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發現“皇后之璽”是半世紀前的故事，您為什么現在把它寫出來，并做為《藏家》開篇之作？
 
　　許海濤：文學的秘密往往與故鄉和童年有關。1968年，13歲小孩兒撿到國寶“皇后之璽”的傳奇，生于1969年的我，打小就聽進了肚子里。我家就在五陵原上，距皇后之璽發現地十多公里。半個世紀的發酵，這則傳奇依然濃烈而又新鮮，要“溢”出來了。2018年，坐在夏夜長陵頂的涼爽里，我跟孔忠良——皇后之璽的發現者，13歲的小孩兒已經是63歲的老人了——聊了三個晚上，聊得很透，像透過密實的封土，看見長陵埋藏的所有秘密。陪伴我倆的，除了滿天的星斗，更多的，是五陵原的風，兩千多年幽幽的風……七天后，在孔忠良家不怎么明亮的電燈泡下，我用盡渾身本事，聲情并茂，用秦腔把《皇后之璽》朗誦了一遍。孔忠良叫道：“沒麻達，就是這！”介紹我認識孔忠良的唐順陵文管所副所長李小勇跟著叫道：“許哥，寫得美！”那一刻，沒有詞語形容我內心的波瀾。就像五陵原上的黃土，我一直找不出詞語來表達我的敬仰。
 
　　記者：《皇后之璽》最大的特點是非虛構性，故事中的人和物都有跡可尋。孔忠良作為事中人，他對《皇后之璽》是怎樣評價的？
 
　　許海濤：在12月15日舉行的《藏家》新書發布會上，孔忠良說：“這幾年，采訪我的記者多，包括中央電視臺。說實話，那么些記者，就數許海濤問得細，細得不能再細，把我都給問箍住了。我負責任地給大家說，撿到皇后之璽上交國家的全過程，今后就再別問我了，以許海濤寫下的書為準。”
 
　　記者：您三年時間接連出了三本書：《跑家》、《殘缺的成全》、《藏家》，每一部作品都與民間收藏有關，為什么？
 
　　許海濤：寫你手觸的東西。我是跑家里的寫作者，寫作者里的跑家。作為跑家，走村入巷、挨門進戶收古董，發現、搜集、保護歷史的遺存；作為寫作者，透過時間鐫刻的包漿，挖掘一件件古董老物背后的人情冷暖、喜怒哀樂，并記錄下來。《跑家》，寫了一群民間尋寶人的故事。《殘缺的成全》，展現了一位民間收藏家的精神追求。《藏家》通過13個“老古董”的故事，穿過歷史的滄桑，領悟生命真正的意義和生活的本真。我愿意是跑家，發現更多的歷史遺存，挖掘更多的傳奇故事。我更愿意是寫作者，用地道的鄉土語言，講述每一件“老古董”的前世今生，看見根脈的執著，喚醒人們心底的鄉愁。
 
　　記者：采訪中，我們發現一種現象，有些中小學生也是您的粉絲。他們特別喜歡《跑家》和《藏家》，說看您的書像是上歷史文化課，生動有趣。請問：在通過文學作品講好中國歷史故事這方面，您有怎樣的考量？
 
　　許海濤：您發現的這個現象，讓我驚喜。對歷史過往的好奇，縈繞于心的鄉愁，不光是大人的專利，孩子們一樣擁有。孩子們更愿意看到“形象”的歷史。歷史教科書上的一句概括，在我的小說里，可能是一枚印，一幅畫，一片瓦當，一尊石刻。這些印、畫、瓦當、石刻正是歷史的細微，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綜合信息。也可以說，歷史光影的回照，正好鐫刻在細微的遺存上。孩子們喜歡，大約是在我的小說里看到了歷史的某一個側面，活生生的側面。正像我在《藏家》自序里所寫：一幅畫、一枚印、一件家當，像根須，傳到如今，還活著，意味著根還活著啊！

　　通過文學作品講好中國歷史故事方面，我覺得，語言一定是中國的，純正地道的中國語言；情感一定是中國的，含蓄而又濃烈的中國情感；故事一定的中國的，古老而又生機勃勃的大江南北“長”出來的中國故事。
 
　　記者：寫作是一件孤獨而艱辛的事情。請問您從事寫作的初衷是什么？其中遇到過怎樣的困惑？又是如何自我突破的？您從中得到的最大收獲是什么？
 
　　許海濤：我不覺得孤獨和艱辛，就像攀登珠峰的人，激情舞蹈的人，沉醉畫畫兒的人，得到更多的，一定是樂趣。作為跑家，我看見太多的“物質”湮滅、殘損在歷史的長河里，一點呻吟都沒有。唯有文字流傳，照亮歷史的長夜，讓我們看見先人的精彩和磨難。我想，我的文字也會發光的，哪怕只是螢火蟲那樣微微的光，也會讓后人看見我們曾經走過的路程。這就是我寫作的初衷。困惑時時有，天天有，不但寫作人有，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正常的。我的困惑是怎樣精準地、藝術地表達——明明畫面就在眼前，就是寫不出畫面里的精髓，寫不出那一股子味兒。這個時候，我不企圖突破，唯有等待，離開電腦，喝茶，遠望，聽音樂……等待，等待，似乎有一個看不見的我，某一刻貼在我的耳邊說：“這樣寫！”于是，鍵盤停止沉默，顯示屏亮了，一河水開了……寫作讓急躁的我變得安寧，讓我的眼睛看的更深、更遠，陶醉活著的真實和美好。
 
　　記者：您未來有什么寫作計劃？
 
　　許海濤：一輩子一件事。作為跑家，跑更多的路，見到民間更多的奇珍異寶，經歷或者聽到更多的傳奇。作為寫作者，講述更多更好、更有影響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