我的日錄中露面是2008年11月。其時，天津老作家關永吉去世未久，我正四處網羅文章，想編一本紀念集。廣才來電話征詢此事，說老詩人沙駝與關永吉友善，并允諾代為約稿。僅僅五天之后，我就收到沙駝先生來信，并附有懷念文章《痛悼諍友張島老兄》。此文后來收入《天津記憶》第24期《勿忘關永吉》。關永吉本名張守謙，張島是他20世紀40年代所用筆名之一。這件事兒雖然不大，但卻能看出廣才的行動力，無意中成為我們后來交往的基礎。
 
　　廣才再次現身日錄已是兩年之后。2010年12月，他風風火火地到今晚報社找我，帶來了散著墨香的《天津詩人》創刊號，封面詩意地印著“2011年·春之卷”（《天津詩人》從不脫期，創刊起即經常性“早產”，做到這點其實不易）。此前，廣才見過我編的《天津記憶》——十分寒素小冊子——并藉此表示要辦一本詩刊。國人向來言語勝過行動，我以為他僅是說說而已。即使見到創刊號，我也并不認為能堅持下來——《天津詩人》以書代刊，成本比作為內部資料的《天津記憶》要高得多。記得面對廣才的“初生”喜悅，我還指手畫腳地提了些意見，主要是作為正規出版物，正文的行距和字體、字號必須規范，不能隨心所欲變來變去，這樣才嚴謹、莊重、大氣，不要一看就是“民刊”者流。問題很快就得到了修正，這算是我對《天津詩人》的唯一“支持”吧。那次見面，廣才還跟我探討了合作項目——舉辦紀念李琴湘先生誕辰140周年學術討論會。會議主題的確定頗為艱難，廣才希望研討與新詩有關的人，而我對新詩的歷史提不起興趣——李琴湘作為舊式文人，對天津傳統文化承續頗有貢獻，但他也寫過一些通俗詩作，帶有傳統詩歌向新詩轉化的胎記，如此我們在李琴湘身上勉強達成共識。會議2011年4月舉行，主辦單位是天津市建筑遺產保護志愿者團隊、天津市海河中學、《天津詩人》雜志社。這應該是《天津詩人》主辦的最早活動之一，《天津詩人》為會議貢獻了兩千塊錢。后來廣才非止一次地提起，當時雜志處于草創，那是他最拮據的一段時間。我相信廣才所云的困境，自此也相信他會搞出一番事情——我不想用事業這個詞，廣才一直游走于個人興趣，應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
 
　　李琴湘會議之后，我與廣才的交往多了起來。雖然說多，其實每年也就三五次。見面必會談些正事，然后喝小酒吃羊肉——廣才愛喝酒，但很有節制，他又酷嗜羊肉，或烤或涮，或煮或醬，為此各種做法的羊肉，我都隨他吃過數輪。在喝喝吃吃中我們交往著，偶爾也會針對辦刊辛苦，發泄些各自的牢騷。而牢騷過后呢，又都堅持著所愛——他的《天津詩人》，我的天津文史——驀地回首前塵之路，發現《天津詩人》已十年了。四十期的《天津詩人》，密密麻麻地印著數十萬的詩行，記錄了廣才對詩歌的深情和摯愛。
 
　　廣才喜歡大家稱他為詩人。我也認為他是詩人，但因作品讀得有限，也就不敢輕易置喙。去歲廣才出版詩選，我趕緊眾籌一冊；舉行作品朗誦會和研討會時，我還受邀作了簡短發言。與廣才的外在張揚相反，他的詩蘊含著沉靜之美，出意真誠深摯，充滿赤子之心。廣才的詩語言樸素至極，而情感充溢于字里行間。《為父親燒紙》乃是他的代表作，也最能體現其語言個性和情感深度。除卻詩人之外，我更看重廣才“詩歌活動家”身份，雖然至今他也不情愿認同。給廣才加這個“封號”，雖然戲謔成分占了較大比重，而于我也是發自初心。廣才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或者說是文學價值，因沒有同其他詩人的比較，所以我無法判斷他給當代詩歌貢獻了哪些新東西，故此其詩壇定位未敢輕言。而廣才圍繞《天津詩人》的詩歌活動，則是容易看清的事實。我在報紙編過多年副刊，對當代詩壇的動態，大體還算門兒清。在經濟轉型和信息爆炸的沖擊下，文學已經越來越邊緣化，而作為文學邊緣的詩歌，處境則更是難堪。在這樣邊緣而又邊緣的領域，廣才卻盡心竭力地找事來做，其詩歌情懷足窺一斑。而在這點上，廣才身上是有著堂吉訶德影子的。
 
