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齡文化”說

——獻給宋慶齡先生誕辰130周年

 

作者：丘樹宏 郭昉凌

 

　　宋慶齡先生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性之一。這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對于慶齡先生的偉大性，人們一直都是主要從政治上去考量，包括先生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去考量；或者主要從先生的壯麗人生去評價，包括她與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不凡關系、永遠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去評價。

　　是的，所有這些，都是認識先生、評價先生最關鍵、最核心的要素。

　　但是我們覺得僅僅這樣還不夠，甚至還可以說遠遠不夠。在我們看來，隨著時間的變遷、歷史的沉淀，慶齡先生走過的人生道路，先生所倡導的思想和主張，先生留下來的精神和品質，已經凝煉提升成一種文化——慶齡文化。這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乃至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此，本文擬就“慶齡文化”的內涵、現實意義進行探討。

 

一、“慶齡文化”的核心要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1893-1981)是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縱觀慶齡先生一生，社會革命實踐活動豐富多彩，其在民族獨立、兒童福利、婦女解放、婦幼保健、醫療服務、慈善救濟、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外交關系和世界和平等領域所建立的輝煌業績,做出的卓越貢獻，成為近現代中國史、NGO（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英文縮寫）、婦女研究、社會史、社會政策、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外交活動和世界和平等研究領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對象。可見，貫穿宋慶齡光輝革命生涯的主題和主線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中國的繁榮富強,中國人民健康文明和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成為其終身的奮斗目標。

　　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本文所指的文化是狹義概念上的文化，即是與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相對應的精神文化，是人們在精神領城的創造物、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等價值體系和教育、科學、文化等知識體系。

　　何謂慶齡文化？慶齡文化，大概包括以下幾個核心要素：

　　——偉大的愛國主義。慶齡先生自小就到了美國留學，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她很早就看到了中國的落后并且感到焦慮和憤慨，但她沒有絲毫的民族自卑。她十分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但她決不贊同要接受外國的領導和監督。慶齡先生剛剛進入青年時期在就讀的美國大學發表的文章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愛國主義。這一點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她所寫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此后的歲月中，無論國家和民族是處于一時狀態平和，或者是處于艱難困苦以至危亡險境中，慶齡先生浸透著血濃的民族情感的愛國主義，一直態度鮮明、堅貞不渝。

　　——偉大的正義品質。法國著名作家曾經這樣評價慶齡先生：她從外表看來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內心則是一頭無畏的獅子。先生的美麗儒雅、淡定自若，讓每一個見過她的人都如沐春風。然而在她平和靜美的內心深處，先生卻是一個原則堅定、堅持自我，疾惡如仇、愛憎分明的人。先生領導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及其運作與貢獻，高高矗起了先生強大的身影。無論對于政治，對于社會，還是對于親友之間，慶齡先生都將正義作為旗幟和標桿，堅持人民至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因為如此，先生才從內心深處放射出一種百折不撓的強大力量。

　　——偉大的博愛襟懷。博愛，是慶齡先生最顯著的文化品質。這一種品質，高度集中體現在先生創立的“保衛中國同盟”和后來更名為“中國福利會”的巨大貢獻和影響力中。以正義的名義，先生將畢生的愛交付給了追求國家和民族解放事業的政黨和革命；以生命的名義，先生將畢生的愛獻給了全民族的婦女和兒童發展事業；以和平的名義，先生將畢生的愛獻給了國際友誼和全人類的和平事業。

　　——偉大的現代意識。這是體現在慶齡先生身上十分珍貴的文化特質，這一點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至為難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一百多年前的當時，慶齡先生和中山先生都屬于最現代化的中國人和亞洲人，同時又是現代愛國者，因此他們才成為永遠不變的革命情侶。如何使積貧積弱的國家和人民富強起來，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這種現代意識才產生“振興中華”的夢想并在這個偉大的目標中緊緊站在一起。

　　作為一種定義的慶齡文化，它包含了慶齡先生的人生歷程、苦難輝煌，包含了慶齡先生的思想主張、性格品質，也包含了慶齡先生自身的文化成就和文化貢獻。隨著時空的變化，當以上各個相對獨立、更彼此聯系的方面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就沉淀和提升成了一種文化，并以遺存和生發的方式，成為慶齡先生生命的最高形態和最高意義，它將永遠地浸潤和影響著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進而延伸和演繹成為全人類共同的人文遺產。

 

二、慶齡文化的具體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宋慶齡是一個偉大的中國女性，是一個世界名人。提起宋慶齡，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正義、和平、婦女、兒童，這正是慶齡文化的閃光點，她堅韌不拔，自強不息、不懈追求自己的選擇，繼承和弘揚孫中山精神和文化，在其人生歷程和文化場景中形成的文化論理思想、價值準則和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曾經引導中國近現代文化活動的道德精神與價值取向，對當代社會、對婦女和青少年兒童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即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個民族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理想、心理訴求和價值觀念的綜合體。在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 、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一偉大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生命肌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慶齡無愧為熾烈的愛國者的楷模。翻開1913年至1981年的69年中國歷史，幾乎每一頁都鐫刻著這位偉大女性的名字。她對民族前途有強烈的責任感，她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文化精神，積極探索民族精神的活動方式和培養途徑。融合時代內容，隨著時代發展是宋慶齡的愛國主義文化特色。

