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是生活的鏡子,而是生活的隱喻。
5月13日,北大中文系-北京老舍文學院2021骨干作家高研班在北大舉行創作研討,聚焦三大關鍵詞:北京作家、人文素養、人民性,學員們分成兩組進行了熱烈的探討,展現了北京骨干作家們在創作中的新觀念、新思考、新表達。老舍文學院副院長周敏表示,她期待每位寫作者都能汲取燕園這片文化沃土的精神滋養,不斷追求藝術自覺,提升文學修養,用真切的感悟、源源不斷的創作激情,書寫時代,講好北京故事,勇攀創作新高峰。
以下擷取第5組青年作家學員的精彩發言。
葉桂杰關于“文學人民性”的講話
在前現代社會,作家把握住時代的精神是可能的;但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狂飆突進的時代里,每一個人都無法穿透生活的迷障。在這個時代里,文明和理性對愛欲和激情造成了巨大的擠壓,人的主體性空前感受到呼吸的困難。白晝從我們眼前消失,清晰從我們頭腦里消隱。在這樣一個邊界混沌、充滿科幻感的時代里,我們更應該抓住一個堅固而確定的東西,來重新確立我們的精神坐標,扎好根系。這個東西,就是人類對于社會、時代、世界(超乎理性)的直觀和激情。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專業分工高度精細、消費主義高度膨脹的時代里,“我”,不只是職場人和丈夫,而且還是地鐵乘客、酒店旅客、飯店顧客、豆瓣用戶、微信公眾號管理員……在一定的程度和面向上,我參與并完成了時代的宏大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當然要“求諸于外”,積極介入廣闊的社會,挖掘豐沛的經驗;但更別忘了“反求諸己”,在本能的敘事沖動和表達激情中,展開隱喻和折射的圖景。
鄭在歡關于“文學人民性”的講話
寫作就是寫人,看來這一點基本上形成了大家的共識。怎么才能更好地寫人,深入到人之中似乎也是應有之意。那現在問題就來到了第三層,怎么深入?當代都市對人的隔閡可以說是愈加嚴重,網絡世界似乎也是人間,但那更像是副本,只憑網絡去了解他人,久而久之可能得到的只是一些刻板符號與概念。寫作的人肯定想要更多的了解他人,只是礙于自身的生活,也并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有條件去做田野調查。從我自身的情況出發,在上班的時候,對他者的體察也就只能局限在自身的社交圈,然而世界何其之大。好在我離公司的路足夠遠,每天打順風車通勤至少要四十分鐘。就是這段距離,在和各個不同順路車主的交流中,聽到各種故事和憂慮之后,讓我有了一個感覺,那就是了解他者,就要盡量多的和自身社交圈之外的群體發生互動,充分的互動,越充分越好。
蔣在關于“文學人民性”的講話
今天聽到有同學說人民性即是文學性。我最近聽到一首歌《云宮迅音》,西游記的開篇曲目,它代表了我心目中文學性的最高點。首先我想用它的樂器來分析:先是從迷幻彈跳式的電音和低音吉他進入,描寫的是妖界的翻云覆雨,萬千變化。緊接著進入的是琵琶,古箏和編鐘、小號、小提琴、豎琴等管弦樂器,這里開始描繪人間的正道和遼闊。最讓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后面開始進入女高音,代表著天國的高潔和神圣。一首樂曲如英雄史詩般波瀾壯闊。妖界,人間還有天國的無縫鏈接和平行關系,也只能在故事的敘述時間空間里得以到達。
崔君關于“人民文學性”的講話
文學就是人學,寫作時時處處都在表現人。好的文學作品,其關于人民性的書寫一定體現于審美性中。是否有深切的人的關懷和現實觀照、如何塑造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是否有深沉的人性表達,是一個創作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當然,文學不是生活的鏡子,而是生活的隱喻。在不斷摸索中,反映、建構起對人、對他者書寫的新的生長點,發現人的喜怒哀樂、生命意識和尊嚴,是寫出好作品的必要條件。
閔芝萍關于“文學人民性”的講話
和班里的前輩、老師們相比,我還比較年輕,創作歷程也還比較短,因此對寫作的體會更多是從編劇工作和自身的閱讀、寫作經驗中來的。
當我開始構思故事與人物時,生活里的細節會自然地在腦海中浮現。身邊的人事,經歷了放大、抽象和整合,最終成為角色的姿骨。同時,也因為對戲曲和影像的喜愛,我經常會使用戲中戲作為隱喻和人物關系的對照,也時常試圖描寫一些特別的光影和普通生活場景中的,略帶荒誕感的“小奇觀”,想讓故事擁有更特別的氛圍,也希望自己所寫的東西以真實來動人。讓平淡的日常變得更深厚、入味,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情緒更細膩,這是我最近在寫作上努力追求的。
王長征關于“文學人民性”的講話
大家對關于“文學的人民性”,談的十分熱烈,出彩,內容非常豐富,觀點鮮明。我想接著談一談“偽人民性寫作”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人民性”是一種時代屬性,也是社會屬性。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個人主張高速前進的背景下,以前最小的社會單位“家庭”已演變為“獨立的個人”,宅男宅女們成為時代的標簽,由于知識信息大爆炸,作家反而降低乃至喪失對世界全面的感受力和敏銳性。當一個新聞成為社會熱點時,“真相”卻被各種聲音覆蓋,作為能發出聲音的意見人,我們會不自覺地“代表”人民的立場,事實上這都是沒有經過深入群眾的調查,甚至不屑于走出書齋,走進基層,深入生活得出的非理性答案。我以前做過記者,深知客觀是新聞的生命力,所以面對尚未塵埃落定的熱點新聞時,我不會輕易表達觀點,這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歷史負責。
談到“文學的人民性”,尤其最怕進入道德化,當道德成為人民性的標準時,就難以保證客觀,更不會真正去了解人民的生活,當道德和崇高成為標桿,就會出現完全的對立——崇低,以至于當下社會出現嚴重的撕裂。
文學的人民性應該是介于作家不自覺和自覺的平衡點,不能僅僅流于表面,要真正靜下心來,洗去浮躁,理性地對待,寫出人民大眾的悲喜,反映時代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