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文本跨界創作講述中國故事

——丘樹宏、凌逾等訪談錄

 

　　時  間：2021年12月28日上午9：00-11：00

　　地  點：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美麗灣文學陽臺

　　訪談者：丘樹宏、凌逾、徐詩穎、張衡、駱江瑜、羅瑤瑤

　　整理人：駱江瑜、羅瑤瑤

　　審閱人：丘樹宏、凌逾、徐詩穎、張衡

 

　　訪談對象簡介：

　　丘樹宏，1957年7月出生，廣東河源連平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兼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廣東省音樂家協會顧問；先后在珠海、中山市任職，中山市政協原主席。已出版個人詩集《隱河》《以生命的名義》《長歌正酣》等10部，人文社科和經濟類著作《思維洼地》《心的看見》《中山傳》等10部。

 

　　2003年，丘樹宏憑一首抗擊非典的大愛詩歌《以生命的名義》由中央電視臺和中國作家協會以同名大型節目播出后而走進中國詩壇，被譽為“時代歌者”。曾獲人民日報年度散文獎、《詩刊》詩歌金獎、《人民文學》《文藝報》和《文學報》等征文金獎、《詩選刊》中國最佳詩集獎、《芒種》年度詩人獎、《中國作家》郭沫若詩歌獎和鄂爾多斯文學獎、廣東省“五個一”獎和魯迅文學藝術獎（兩屆）；為中央電視臺大型史詩電視劇《辛亥革命》《下南洋》等撰寫主題歌。

 

　　近幾年來，丘樹宏致力于長詩、史詩和大型舞臺節目文學臺本創作，已完成《30年：變革大交響》《孫中山》《共和國之戀》《海上絲路》《海上絲路?香云紗》《Macau?澳門》《南越王趙佗》《宋慶齡》《伏羲頌》《九連山下》等二十余部；主創并兼總編導的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曾由國家文旅部、國務院臺辦和僑辦等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安排，并分別與廣州交響樂團、北京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等合作，在海內外演出十余場；主創的大型音樂舞臺作品《孫中山》《英雄珠江》《南越王趙佗》《咸水歌》等在中央電視臺和廣東電視臺播出。

　　丘樹宏首倡“孫中山文化”概念并力推納入國家戰略命題，創設“中山杯”華僑文學獎、孫中山文化節，創建“香山香”沉香區域品牌，策劃組織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一系列國家級活動項目，以及中央電視臺“心連心”藝術團走進中山、中央電視臺“中華長歌行”走進中山、孫中山文化高鐵行、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等一系列大型人文活動，影響廣泛。

 

　　2021年12月28日上午，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凌逾教授帶著博士后徐詩穎，博士生張衡、駱江瑜和碩士生羅瑤瑤在珠海美麗灣28樓丹田之家的文學陽臺對丘樹宏主席進行了采訪。丘主席首先介紹了自己的業績經歷，凌逾教授介紹了團隊成員的研究領域和各自的學術特長，然后彼此提問應答，話題不絕，討論熱烈歡快。前一日丘主席才在佛山參加完“第六屆中國長詩公益品鑒暨中國長詩獎頒獎典禮”，便風塵仆仆趕回珠海接受我們的采訪。雖然天公不作美，我們在文學陽臺只能隱隱約約看到港珠澳跨海大橋和珠海大劇院的輪廓，但憑海臨風，圍桌而飲，丘主席還帶來了河源特產、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湖柴火炕花生”和我們一起分享，也是一場美麗而務實的文學邂逅。

 

　　這一場探訪，我們看到了一位通過多文本跨界創作來講述中國故事的文藝家，他豐富而感人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歷程。

 

一、偉人故里：孫中山價值的再發現

 

　　張衡：丘主席您好！您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就是“孫中山文化”和“香山香”首倡者。請丘主席講講中山首部城市傳記《中山傳》吧？我之前關注過這個系列，然后看到您今年新出的這部書。因自己研究粵港澳文學，也看到廣州作家葉曙明出了《廣州傳》，另有《深圳傳》《珠海傳》等。但《中山傳》好像沒有北方城市傳記宣傳力度大，比如《北京傳》是邱華棟寫的，《南京傳》葉兆言寫，國外也有《倫敦傳》等。我想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寫《中山傳》的精彩故事。

 

　　丘樹宏：《中山傳》是國家外文局向中宣部申報的“絲路百城傳”選題項目，范圍不僅包括本國的，國外城市也有布局，即在海上和陸上絲路沿線選取一百個城市，每個城市出本城市傳，然后翻譯成五種語言來發行。《北京傳》《廣州傳》并不是這個系列的。《中山傳》最早就指定要我寫，開始我沒答應，一是覺得個人能力承擔不起，二是職務上工作確實很忙。后來他們反復要求，我也覺得，既然工作生活在這個城市，并且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心得體會和素材，就答應下來，將其作為義務、責任甚至是一種使命來做。由于我平時有很多工作，所以就找了一個作者叫黃剛，他的報告文學和散文、詩都很好的，我就給了他差不多一百萬字個人的有關書籍、文章等素材和資料，這是我在中山、珠海幾十年所積累的文章素材，然后和他聊大綱，聊我的觀點等。所以整個思考和主體框架是我確定，內容是他來整合的。《中山傳》有意思之處在于，每章節前都有我寫的一首詩，提綱挈領，然后每章后有段散文詩是黃剛寫的，首尾呼應。其實這些詩歌和散文詩加起來，就是一篇完整的詩文。

 

　　凌逾：西西198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候鳥》也是如此，每章節前都有首詩，我的《跨媒介敘事》一書將《候鳥》命名為長鏡頭主導的“興”影像敘事小說，因為這些詩文就是起興腳本，據之可以拍成電影。

 

　　丘樹宏：《中山傳》寫得相對感性，但是站位也比較高，有自己的觀點論斷。貫穿整部《中山傳》的是核心話語是“中山是座山”，這是我寫的歌詞，跟姚貝娜父親姚峰合作過一首歌《中山是座山》，由廣東第一通俗女歌手常安演唱。

 

