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刊》“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座談會在京舉辦

 

　　作為中國新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自胡適發表第一批白話新詩以來，一直是新詩創作、批評和研究的重鎮，近年來，北大的女性詩人隊伍不斷壯大，成為新時代詩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為總結北京大學女詩人詩歌創作經驗，推動新時代詩歌建設發展，《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推出“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并于2022年3月7日下午，由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在北大李兆基人文學苑聯合舉辦《詩刊》“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詩歌座談會。

 

　　《詩刊》社主編李少君，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陽，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副所長、中文系教授邵燕君，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敬文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均，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李壯，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博雅博士后劉潤坤，北大中文系博士孫慈姍等評論家、學者出席會議，入選此次“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的詩人代表秦立彥、周瓚、顧春芳、夏露、楊碧薇、張慧君、葭葦、安子瑜、趙汗青出席會議并做主題發言，活動由《詩刊》社副主編霍俊明主持。

 

　　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副所長、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在致辭中表示，今天我們用詩歌來紀念即將到來的婦女節，在北大召開女詩人專輯的研討會，是非常有意義的。在北大讀書的女性，或許是女性群體之中最幸運的，我們得到了最好的教育資源，也有責任跟這個群體站在一起。其實我們的命運就是跟無窮的遠方無數的婦女連在一起的。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寫詩，把寫詩作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尤其在自媒體時代，她們的詩不為某一刊物而寫，也不為出詩集而寫，就是為當下的自我而寫，能否最終留下來，是結果，而不是目標。在當下詩歌中，越來越能體會到古詩興、觀、群、怨的功能。今天女性主義其實是一個現代人的基本修養，一個人尊重不尊重女性，標志著他是否經過現代文明的洗禮。今天的研討會是一個特別好的開端，希望今天研討會成功，讓我們以詩歌的形式度過一個美好的下午。

 

　　《詩刊》社主編李少君表示，《詩刊》推出北大女詩人專輯，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去年一位圖書編輯提醒我，這些年的社會議題很多都跟女性有關，經常成為熱點話題。的確，當今社會各方面女性的力量都在崛起，比如中國女足、女航天員等等。英國《衛報》去年有評論題目為《女性是如何征服小說世界的》，翻譯過來時題目改為《今天的西方小說已經成為女性的世界？》。這篇評論根據近年來各種小說評獎、年度新人小說家名單、暢銷小說家榜單等大數據分析，女性小說家已占主導地位。今年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入選的藝術家90%是女性，刷新了127年來參展性別比例。我們也意識到這一變化的意義，當時就決定要編一個青年女性詩歌專輯。我們發了一個征稿啟事，開頭引用了珍妮特·溫特森曾在一次訪談中的一段話：“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無關性別；另一方面我不僅是一名作家，還是女性，我對此非常有意識。我意識到女性寫作的聲音在不斷增強，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我必須繼續，必須再多做一點，如果可能的話，再往前多跑一點點。不然的話，我就同時辜負了過去和未來，辜負了當初那些絕對盡了全力、做出過巨大犧牲的女性。在一個房間的末尾，伍爾夫寫過一段話說我們必須為女性作家努力，這樣才會繼續出現女性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如此。”后來專輯在《詩刊》2021年8月推出。去年底，我們注意到北京大學女性詩人越來越多這一情況，我們就決定推出一個“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稿件收集情況比我們預想的好，很多還沒來得及編進來。中國新詩起源于北大，準確地說，中國新詩起源于北大的男詩人。我相信，北大的女詩人也將讓我們刮目相看，再一次開創出新的氣象、局面和天地。

 