　　1、以拯救中華民族為己任。

　　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最早和孫中山一起投身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她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的熏陶，立志為振興中華而奮斗。20世紀初，搖搖欲墜清政府在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壓力下逐步推行“新政”。1907年，在教育部門為選拔赴美留學生而舉行的考試中，首次出現了女學生的身影，宋慶齡就是4名女生當中的一個。此乃中國“官費女生留學西洋之始”。到美國后，宋慶齡接受了“歐洲式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她接受了民主主義的洗禮。她對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有著濃厚的興趣。從父親寄給她的信和剪報中，她了解到孫中山博士革命的艱難歷程。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了大洋彼岸。4月，宋慶齡收到父親宋嘉樹寄來的一面共和國的五色旗，知亞洲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中華民國成立。她興奮異常馬上跳上椅子，把清朝的龍旗扯下，扔到地上，用腳去踩。然后掛上新國旗，呼喊著：“把龍拽下來！把共和五色旗掛起來！”宋慶齡激烈的情緒，使同宿舍的同學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印象深刻。她還撰寫了政論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在校刊上發表，熱情洋溢地贊頌辛亥革命，指出：“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一業績也標志著一個王朝的覆滅，這個王朝所進行的殘酷的剝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興盛的國家淪于極度貧困。”并預言“指出通向博愛之路的任務可能就落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身上。” 1913年夏起，宋慶齡擔任孫中山的助手，成為偉大革命家的學生和戰友，繼而結成生死不渝的伴侶。此后十年，宋慶齡經受了嚴酷的考驗和磨練，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來，并積極地迎接新的時代和新的斗爭。

　　2、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

　　宋慶齡畢生致力于追求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為促成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孫中山、宋慶齡不愧為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為了振興中華而奮斗終生。在中國近代民主革命新舊交替的轉換期，他們自覺地進行深刻的總結和反思，檢驗過去的理論與實踐。通過探索和揚棄，孫中山的把舊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北伐戰爭。而此時，孫中山卻因積勞成疾，非時逝世。極度悲痛的宋慶齡更為優慮的，是中國革命的前途與命運。在那艱難的歲月里，宋慶齡堅毅地繼續前行，勇敢地挑起了獨立領導國民黨民主派繼續革命的重任，在與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路線斗爭中，繼承并發展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思想，高舉三大政策旗幟，以民生主義為橋梁，并由此前進發展到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孫中山忠實的助手、學生、戰友和伴侶，宋慶齡始終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捍衛孫中山的事業，繼承和發展孫中山的未競事業，使孫中山的精神和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仍然起著作用。

　　3、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

　　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宋慶齡的文化觀和文化理想體現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愛國主義表現于其一生的言論和實踐中。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始終融合著時代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當面對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時，她矢志為拯救祖國出力；當人們的愛國思想和行動遭到迫害時，她正氣凜然聲明“不能因畏罪，就不愛國,不救國”。晚年的宋慶齡仍然關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完善，關心人民文化生活的改善。她一再告誡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要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應計較個人的安危得失。愛國主義是她進步的強大力量,推動著她的思想不斷的提煉和升華。正是由于宋慶齡有著極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祖國和人民的強烈的義務感，使她始終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起著啟蒙者和先驅者的作用。

　　（二）執著于人民至上的正義品質。

　　“正義”一詞，在中國最早見于《荀子》：“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正義觀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觀，形成于私有財產出現后的社會。正義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最基本的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正義理念是法學的重要思想內容，傳統儒學天人合一、和諧至上思想與法學的正義理念具有相融性。“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是孔子于2500多年前描述的理想世界。對“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解上，孫中山和宋慶齡在對窮人的關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把實現中華民族“大同社會”的理想，作為共同的奮斗目標。孫中山多次親筆書寫《禮運?大同》篇的內容。宋慶齡則一直到去世時，還在床頭柜上擺放著孫中山題寫的“共進大同”。特殊的家庭出身的和青少年時期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生活、教育環境，奠定了宋慶齡獨特的思想品格和人生態度。宋慶齡的文化倫理思想中，以民為本，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使其重要原則。她一生堅持踐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關心民眾的疾苦和文化權益。少女時代的宋慶齡就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正義體現，人民、民族、國家平等，權利同當，為真理進化之必經之路，她同孫中山的結合使其在踐行理想道路上迅速成熟。爾后，為完成亡夫未竟事業，宋慶齡對理想、對生活、對自由和幸福的執著追求，在理想的道路上堅韌獨行。她堅持思想獨立，同情勞苦人民，敬愛他們的好品質，想方設法給他們找到出路，勇敢堅強地投身于爭取民主自由及世界和平的事業中。