　　中山是座山。首先，中山是五桂山，既是自然之山也是人文之山，寫出五桂山的自然和人文，包括為什么叫香山，這里出了什么人物等等。然后，中山是香山，香山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講到香山歷史，承載什么文化，包含什么內容，文化特點、自然特點是什么？以前中山屬于東莞，公元1152年，我考證出南宋紹興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52年10月14號成立香山縣，當時香山包括珠海、澳門和中山。第六版《辭海》把香山縣建縣日推遲了十年，而且說縣治是中山。我通過南都給他們提意見，剛剛出的第七版《辭海》改了，但是第二個錯誤沒改，它當時說轄中山市，這是不對的，應還包括中山、珠海、澳門。第三個中山，就是孫中山先生，從孫中山又講到其他人物。我對中山的簡介有四句話：偉人孫中山的家鄉，中國近代史的搖籃，咸淡水文化的中心，海陸型經濟的典范，還可再加一句：正宗新粵菜的鼻祖。中山（香山）是中國近代史的搖籃，在軍事、商業、教育、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都出了偉大的人物、偉大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鄭觀應的思想。第四個中山，就是小城大中山，也就是中山市，講中山市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將中山歸攏到四個“山”，一線貫穿就很有創意。

 

　　《中山傳》出版后，出版社在今年南國書香節做了重點推介，又在今年深圳文博會組織了《深圳傳》與《中山傳》的對話，邀請我在文博會談談深圳跟中山的關系。我說：一百多年前，珠江西岸出現了中國近代史、近代文化的搖籃，創造了奇跡；一百年后，珠江東岸也就是深圳特區，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也創造了奇跡。建設中的深中通道將連起兩地的人文、經濟、社會，這更是一個奇跡。這次對話活動，被譽為“文化的深中通道”。

 

　　凌逾：文化的推動力量確實不容小覷，是撬動國際傳播的杠桿支點。

 

　　丘樹宏：講到《中山傳》，“孫中山文化”繞不過去。2007年，我首先提出來“孫中山文化”概念，2008年，市委以一號文件下發當作文化戰略來做。2011年成為省政府的文化命題，2011年省政府工作會議中就寫到“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弘揚孫中山文化”。到了2019年2月18號，中央、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有一句“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就這命題，我們中山孜孜不倦地做了十年推進工作，我曾像今天這種座談會一樣向三個國家領導人面對面匯報。十年征程，所以寫進《綱要》里委實不容易。我當時提出來的時候，也有領導和專家表示過懷疑，但是我們不爭論，我們覺得這是在做好事，只要不謀私就大膽往前走。當然努力的過程還是很艱辛的。“孫中山文化”很重要，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里面講到一個人就是孫中山，以人命名的文化就是“孫中山文化”。

 

　　什么是“孫中山文化”？我概括為三個層面：一，核心層就是孫中山的思想、理論、主義等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等最核心的東西。二，核心的外圍是什么？是這些思想、理論、主義背后的文化背景、文化元素。其中最主要有兩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明，而且，孫中山文化史是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明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嶄新的文化，形象地說就是咸淡水文化。第三個層面，孫中山自身就是文化大家，他本身就是重要的、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甚至是人類世界的重要文化遺產。比如孫中山的著作、文章、演講、詩詞、書法等都是絕佳的，他就是一個文化名家。“孫中山文化”在粵港澳大灣區十一個城市都有著直接、間接的聯系。因此說“孫中山文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的重要的紐帶。我專門組織過兩次“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活動，在發布《孫中山文化交流合作規劃綱要》之前，我們在香港跟中聯辦合作辦過一次；發布之后，我們跟香港《大公報》合作，共同派記者和專家到十一個城市走一圈，然后在《大公報》一個個城市整版刊登報道，最后出了書《中山路》，描述十一城與孫中山的關系、史跡、故事，很有意思。孫中山故居舉行啟動儀式時，廣東省許瑞生副省長也來授旗了，當時他正好策劃“古驛道”項目，我們這個“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就成為了最重要、最早的“驛道”。

 

　　張衡：您剛剛提到中山是座山，您自己也是客家人，從另一座山“九連山”走出來的。我發現您寫的作品，包括寫珠海、中山或者寫澳門，都是面向大海的。有位評論家指出：“丘樹宏是一位背靠大山、擁抱大海的詩人”。我認為這個評價特別好，包括著名評論家謝冕、著名詩人吉狄馬加、葉延濱等人也這么說。我想問在您的生命中大山跟大海分別給了您怎樣的靈感或影響？

 

　　丘樹宏：大山給了我生命，大山讓人覺得閉塞同時也給你一種動力，讓你想要走出去；大山還給了我很重要的質樸品質——誠實、單純。大海是我生命的擴張和延伸，打開了我的胸懷。生命不可能延長但是可以擴展，胸懷、眼光都可以拓寬，其實也是給了你第二次生命，使得自己的思想更遼闊、胸懷更寬大，讓自己除了質樸、誠實之外又帶著一種新的希望和使命感，讓你走得更遠。在大山里很難有遠大的使命感，而大海給你的使命感是不同的。

 

　　凌逾：海的胸懷滋養了夢想。我覺得大海可能給您一種奮進、冒險的精神，大海、大風、大浪還是更難駕馭的，比山更難駕馭。客家人有一句話，欺山莫欺水……

 

　　丘樹宏：孫中山生在海邊，他都說第一次從澳門、香港去夏威夷，始見輪船之大、滄海之闊，從此就有了一種志向。所以我的作品跟其他一般詩人不同在于，他們寫詩就寫詩，寫得再好都在詩歌這個圈子里，我是既在圈里更在圈外，面對的是百姓社會、國家民族，這特點是很濃厚、很自覺的。第二，我會給這個地方帶來一些文化發現和思路，做一些文化貢獻，這也是一般詩人所沒有的。我的許多作品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思想、啟迪，開拓地區的文化局面。我個人覺得自己要對廣東和中華文化有一種文化貢獻，要發現一些東西。所以上海的孫琴安評論家評價我是一個很會發現的人——不僅僅是眼的看見，也是心的看見，我的散文集《心的看見》即是此意。他覺得我不管到哪個崗位、哪個地方都能發現一些新東西。我到了中山，發掘了“孫中山文化”，說了以上那幾句話。1999年到珠海的香洲區做區委書記，那時已在珠海奮斗了十幾年，自以為很了解珠海，但一去香洲區，我發現自己并不是很了解珠海，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名片后面加了兩句話，“香山：一百多年前中國從大陸經濟大陸文化走向海洋經濟海洋文化的縮影，改革開放后中國從封閉經濟封閉文化走向開放經濟開放文化的窗口”。這句話把香山地區的文化特質寫出來了。名片上的兩字最早是香洲。然后到珠海市里當領導就換成珠海，到了中山就換成香山了，回到“原點”了。香山人文很有特質，過幾天我就要開始考慮策劃“回到香山”這主題活動，因為2022年是香山建縣870周年，歷史有時候需要回望，建設大灣區更要回望。回望是為了展望，回看是為了向前看。這個“香”字有意思，我們要做足“香”文化，把香山特質搞清楚，把中山特質搞明白，爾后才能做得更“香”。