　　《詩刊》社副主編霍俊明表示，女性文學、女性文化一直以來是被反復探討的話題，當然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之下，討論話題的重點和方向可能會有差異。歌德曾說“偉大的女性指引我們上升”，北京大學作為詩歌一個重要的策源地，基于各種原因，女性詩人可能在一定時期內被談論得比較少，這次《詩刊》專輯里的21位詩人，從風格來說差別很大，像秦立彥的詩里所說“不可窮盡的樹林”，充滿很多可能性，期待今天的研討會能為女性寫作提供更多的話題和方向。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陽關注到北大女詩人寫作的不同向度和共通之處，既有古典的，也有現代的；既有比較柔性的寫作、自然的詠嘆，又有相對來說表現內心沖突的知識女性的寫作；既有有態度的寫作，又有平穩、溫潤的寫作，呈現了不同的風格，其中共同的是對自然的關注。“女性天然就是詩人，像一個吸納體，自然能夠契合一種大風景，這個大風景經過自己語言的鍛造，再出來是不一樣的春光，不一樣的領悟。”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認為，《詩刊》此次推出“北大女詩人專輯”意義非常大，并不是一個噱頭，從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到研究，一直有男強女弱的感覺。“周瓚、曹疏影我讀過，其他的（詩人）我還真不知道，秦立彥的詩讓我刮目相看，寫得非常簡潔，好的詩往往是把復雜的東西用簡單的方式寫出來，看起來簡單，但有一種張力、矛盾或者糾纏。”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敬文東系統閱讀北大女詩人作品后發現，“中文系還是可以培養作家，可以培養詩人的，讀了這十幾位女詩人作品，讓我特別感到振奮的是，她們作品當中的“正派”和她們寫作心態的干凈，北大這批女詩人始終在維護內心的語言和心地的干凈正派，這與北大的歷史、文化功底是分不開的。”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談到北大女性詩人處理性別經驗的方式，“這些作品通往歷史和通往現實的道路都是非常暢通的，體現出詩人的綜合素養非常高，關鍵是怎么將這兩者處理為有效的詩歌經驗，并有一種在場感。”如果把專輯的題目去掉，很難從這些詩人的作品里探究她們的生理性別，她們的性別經驗以更加隱性的方式呈現，這恰是這批詩人進步的地方，她們相較于八九十年代那批女詩人，規避了一種宣言式的性別意識。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均從“北大女詩人”的命名上分析，“這個專輯是一個很好的策劃，之前我們有好幾種北大詩選，我自己也編過《詩歌北大》，我編的時候毫無北大女詩人的概念，甚至當時讀其他人的詩也都沒有北大女詩人的概念，但是當這個概念被《詩刊》提出來后，忽然發現確實有這樣一個群體，再看北大詩歌會發現有另外一些價值方面的標準”，這一群體給北大詩歌、當代女性詩歌提供什么樣可能，是一個可以繼續開掘的命題。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回憶多年來在北大同詩人們的交往，“女詩人是北大特別重要的一道風景，是這個園子里日常生活、文學生活當中充滿光芒的存在”。與男詩人相比較，他道出北大女詩人的特質，“女詩人沒有男詩人那么多狂躁氣、沒有詩歌中的自以為是，譬如動不動使用大詞、別扭的句式，其實那種炫耀和自我標榜是青春荷爾蒙的象征。北大的女詩人長久而穩定地保持著她們對生活的敏感，保持著用女性化的可愛的眼光去觀察這個世界的品質。”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李壯指出，北京大學這一詩歌場域對于詩歌風格十分包容。北大作為校園詩歌重鎮，有大量的詩歌資源、巨大詩歌潛力和鮮明的詩歌風格，“北京大學女詩人彰顯了身份的共同體，是北大的女詩人，但又是不同風格的共同體”，北大詩歌寫作在這個集子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內在風格想象，北大詩歌場域的重要性要遠遠高于北大詩歌的團體、流派和風格。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雅博士后劉潤坤從女性詩歌與關愛倫理的視角分析北大女詩人的作品，這些詩歌在生活化的意象和情境當中呈現一種治愈之感，我們感受到來自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女性意志性的力量。“女性詩歌的力量是以詩意的形式去呈現倫理，繼而讓人更有勇氣面對、甚至改變真實的世界。”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孫慈姍談到閱讀這輯女性詩歌帶來的驚喜與感動，“我們從北大女性詩人的詩作或者女性詩人的場域捕捉到可貴的同理心及溫柔，女性詩人憑借她們的身份特征和代際經驗建構時代心靈史，對生活世界和情感肌理有體貼細致的關注，以詩歌呈現女性的境遇，治愈人們的焦慮和不安。從八十年代到現在，女性寫作從性別意識到身體經驗的書寫，逐漸轉化為細膩的情理結構，對他人和世界的溫柔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周瓚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肯定建構北大女詩人的概念。為什么在北大這個文化環境里出現這樣一些詩人？這一群體有相近的文學土壤、寫作道路，共同關注的主題風格，還有北大詩歌傳統在其中，北大不僅是新詩發源地，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北大出了好多女詩人（如馬雁）。這樣一個群體可能不會有旗幟鮮明的外在寫作出發點，更多從個人生活出發，但她們的寫作與現實連接緊密，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對時代感覺的把握；二是語言有較純正的氣質；三是對女性寫作概念內涵本身的拓展，女性詩歌這個概念也許是流動的，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生長的概念。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彥表示，促使自己在北大開始寫詩的原因是未名湖，“我喜歡在湖邊走，看一年又一年的四季，這個地方像我的另一個故鄉，是城市中喧囂的寧靜，在湖邊散步就可以撿到詩。”另一原因是理想主義，“理想是一個強大的情感的動力，帶來和現實的矛盾，對任何現狀都不滿足，包括自己和世界的現狀，也包含了女性理想與各個層面現實的矛盾。這時，詩成為一種不可剝奪的安慰，是自己發出的真實聲音。詩歌就像未名湖一樣，是喧囂中的秩序。從北大出來的人盡管充滿理想主義，很難被時間和年齡糾正，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源源不斷的詩歌來源。”