　　當然，說詩歌被邊緣而又邊緣，并非說詩歌已經死亡。作為文學的哲學終極，詩歌其實頑強地活著，不過依靠詩歌維持生存已無可能——詩歌所承載的，更多是人類對精神高度的膜拜與追求。如果統計一下詩歌人口，估計仍是以千萬來計的存在。而今隨處可見的灰色雜志，絕大多數都是詩刊，僅此就足以表明，只要人們有著對真善美的追求，詩歌就能夠生存下去。目前的境況是，詩歌基本成了圈子文學，數不清的小圈子的文學，寫詩的和讀詩的已大體合二為一。詩歌的市場不能說是沒有，但僅限于詩人群體內部。一般的文學愛好者，除了看些快餐式暢銷書，更愿意讀的乃是碎片化之隨筆，他們一般也不去關注詩歌。對文學尤其是詩歌的這種棄置，造成了一代人鑒賞能力的缺失和審美能力的弱化。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天津詩人》之橫空出世，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顯得難能可貴。而且令我意外的是，《天津詩人》并未真的局限在“天津”地界兒，而是放眼于整個華人詩界。
 
　　《天津詩人》能有今天的影響力，可說是廣才胸襟的勝利——其詩歌活動的貢獻度和影響力，至少我認為比創作的實績要更大，或者說是目前更看得清楚。“活動家”雖然伴隨著玩笑，但某種意義上亦名副其實。后人書寫當代詩歌的歷史，以《天津詩人》之影響當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刊物若想形成影響，必須具備兩端：一是質量，二是數量。首先內容要過硬，否則沒人看，或者看了還會伴著詛咒。然后需要一些堅持，刊物編得再好，如果就一兩期、三五期，影響終歸有限，所以盡可能地延長刊物生命至為重要。廣才憑借骨子里的真誠和義氣，使《天津詩人》堅持走過了十年歷程。這里所說《天津詩人》的堅持，自然就是廣才的堅持。以他的個人能力，一邊認認真真工作，一邊老老實實寫詩，過個舒坦的小日子，有個高雅的小愛好，本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對詩歌的過度投入——包括時間、金錢和情感——使得廣才不斷自己給自己創造困難，并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坎坷前行。最近幾年每次見面，都能看出廣才滿身和滿臉的疲憊。當然，對詩歌事業的全心投入，也感動著廣才身邊的朋友，雖然我無法一一數出名字，但確有很多人在默默支持他。未至缺衣少食，但廣才真的不易，內中之甘苦冷暖，只有他自己才能品味吧！
 
　　廣才重義。他的這一品性，只有經過時間淘漉，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廣才之義我是領教過的。我執役今晚報社時，有位同事叫陳君，因我介紹與廣才相識。陳君英年早逝后，廣才不但操持了陳君詩歌朗誦會，還旬月間募集二十萬元現金，以扶助陳君的子女和親人。募捐的很多場景我是親歷的，我也深知廣才為了朋友，不惜透支著他的影響力——廣才辦《天津詩人》總是銀根吃緊，而二十萬元差不多就是他一年辦刊錢。幸好這件事情之后，朋友們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了廣才，也更加堅定了對他的支持。
 
　　《天津詩人》也許并不完美，但廣才已用盡了心機。僅從欄目的命名上，就能看出編者的精心和精致——開卷、雙子星、詩經、傾城、鋒刃、詩版圖、獨奏、詩現場，結合欄目的具體內容，閱者更會深味出這些命名的趣味。細節的變化尤其微妙，如多個詩人同時“開卷”時，廣才會稱之為“大開卷”，這可不是簡單地增加一個字，而是編輯老手才會爆發的巧思。
 
　　《天津詩人》可讀，可存，也可傳……僅此，我覺得廣才已經完成了他的名山事業。
 
　　2020年7月20日于沽上天師園之半湖齋
 
　　作者：王振良 　　作者簡介：
 
　　王振良，1972年出生于吉林公主嶺，現居天津。曾任《今晚報》副刊部主任，現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導師、教授。系南開大學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天津大學中國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天津檔案館近代天津歷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南開大學文學院研究生校外實踐導師、天津中醫藥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實踐導師、天津市口述史研究會副會長、天津市河北區問津書院理事長，天津市河北區文聯主席，政協天津市河北區委員會委員、中國文物學會會員、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會員。主編《天津記憶》《問津》等雜志，主編出版“問津文庫”70余部；主編《天津文獻集成》（全50冊）、《民國紅學要籍匯刊》（全11冊）等大型天津歷史文獻叢書。為挖掘整理研究天津地方史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