 

　　近百年來，我們大香山地區有“五大著”，第一部是《建國方略》，在世界上，作為一個偉人、一代領袖，有那么完整的建國思想的人很少。《建國方略》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一本書。第二部就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是清代第一部刊印給官員學習的一本書，他的商戰思想影響了毛澤東、孫中山乃至更多的人。第三部是容閎的《西學東漸記》，對近代中國影響巨大。第四部是《英譯集全》，中國第一部漢英詞典，是中國最早的四大買辦之一唐廷樞寫的，當時他用廣東話注音，據說當時那些學英語的人都有點廣州話的口音。第五部，王云五的《四角號碼檢字法》，他是全世界最早把漢字數字化的人，發明了四句口訣， “橫一垂二三點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點下有橫變零頭”，用這口訣可查字典，不用查部首，不用翻書就知道這字在哪一頁。你們應該沒有聽過，我是在高中的時候自學的。我想，若論中國漢字數字化第一人，那就是商務印書館的香山人王云五。

 

　　羅瑤瑤：“孫中山文化”作為中山市最重要的文化財富，請問丘主席“孫中山文化”在出版方面的現狀如何？

 

　　丘樹宏：有關孫中山的著作非常豐富，但以學術著作為主，關于“孫中山文化”這主題的還是不多，主要是我在做。目前與“孫中山文化”有關的出版物有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國家命題：孫中山文化》，至今剛好出版十年了。還有音樂作品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已在全球演出十幾場，都是國家有關部門安排的，在香港、澳門、臺灣、馬來西亞、北京、廣州、珠海、中山等地演出，每次演出的團隊都不同，到哪個地方就用當地的交響樂團和合唱團來表演。在北京是北京交響樂團，在香港是香港管弦樂團，馬來西亞也是本地的樂團，且已在央視、廣東電視臺播出，這些都屬于出版。第三方面是“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走遍十一個城市，出了一本書叫《中山路》，香港大公報出版社出。在此之前，還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中山路》，那是我在中山當宣傳部長時，委托著名作家楊黎光寫的。還拍了紀錄片《中山路》，拍攝了大陸、臺灣各個地方的中山路，出版了光盤，也在上海電視臺、中山電視臺等播出，成功樹立了孫中山的音樂形象。當然還有很豐富的作品，包括各種文學作品、學術論著。尤其是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期間，全球更是出版了大量作品，如由著名演員唐國強等參演的大型史詩電視劇《辛亥革命》，我受邀創作主題歌《世界潮流》，由獲得奧斯卡音樂獎的華人作曲家蘇聰作曲、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演唱。這電視劇獲得了中國電視飛天獎、金鷹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影響很大。我個人還寫了散文《小小翠亨村》，發表在《人民日報》，被列為優秀散文。我們也出版了大中學校的“孫中山文化”課外讀本。“孫中山文化”出版注重突顯出孫中山文化的人類性、世界性，其不僅僅聞名于中國大陸、港澳臺，在海外華人華僑圈里也很出名。作為偉人，跟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聯系最緊密的就是孫中山一個人，沒有其他人。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地方他都去過，這個話題很有出版的價值。希望接下來能夠結合建設“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多出版有關“孫中山文化”的各類作品，任重道遠。

 

　　羅瑤瑤：關于未來發展，假如說想要做好“孫中山文化”的特色出版，形成一定的出版規模，您覺得應從哪幾個方面入手？比如作者隊伍怎樣建設？出版社怎樣更好地挖掘這一資源？

 

　　丘樹宏：已經制定了《孫中山文化交流合作規劃綱要》。這是我跟武漢大學的一個研究生院合作的，在規劃綱要里面講到：第一，希望“孫中山文化”能夠成為國家的顯學，有一門專門的學術戰略部署，因為“孫中山文化”已經是中央、國家的命題了，所以首先要成為一門顯學。然后還要成立孫中山國際交流中心，整個“孫中山文化”的未來走向從四方面開展工作：第一是繼續按照以前的規格做好政治紀念，政治紀念是核心。孫中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很高規格的政治紀念人物，所以先要做好政治紀念。第二是要做好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是支撐，就是要讓大家明白這個人為什么這么重要，其中有什么內涵，有什么精神需要我們去學習、繼承、弘揚、發展。第三個，文化活動是動力，這指大文化，即開展各種文化項目、活動，讓老百姓參與其中，這樣就可以深入人心，用文化名義與國內國外交流合作。第四，經濟社會文化和民生發展是目的。所以在出版方面，首先要作為一種顯學，其次要有規劃綱要，在政治紀念、學術研究、文化活動以及跟現實結合、在現實意義、現實成效這方面的出版都要有安排。而且在出版方面要很豐富，不僅僅是學術著作，還要有一些文藝作品、影視作品、網絡作品等，涵蓋整個文化產業。總之，傳統的出版要做，現當代怎么樣融進新技術也很重要，所以這幾年都有孫中山的卡通作品、紀念品，比如表情包等等。要跟著新時代、新技術走，推出青少年喜歡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

 

　　凌逾：2016年春節前，加拿大渥太華國會山廣場上展出了許多孔子Q版小塑像，這種有創意的“快閃”活動，吸引了很多華僑華裔和加拿大本地人。這是在加拿大國會山前首次舉行慶祝春節的“快閃”活動，能看出孔子在海外的影響力很大。類似這般的孫中山“快閃”活動或可嘗試在全球舉辦。

 

　　丘樹宏：對，類似這樣的都可以，期待孫中山的“快閃”活動以及更多的新探索。

 

　　徐詩穎：所以您如果回到中山，有沒有想要建立“中山學”或者說“香山學”這一顯學？

 

　　丘樹宏：我剛剛說到要形成一種顯學，可以考慮建立孫中山學院，類似孔子學院。還可以辦跟傳統大學不同的模式，比如網絡學院等，借所有新手段來研究、推介廣東的名人和中華的文化人物。