 

　　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看來，北大學者、詩人的傳統本身就是北大美學和人文的傳統，今天北大的學生也好、老師也好，有必要把這樣一個傳統傳承下去，女詩人是特殊的一種存在，意味著要有覺醒的靈魂狀態、充盈的心靈世界，還要有學養。“一個沒有學養的女詩人，縱然有天賦，她也不能走得長遠，許多天賦隨著歲月的磨礪就消失了，在北大這群女詩人身上，她們的智慧、學養，不停地自我精進，是值得被討論的。”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夏露坦言，在沒有看專輯前就知道北大有特別多詩人，“我常在課上跟學生說，北大每一個系都誕生作家和詩人，雖然中文系謙虛說不培養作家和詩人，但他們給我們全校開的課培養了各個系的詩人和作家。特別感慨今天能夠見到很多年輕的晚輩，我們還在一起寫詩，在未名湖的各個角落寫詩，在北大的各個教室里、宿舍里，還在從事著這么美好的寫作。”

 

　　魯迅文學院教師楊碧薇在博士后階段才來到北大，但沒有感到什么隔閡，“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在中文系學習，即使在外地院校，學習的教材以及接受的啟蒙精神都與北大相關，來到北大之前，我個人知識體系和精神建構已經與北大發生了緊密關聯。”她進一步思考，如果把視野放在北大之外，在不同梯隊、不同地方的高校、在民間，北大傳統的輻射面到底有多廣，影響程度有多深？北大的詩歌場域大于北大的詩歌團體，這樣一種傳統和精神如何在當下中國更廣泛社會層面產生持續的影響，北大傳統的輸出途徑會如何變化，是她接下來關注的問題。

 

　　張慧君畢業于北大醫學院，她表示自己剛開始寫詩時，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女性范本，“取經應該讀誰的詩，得到的答案都是名聲響亮的男詩人作品，后來讀到周瓚的《匠人》才恍然大悟，這首詩提到，‘女性詩人一直在摸索，沒有師傅也沒有樣本’，周瓚老師把我的經驗寫出來了。”隨著出版和翻譯的繁榮，她開始集中閱讀女性詩人，安妮·塞克斯頓、安·達菲等等，也試著翻譯女詩人作品，在寫詩過程中她發現自己的聲音確實是女性的，“這是我不可回避的，隨著年齡增長也開始遭遇女性問題，目前我對自己的要求是首先寫出女性詩歌，這種女性詩歌到底是怎樣的，還需要更多的探索。”

 

　　北大中文系2018級本科生安子瑜提出，在“女人是人”和“女人是女人”兩個命題之間，存不存在一個名詞上純粹的女性？對于女性的定義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障？“如果把女性命題直接進行解構，我個人認為不可取，至少我們在思考這些命題的時候，在討論女性時必須要考慮這些問題。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不會意識到要切換到一個女詩人身份，但是寫完之后能不能從女詩人作品中找到一些共性，這些共性又能不能放到女性主題里面，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問題。”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詩刊》實習編輯葭葦談到自己參與編選北大女詩人專輯的思考，“在學院里寫作的詩人，尤其是在北大，或許并不缺少天賦、語感、知識，但是在學院里寫作的我們，是否在進行著審美上的一種重復？我參與專輯編選的時候也在想，會不會編出來是一本傳統意義上北大風格的詩選？”這個專輯最可貴的地方在于，在兼容并包的編選思路下，我們沒有看到詩人們因學院生活而落入高度的同質化寫作，而是看到了感受力和內在生命力由于不同寫作意識和寫作方式被激發和放大。

 

　　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趙汗青表示，北大學生是無法被定義的，北大的女性也無法被定義的，北大的女性詩人群體呈現出多元的寫作風貌。“我一直有個理想，希望我寫的詩，讀者看不出是女性寫的，寫詩無論性別如何，只要開發多角度、多緯度縱深就可以了。希望能夠超越自己性別的局限，既能以女性的方式說話，也能以男性的方式說話。”

 

　　出席活動的還有來自《詩刊》社、中國詩歌網的編輯符力、羅曼、寇碩恒、趙琳等。

 

來源：詩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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