 

二、跨界出海：從“破圈”到“融圈”的再拓展

 

　　凌逾：我覺得您的為學為文、為官為人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就是跨界，文學圈里和文學圈外的打通，您不僅做書齋里的學問，更突出和重要的是策劃接地氣的文化考察、文化發掘、文化思考。

 

　　丘樹宏：我確實是一個比較跨界的人。我歷來主張作協和文聯兩機構要合并，以前分開是對的，現在合并更是對的，但沒想到至今還沒合并。我本人就是文聯和作協的融合體，我跟作協的關系很密切，跟文聯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因為我除文學作品還有很多音樂劇、舞臺劇作品，作為詩人，有那么多音樂和舞臺作品的人不多。在央視除了2003年非典節目《以生命的名義》外，還有兩個大型音樂作品整場播出，第一個是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整場播出，與北京交響樂團合作的；第二個是《英雄珠江》，是寫珠江縱隊的大型電視文藝片，說實話是真不容易的。還為央視的大型電視劇撰寫主題歌，央視的“心連心”、《中華長歌行》等也播出了我的歌曲。如果是專業的音樂家倒不奇怪，但我完全是業余的。所以我就是一個作協和文聯、社科聯的融合體，外界看起來就是跨界。

 

　　不僅僅是文學和藝術，我還跨到學術圈里去了。因為我是長期做基層工作，做過的崗位很多，肯定要照顧到工作業務的方方面面。比如擔任區委書記時，上一個小時談經濟工作，下一小時可能談計劃生育，再下一小時可能要論城市建設工作。做一個基層官員什么都要懂一點。另外我喜歡做研究，當珠海體改委主任時，所負責的體制改革工作在全國很有些地位，珠海的改革在全國是很有名氣的。比如論述珠海第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論文是我的，這就是“鄧小平理論與珠海可持續發展”；然后是“大城管”理論，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學習時寫的論文就是“大城管”理論。我當香洲區委書記時就提出大城管理論，大城管=小城管+社區建設+城市經營。我在珠海出了四本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書，還有很豐富的學術論文。我在學術上也有自己的規劃和建樹，“大城管理論”、珠海可持續發展、社區建設、城中村改造、“孫中山文化”等。不管到哪個崗位我都盡量去研究它、做好它，盡心盡力，絕不偷懶。所以我太太對我有一個評價：丘樹宏，你去養豬都會成為先進的。因此，我的跨界不僅跨向文學、藝術、學術領域，而且跨向人文、社科、經濟等領域，跨界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特點。這也就是走向社會、走向基層、走向老百姓，所以我在文代會說：人民是源泉，人民是動力。我曾出版過《思維洼地——一個文人官員的心路歷程》，從中可以看到我跨界人生的縮影。

 

　　凌逾：您的種種跨界很難得。作為一個文人官員，能同時做到對上層的戰略部署、對中層的執行落實、對底層的承接落地都了然于胸，上中下打通、天地人聯動，相當了得。我對跨界融界研究感興趣，出了《融媒介：賽博時代的文學跨媒介傳播》《跨界網》《跨媒介香港》《跨媒介敘事》《跨媒介：港臺敘事作品選讀》《跨界創意訪談錄》六部書。您是非常典型的跨界范例，值得深入研究。

 

　　丘樹宏：一個是角色使然，另一個也是責任。作為文人和官員，就有責任去做這些事情，這也是緣分和福分，許多人想做也難得有這種機會。有些人從比較狹窄的詩人、文人角度去談論一些問題，專業或者純文人難以顧及其他學科，也不能強求他們，這是他們的優勢同時也是不足之處，優勢就是他們可以更單純地考慮文學創作和詩歌寫作，不足的就是眼光和胸懷偏窄。我想，這也就是文學的多元吧，也是一種分工，很正常的。

 

　　羅瑤瑤：通過您的講述我發現跟地方文化相結合的大型出版項目的產品都并不是以單一紙質出版物的形式，您剛剛也提到如推出音像制品、跟新技術結合，那么對于未來您有什么樣的設想？還會推出哪些新型作品呢？

 

　　丘樹宏：對于未來的設想目前還沒有很具體。但是剛剛漏講了“孫中山文化”的物化和活化問題，比如，孫中山28歲在一盞燈下給李鴻章寫8000多字的《上李鴻章書》，現在那盞燈還在那，這物件可以物化、活化，使之成為文創產品。而且一盞燈很具象征意義，承載著孫中山思想，可以照亮大家，可以拓展為文化產業的物件。還有孫中山的博愛、天下為公的思想和書法，可以做成各種紀念品，我們中山的紅木家具很值錢，原因有幾個。第一，紅木要幾百年才能成材，第二，只用樹心，樹皮是不要的，我很心疼，我說樹皮以前是燒的，現在還可以用啊。他們說怎么用？我說你一小塊一小塊處理之后刻上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博愛”“敢為天下先”，這不就是文化產品嗎？還有中山裝，孫中山自己設計的中山裝，承載了很多文化元素，如四個口袋——禮、義、廉、恥，三顆扣子——三民主義等。我的《中山裝的文化性》發在《人民日報》，記得當年胡錦濤同志國慶閱兵，閱兵車剛出天安門城門，人民日報副刊部主任就打電話給我：丘樹宏，你寫一篇“中山裝”。我說早寫好了，就將《中山裝的文化性》發過去，文中還提到辛亥革命是從頭到腳的革命，頭，剪辮子；身，換國服；腳，放裹腳。

 

　　所以在出版這一塊目前只能是方向性的，這個工作我會堅持不斷地做下去。現在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很多項目都要我出主意，還要具體跟進，包括明年是香山建縣870周年。這次中山召開黨代會，書記說文化方面一定要請你出主意。我看到他做的報告，把孫中山和“孫中山文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孫中山文化”的出版方面，我希望既有小出版又有大出版，大出版的概念，就是說各種類型、各種體裁、各種內容的出版物、海內海外的出版物，新老技術的出版物，以及面對各種群體的出版物都要考慮，一定要有大的跨界與融合。

 

　　凌逾：最新的就是“大IP出版”。用一流的產品，一流的IP，一流的營銷資源，打造立體的“大IP、大產品、大發行”項目。如融合小說、明星、動漫、視頻、游戲等品牌產品，資源整合，品牌共振，聯動交互，實現“五維度傳播”共享垂直渠道矩陣推廣，提升綜合品牌影響力。

 

　　丘樹宏：對，要的就是這個思路。因為孫中山的偉大性、豐富性決定我們要按照跨界的方法來做。所以說“孫中山文化”的出版真的大有做頭，我希望你們能提出個計劃來。你們可以擴展跟“孫中山文化”相關的東西，比如跟辛亥革命相關人物的出版也納入這個系列，各方面一起來做。

 

　　前些年我一直在想，那么多人崇敬孫中山，我們對他的紀念那么隆重，那么，當年鼎力幫助者后代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我的家鄉離中山那么遠，從粵北來到珠海，又到了中山，還當了市領導，為什么我跟孫中山緣分那么深？

 

　　2011年11月，全國文藝“兩會”期間，北京交響樂團也在排練我的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那天有空我就去香山看孫中山衣冠冢，他1925年去世后暫時安放在北京香山，1929年才安放到中山陵。那天我看到展覽的照片，當年八個抬靈柩的，居然有三個姓丘的，而且都是廣東陽山人。原來當年孫中山先生在馬來西亞籌錢鬧革命，一個陽山丘姓華僑很感動，除了捐錢，還跟孫中山回了廣東，并介紹七個丘家兄弟擔任孫中山的衛士。我了解到陽山的丘氏后代還比較貧窮，就想著要幫這些人做點事。我就在手機上發了個信息，說要籌十萬塊錢幫一幫孫中山的衛士丘家，結果不到半小時就籌了十萬塊錢。201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期間，我們用紅木制作了一個近兩米高的孫中山雕像，邀請孫中山先生親屬后裔，還有許多媒體的記者，一起送到陽山去，丘氏家族把他們的祖屋拿來做愛國教育基地，把孫中山木雕放在那里，辦成了展覽館，影響很大，現在成為一個網紅打卡點。最近我又去太太老家龍川，發現那里有個李榮，當年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時，曾經做了營救工作，孫中山認他做義子，后來也回國當了孫中山的衛士。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沒有什么紀念他的展覽館。我也想找資料做起來，這樣才對得起孫中山也對得起李榮，同時也是幫當地發掘文化旅游。我覺得這類材料都可列入出版范疇，如出一本《孫中山衛士傳》。因此還有無限的想象空間、無限的出版空間。因為孫中山豐富的世界性和人類性，我們還可以籌劃各種語言的出版物。

　　駱江瑜：我發現您有不少文章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等綜合類大型報刊上整版發表作品……

 

　　凌逾：嗯，可以稱作“整版王”。

 

　　駱江瑜：我想問一下丘主席，現在國內有沒有專門的刊物是講孫中山的，就是說以孫中山為核心的刊物。如果沒有的話您有這個想法去辦嗎？

 

　　丘樹宏：廣東的中山大學有，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城市都有，中山這邊目前還沒有，應該可以考慮專門辦一個報刊、媒體。但現在很難，刊號管得比較嚴，但有關部門可以考慮辦網上出版社，利用現代技術手段來做“孫中山文化”應該是一個好辦法。

 

　　凌逾：確實，辦專門的孫中山網站或者微信公眾號都比較容易。

 

　　丘樹宏：全國的孫中山紀念館都有網站的，只是可能影響力不夠大。

 

　　凌逾：廣州有孫中山基金會，但大家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好像知道得多些。

 

　　丘樹宏：我是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為紀念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繼承和發揚她的未竟事業，在鄧小平同志倡導下，宋慶齡基金會于1982年5月成立；2005年9月，經第五屆理事大會審議通過，更名為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它其中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弘揚孫中山、宋慶齡偉大思想和精神，深入挖掘其學術和人文價值。說回報刊宣傳，我覺得做得還是很不夠的。我以前設過“孫中山研究生獎”，后來沒有堅持做下去，被取消了。你們可以向有關方面提建議，爭取繼續。另外，現在研究孫中山的隊伍已經老齡化了，年輕人參加的少了，這是大問題。

 

　　凌逾：您的《孫中山》成功走向海外，請問還有哪些作品？

 

　　丘樹宏：其他作品對港澳有些影響，如《中山路》《粵港澳放歌》。還有《孫中山》的文本，在2011年美國的世界詩歌大會作了英文的重點推薦，之后美國華僑又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網站刊發，影響比較大，日本也有日文版本了。

 

　　凌逾：您剛剛提到有部書翻譯成五種語言，是哪五種語言？

 

　　丘樹宏：《中山傳》翻譯成英語、俄語、西班牙語、日語、德語，由國家外文局組建隊伍，是中國最權威的翻譯團隊。

 

　　凌逾：您善于融合媒介開發文化產品，如《孫中山》，請問還有哪些作品是媒介整合出版、開發、發行、傳播的？

 

　　丘樹宏：還是孫中山這一塊，我覺得一些體現人類題材的作品，如海上絲路等這些是可以考慮的，因為它是世界性的事件。

 

　　凌逾：您現在有沒有跟科技隊伍、計算機行業或其他行業進行整合、合作？您是呼喚團隊集體創作、集體書寫，還是像其他前輩學者那樣一個人戰斗、一個人寫作、一個人的張燈結彩、一個人的奧林匹克？

 

　　丘樹宏：合作很難。一個是本身的運作各方面就難，第二擔心有了機構之后，經濟、政治上各方面的細節照顧不到，恐怕出問題。所以我一直都是交給第三方運作機構去做。比如我寫那個山歌劇總共要籌資30萬元，在老鄉群里我說我們籌了10萬，省里給點、縣里給點。這些錢全部直接打到到我們縣劇團，我參與監督的賬號，但是不經手。我一直做公益文化，在市政協創建了全國政協系統第一個文化公益獎，還有《孫中山》演出十幾場，我本人都是公益行為，為項目籌錢，自己從來不拿稿費和補貼。

 

　　凌逾：很不簡單。您做過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然后政協主席、還兼任作家協會等方面的領導，您覺得如何借助社會力量推動文化公益事業發展呢？

 

　　丘主席：首先自己要有情懷，然后帶動大家。有一個著名的華人音樂家住在珠海橫琴，他是冰島華人，說我寫了那么多作品，很大氣，那你能不能寫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的，由他把它做成交響曲，像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那樣。我想了兩個月，寫出了《天地人和》四個章節，在《大公報》發表了，前段在北京開會時大家評價還不錯。但要做成交響曲并演出可不容易，起碼要籌資200、300萬。做文化公益項目，除了要有情懷外，也要積極想辦法籌集資金，但我主要還是看緣分，緣分到了，自然會有機會。

 

　　凌逾：才聚情聚，水到成渠。您喜歡寫長詩、史詩。中國傳統漢詩以抒情詩為主，長篇史詩不多，如《長歌行》《孔雀東南飛》、少數民族的《格薩爾王》等。

 

　　丘樹宏：從延安文藝時期長篇史詩開始慢慢涌現出來，新中國之后初期情況還不錯。但是現代真正成功的大型史詩還不多。人們讀起來往往覺得自己都能寫，但是思想性、歷史性和現實性，以及敘事性和抒情性，甚至政論性都要照顧到，如何選材、如何分析，怎么去表達，一般的純文人、純詩人不長于駕馭。寫長詩、史詩的人，要站位高、有情懷、心胸要寬廣，對人生寬容，有大愛大善大慈悲，才可能應對那么大的主題和內容。

 

　　凌逾：您選取的長篇史詩題材，本就少人寫，已有開拓性，再跟西方交響樂融合，是絕配組合。

 

　　丘樹宏：最好的作家應是既在文人圈子里面，又要跳出圈子，因為文藝作品最后不是為圈子、不是為個人，最后是為社會的。當然要有純粹的文人作品在文人圈內交流，而我不僅考慮在圈子里轉，而要走向社會，因此我組織大量的文化行活動，組織朗誦會，走向基層、走向老百姓。另外做成舞臺作品、創作歌曲，既可以演出，又可以在網上播。我還到處講演，我說一次講演能影響一個人足矣。我在海內外講“孫中山文化”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包括美國、日本、東南亞等地。這樣，作品受眾就多了許多，影響面和影響力都更比文學圈大很多。

 

　　凌逾：您跟交響樂劇團和導演的合作，比如《孫中山》《南越王趙佗》等作品一開始是別人找您還是您找別人？

 

　　丘樹宏：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負責中山的整體紀念活動策劃，包括與國內外合作的各種策劃。我想，這些東西要做，但是我個人還是要有自己的東西，我喜歡詩歌，希望能通過詩歌方式來體現。我查到寫孫中山的作品已很豐富，但是孫中山的音樂形象作品還欠缺。當時我已準備了材料，看了有關孫中山的電視劇、電影、學術論文、傳記等作品。所以想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種方式來寫一個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當時第一首歌詞《世界潮流》是在珠海寫的，自己感覺很好。那時候剛好央視在拍《辛亥革命》電視劇，編劇是王朝柱老師，我寫好歌詞大概晚上十點鐘，就用手機信息發給他。他在北京回復說：可惜了，電視劇包括主題曲、片尾曲已經做好了。但第二天凌晨五點多，他發信息給我說，就用你這首了，后來就放棄了已做好的主題歌，改用我這首。這首主題歌后來隨《辛亥革命》在央視播出，廖昌永演唱，蘇聰作曲。蘇聰是重要的華人音樂家，當時不知道，后來一查，才知道他是東莞人，祖輩去了天津，后來他去德國留學學音樂，是第一個拿奧斯卡音樂獎的華人，也就是《末代皇帝》的主題曲。所以這首《世界潮流》還是很不錯的，這電視劇后來也拿了金鷹獎、飛天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后來我寫完了全部組曲，《南方日報》整版發表了《孫中山》。《南方日報》后來還整版發了我的《共和國之戀》《孫中山》《南越王》等，還有改革開放的長詩。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林雄、副部長顧作義看到《孫中山》，就推薦成為省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點項目，要排成交響組歌。所以讓我牽頭，省里幫我選了六個作曲家，然后就是作曲、編曲、制作小樣、排練，后來在廣州首演，一炮而紅。

 

　　凌逾：好奇的是您作為寫歌詞的詩人，跟交響樂團、導演、演員的合作有沒有讓人難忘的故事？跨界合作有沒有難以磨合的地方？

 

　　丘樹宏：難以磨合處基本沒有。藝術是相通的，就學吧，邊學邊干，我現在完全可以做一場交響音樂的編導了。我后來編導了一個大型交響清唱劇《咸水歌》，這是有簡單情節的交響作品，當時我沒有請市外的導演和歌唱家，專門用中山本土的，只是確實難度很大。因為演員們多數只學過歌唱，沒有學過舞臺表演，更沒有學過跟交響樂團的合作，做到一半我說做不下去了。后來請了一個樂隊指揮，是中國愛樂樂團的夏小湯，他很能調動演員，幫了一天就完全順溜了。這個《咸水歌》，就是把傳統和現代相結合，所謂守正和創新相結合，有廣州話、客家話、普通話唱的，有最傳統的，也有創新的。

 

　　凌逾：您跟導演、指揮、作曲家有無數的合作機會，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

 

　　丘樹宏：有時候也有爭議，比最初《孫中山》里面以前是沒有高胡的，第二次演出的時候我提出那首“翠亨村”是用咸水歌曲調寫的，加上高胡應該很妙，有的作曲家不同意，我堅持了。

 

　　凌逾：《沙灣往事》就加入了高胡，高胡是廣東音樂的標志，非常亮眼。

 

　　丘樹宏：有個音樂家不同意，后來我堅持加入高胡，效果極好，他后來也接受了。

 

　　凌逾：舞臺劇加入有代表性的地方元素，地方文化風格立馬就能凸顯出來。

 

　　丘樹宏：有了這經驗后，后來在《南越王趙佗》我加了客家竹板，又成為演出的亮點。

 

　　凌逾：地方特色文化的跨界融合確實容易出亮點、出特色，我寫過三篇評論都談及這話題：《淬跨界之火，鍛紅色名片：評音樂劇〈血色三河〉》（《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2期），《〈青天之端〉立包公，風清氣正現云端》（《中國文藝評論網》2021/1/18），《過山“謠”妙曲連心》（《羊城晚報》2021/1/24）。

 

三、廣東之魂：區域文化價值的再估定

 

　　駱江瑜：我注意到2004年您調到中山市任職前，在珠海舉辦過沙龍，討論如何把廣東建設成文化大省，還在《羊城晚報》刊發了一篇散文《廣東離文化大省有多遠？》，引發了兩個多月的討論。可見您一直很關注廣東文化價值。

 

　　丘樹宏：是的。關注是一回事，建設是一回事，無論如何，重新認識、全面評估廣東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這是一個重要的嶺南文化命題，也是一個重要的中華文明命題。可以通過我前面說的那么多文化發現來印證這個命題。在這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我又重提這個問題。很多人說我們廣東沒文化，廣東人很憋屈，但又說不出自己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說廣東人沒文化，是用最傳統的中華文化來去衡量評價廣東文化，這對，也有不對。廣東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我有三個成果可以佐證這一論斷。

 

　　第一個就是我寫的《珠江》史詩，跟其他人寫的不同。《珠江》史詩主要是把咸淡水文化結合起來，咸水就是南海、太平洋，淡水就是珠江，珠江代表我們中華最傳統的文化，南海、太平洋代表海洋文明、藍色文明，兩種水其實就是兩種文化在廣東珠三角這一塊的交融、碰撞，形成嶄新的珠江文明和咸淡水文化。我寫《珠江》既有傳統文化又有海洋文明，是交融、碰撞的新文化。我還寫了篇后記，標題是《珠江：一條與長江、黃河同樣偉大的母親河》。在中華文明中，長江、黃河是母親河沒錯，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珠江文明，跟長江、黃河文明有同有異。同是指珠江文明屬于中華文明，不同是指珠江文明吸納了海洋文化，充實了中華文明，而長江、黃河文明沒有或者說很少有這種元素。我建議策劃組織一個“珠江與長江、黃河的對話”，會很有意思。

 

　　第二個作品是，我發現毛主席在紀念孔子時講了一句話：“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習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孔子紀念大會上又用了這句話。兩個領袖都說過這句話，肯定不簡單。我想了三年，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孫中山的文化維度》。這句話的核心在于：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兩個代表人物——孔子和孫中山。孔子代表最傳統的中華文化，孫中山既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又吸納了海洋文明、世界先進文明，從而形成嶄新的中華現代文化。所以只有兩個人加起來，才是完全意義上的中華文化，不能只是強調孔子。這就是我對廣東文化的評價，是第二個系列。

 

　　第三個佐證嶺南文化、珠江文化，很重要的就是要研究趙佗。趙佗，公元前214年與任囂打下嶺南，真正統治嶺南、在嶺南做了大貢獻的是趙佗，他將中原制度和文化帶到嶺南，真正樹立了嶺南文明。我寫趙佗交響史詩，用三句話定位。第一，中華統一英雄，統一嶺南，甚至當時連越南北部都是他統治的。第二，嶺南人文始祖，嶺南文明、嶺南文化、嶺南文學始于趙佗。第三，海上絲路先驅，為漢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做具體工作的是趙佗。就在前幾天，《南方都市報》整版刊發了我的《趙佗<報文帝書>：“嶺南史上第一文”》，另外我還有《你知道南越王趙佗嗎》《“雙源文化”淺說——兼談趙佗文化及其發掘利用》《“三大名人”應該成為廣州市的文化形象品牌》等文章，希望自己在這些方面能有一些學術貢獻。趙佗統治嶺南有兩大貢獻，一是把秦代、漢代的文明帶到嶺南，充實了嶺南文化；二是把海洋文明帶到嶺南來，甚至影響了內陸，這個至關重要，人們重視不夠。中華文明里面嶺南文明是很特殊的，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所以我們要從這三個方面把廣東文明的定位、元素、內核搞清楚，這樣我們自己看自己、內地人看廣東、海外人看廣東，評價都會不同。廣東許多文藝作品在改革開放方面對全國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領、文化引領作用，內地的文藝作品是難以做到的。人們對廣東的經濟貢獻看得很重、評價很高，卻忽略了經濟成就后面重要的嶺南文化及作用。一定要盡快改變這種現狀。這不僅僅是廣東的問題，也是中華文明的大事。

 

　　駱江瑜：珠江文明吸納了海洋文化。請問丘主席您還有哪些海洋文化作品嗎？

 

　　丘樹宏：目前擁有兩部海上絲綢之路大型史詩的人，全國可能只有我。《海上絲路》是2012年寫的，全國第一部海上絲路全景式史詩，從古代寫到現代。這是在秦皇島寫的，秦皇島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秦始皇派徐福出海求仙藥。第二部《海上絲路?香云紗》，用香云紗作媒介，講鄭和從嶺南下西洋的過程，這是大型舞臺節目。我還寫了很多論文如《中國夢呼喚海上絲路復興》，在國家提出建設海洋強國戰略之后，全國最早寫海上絲路論文的也應該是我。

 

　　駱江瑜：現在國家戰略層面還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說明國家對廣東及區域文化還是很重視的。

 

　　丘樹宏：是的，我也有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作品。如大型組歌《粵港澳放歌》、大型交響清唱劇《咸水歌》；還有很多歌曲，如《我愛大珠江，我愛粵港澳》創作靈感來源于劉長安老師的《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他是廣東音協原主席，我仿照這歌寫了《我愛大珠江，我愛粵港澳》，演唱者是金鐘獎獲得者、廣東省青年男高音張學樑，師從星海音樂學院的楊巖教授。還有歌曲《粵港澳放歌》，由省音協專職副主席金旭庚作曲。描寫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型史詩，目前為止可能還是我的《粵港澳放歌》，九個城市和港、澳，每個城市都有一首詩。另外，《海上絲路?香云紗》是舞臺戲劇作品。論文主要有兩篇：《粵港澳三大灣區要注重人文價值鏈的發掘和利用》和《孫中山文化是粵港澳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紐帶》。大灣區的“人文價值鏈”這個提法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這里說一個小插曲：關于大灣區“人文價值鏈”中最核心的三百多字曾經被人“偷”了，有人在廣東省正式出版的一本大灣區教材上一字不漏地搬用了，我發現后，讓人打電話給他的領導，說：第一，很高興有人接受我的觀點；第二，我心里很難受，這么著名的人“偷”我的東西正式出版，卻沒有任何注腳，只是照搬，太可悲了。我有兩個要求，第一，讓他來見見我，道個歉；第二，再版的時候將注釋加上去，表明這個觀點來自我的文章。還不錯，后來這個人專門來到中山，我請他吃飯，他道了歉，再版的書也出來了，不過很可惜，到現在報紙上還有人偷用我提出的“人文價值鏈”的概念。2000年以來，不斷有人盜竊我的知識產權，比如“大城管”模式、海上絲路史詩、趙佗文化方面，都有，很無奈。

 

　　徐詩穎：我看過您提到一個新的詞語：廣州學，即要充分利用三大名人去建立廣州系列，還寫了《“三大名人”應成為廣州城市形象品牌》一文。

 

　　丘樹宏：這是我寫給廣州的一個建議，當時的市委書記也覺得好，作了批示。廣州名人太多，其實抓住三個重要人物就行了。第一，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趙佗；第二，趙佗1000多年之后的六祖惠能；第三，再1000多年之后的孫中山。以這三個人物為綱，綱舉目張，再帶動其他名人以及方方面面。后來我又增加了一個人：毛澤東。

 

　　徐詩穎：我之前做文化認同，尤其是華文文學體現出的“文化認同”研究。我想問關于落地的問題，因為孫中山在每個地方扮演的角色不一樣，丘老師主要從整體視角看“孫中山文化”，如果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十一個城市，或者去到海外，那當地的人民對“孫中山文化”的認同是怎么樣？當中每個城市或地區對“孫中山文化”的建設怎樣才能體現出自己的特色？

　　丘樹宏：《孫中山》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和全國不少城市都留下了足跡，很好地擴大了廣東的知名度。舉例來說，《孫中山》在馬來西亞演過兩場，現場氛圍跟我們這里完全不同。我們這里都是靜悄悄、很崇敬地去看這場演出，該鼓掌就鼓掌。但在馬來西亞，觀眾是站起來歡呼的，這是一個不同點。第二，有的人很遠過來看，有的甚至開四個小時的車來看。第三，讓我更感動的，孫中山說華僑是革命之母，當時華僑捐了很多錢，不僅捐錢還捐命，跟著孫中山鬧革命。孫中山革命、失敗，失敗、革命，反復要籌錢，華僑照給，當時孫中山還說革命成功了要還本錢，會給利息，但后來哪有啊。本來照這樣想華僑的后代會恨孫中山，說把他們祖宗的錢“騙”走了。但是情況卻不是這樣。現在他們的后代已經二代三代四代了，卻照樣對孫中山崇拜有加，這是一種何等的家國情懷！我覺得這種民族認同感很可貴。孫中山的革命目標就是為國家、為民族。以前華僑在海外地位很低下，有人覺得華僑很風光，其實人家賺錢很難的，沒辦法才出海外。以前去海外比如去美國，要乘坐兩三個月的船，去南美那就是差不多四個月，上船一百人最后下船的不到五十人，存活率很低。孫中山近代在國外真的是夠嗆了，他是為國家、民族，為我們后代，他的人格魅力讓我很感動。孫中山不僅有內在的人格魅力，而且他愛國家、民族、人民，是這樣一個概念。還有一個就是我去海外，那些孫中山的遺跡、遺物展覽做的很好、保存完好。

 

　　凌逾：我們之前特地去檳城看了一位拿督自己創建的孫中山紀念館。他現在已是耄耋之年，一輩子都在帶領子孫后代自辦孫中山紀念館，精神可嘉。

 

　　丘樹宏：孫中山在檳城開“庇能會議”的場館就是丘家祠堂。最早去檳城的有三家姓，其中一個就是丘家，也是最早的。丘家在當地很有地位。

 

　　我去檳城聽到一個很感人的故事。當時有一個姓吳的華僑，應該是福建人。當年捐錢給孫中山，不斷捐款捐到自己都沒錢了，就跟老婆商量還有個五層樓可以賣掉。五層樓在當地很有名氣，后來還是被賣掉了。等到這華僑去世后，家里甚至沒錢給他收殮，就把尸體放在馬來西亞一個山洞里面，山洞很涼，等以后有錢了再去收殮。一年之后，他們湊到錢去收殮，進山洞發現跟他同時放進去的那些人只剩下尸骨，而他的尸首還是完好的。我問他們是不是真的，他們說真的是啊。這個故事太感人了，體現了華僑對孫中山、對國家的認同感，所以華人在國家認同方面一點都沒問題，甚至可能比我們還要認識更深切。

 

　　凌逾：華僑們的認同沒有被動亂和時空隔掉。

 

　　丘樹宏：而且華僑們走得越遠，中華傳統文化保留得越好。

 

　　凌逾：就跟國外的唐人街一樣。

 

　　丘樹宏：是的。比如臺灣省、馬來西亞把中華文化保存的多好啊，人家還把它們當成寶。我們客家人也比中原人保存的更好嘛。所以前幾年河南的書記和省長來廣東，說“我們尋祖來了”。客家人保存著最傳統的漢人的東西，包括唐代那些皇帝，并不是純漢人的，都是漢族與少數民族混血的。客家人現在的飲食習慣、語言、戲劇、風俗都保留著傳統的漢文化。

孫中山的人類性很強，他在華僑華人心中的位置很高。所以我們要把中山市辦成全球華僑華人的精神家園。我們國家、中華民族在海外得到廣泛認同的名人不多，孫中山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廣東最大的一個文化財富。

 

　　凌逾：丘主席的高見很有意思，聽您精彩的發言和回答后受益良多！丘主席確實是一個通過多文本跨界創作來講述中國故事的典范。他不僅文學成果豐碩、藝術造詣高深，也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大善大愛大慈悲胸懷，給人很多啟迪和鼓舞。丘主席今天從香山談到廣東到粵港澳大灣區再到海外，從詩歌談到文章到交響樂再到舞臺表演，深入剖析，暢談天地，讓我們對腳下生活的這片熱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丘主席對每個崗位的業務工作都很投入，不少工作還成為了全國、全省的典型，業務工作與個人興趣愛好兩相結合成為典范，兩者互相促進、互為彰顯，太不容易了。

 

　　今天我們也很感謝儒商高志東先生提供了這么雅致的采訪環境，很感謝全國作協委員葉延濱詩人、珠海作協盧衛平主席、珠海科技學院劉云德教授對這次采訪的支持。

 

　　（采訪過后，丘主席又和其他朋友相約，共同討論文學與音樂，所謂分秒必爭，步履不停，大抵如是。這也是丘主席能保持旺盛不竭的創作力的重要原因吧。）

 

　　訪談者簡介

　　凌  逾：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詩穎：華南師范大學博士后。

　　張  衡：華南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

　　駱江瑜：華南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

　　羅瑤瑤：華南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

　　發稿人：丘樹宏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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