　　首先，宋慶齡是婦女解放的杰出領袖。在漫長的革命歷程中，宋慶齡始終高舉婦女解放旗幟，以爭取婦女的解放和振興中華為已任，成為我國婦女運動史上歷時最長,成望最高和卓有成就的著名婦女運動領袖之一。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贊頌宋慶齡“是一頭名副其實的力圖沖破一切羅網的雄獅” 宋慶齡的一生與婦女解放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1.近代中國婦女向西方學習、探索婦女解放道路的先驅。1907年，年僅15歲的少女宋慶齡負笈美國求學時，受到民主主義思想啟蒙，在校刊《威斯理安》上發表政論文章《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文中提到：由于留學生的倡導，中國青年“拒絕和裹腳的姑娘結婚，他們甚至還解除了童年定親的婚約，這在中國可是件重大的事情”。“剪割辮子是席卷全國的另一項社會改革，這也是在留學生的鼓動下廣泛掀起的運動。” 反映了她當時的看法。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統治推翻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宋慶齡收到父親宋耀如寄來的共和國新國旗后不久，就在校刊上發表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文稱：“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以為“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 。此時的中國新女性們不再滿足于“興女學”，“戒值足"、”男女平等”的一般要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相號召，積極投身革命斗爭，開展女子從軍，救護、助餉等活動，形成近代婦女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宋慶齡對日益高漲的中國婦女運動十分關注.1913年4月，宋慶齡先后在校刊上發表(現代中國婦女)和《阿媽》兩篇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前者是一篇論文，文章提及自己親身經歷的，1907年清政府首次選派女生留學事情，以論證了婦女的智力并不比男子差，并充滿自信地預測“既然人類一半人口的提高不可能不同時提高另一半人口，既然中國正在鼓勵辦好女子高等教育，我們深信，用不著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婦女也將成為同男人們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 爭取婚姻自由是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宋慶齡作為受過西方教育的新女性，身體力行，執著地追求自主婚姻。宋慶齡是位具有強烈家國情懷的女子，與貧困、顛沛流離的革命者孫中山結合,這是在共同理想和志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純潔而高尚的愛情。然而在當時，孫宋的結合幾乎遭到了孫中山身邊的革命同志的全面反對。為了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宋慶齡勇敢地起來抗爭。她曾對斯諾說:“我父母說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鎖在屋里。我從窗戶里爬了出來,在女傭的幫助下逃了出來” 。宋慶齡和孫中山的自由結合是是對封建禮教的挑戰，為近代婦女爭取婚姻自由樹立了榜樣。與孫中山結婚后的宋慶齡，始終高舉婦女解放旗幟，以爭取婦女的解放和振興中華為已任，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堅持和實踐婦女解放與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道路，是一面不倒的中國婦女解放的光輝旗幟。2.堅持和實踐婦女解放與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道路的典范。宋慶齡的自我成長歷程不僅詮釋了20世紀中國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徑，也成為20世紀中國女性追求現代生活方式的典范。她堅持思想獨立和熱愛生活，投身于爭取民主自由及世界和平的事業中,詮釋了一個中西文化交融下的“現代”女子對理想與生活的態度。在社會主義時期，她以獨特的身份，優秀的品格，堅強的信念和大無畏的精神，匯成強大的感召力，團結千千萬萬婦女為實現自身的解放而斗爭，成為指導婦女爭取徹底解放的良師和婦女和兒童利益的維護者。

　　其次，宋慶齡是中國現代社會公益事業的創始人。她最早提出了系統的社會公益思想，并親自參與社會公益實踐，在中國公益、福利事業事業的發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創建并領導中國福利會，對推動中國的社會福利與救濟事業發展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曾把中國的救濟福利事業稱為“孫夫人的事業”。宋慶齡社會公益思想涵蓋面非常寬。她認為，公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救濟，一是福利。她的救濟福利事業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不同的時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在戰爭時期，宋慶齡的從事的救濟福利事業與反法西斯和爭取人民民主密切相關。抗日戰爭期間的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創建了“保衛中國同盟”，這個救濟團體主要從事支持抗戰、救濟難民的工作，是一個以援助是相互的、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為了自救自助等新的救濟思想為指導的救濟團體，其宗旨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服務。該組織在宋慶齡的領導下，通過各種渠道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宣傳抗戰真實情況，向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募集資金、藥品、醫療器械等物資支援抗戰。不少物資就是宋慶齡安排運往抗日根據地的。她還團結和組織國際友人和國際醫療隊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考察和工作。如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都是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的。同一時期，宋慶齡還與艾黎、斯諾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工業合作社”，也是采取這種辦法。他們將失業工人組織起來，中國工業合作社通過捐款幫助解決必需的資金和設備，然后讓該組織成員通過勞動發展生產，自己養活自己。抗戰勝利“保衛中國同盟”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但主要的任務仍然是救濟。從1945年年底至1950年8月, 離開重慶回到上海的宋慶齡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以不足5年的時間，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她說“就救濟工作的意義來說，就是我們要創辦和維持一些可以自給自足的工作計劃，這就是我們的指導方針。”援助國際和平醫院、作為義養會中國代表資助戰災兒童開辦各類培訓機構，倡導、小先生制、組織兒童劇團、設立救助文化人基金等項目，使募集到的有限資源發揮最大能效。1946年湖南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宋慶齡為救助該省孤兒組織京劇義演。宋慶齡的特有身份,使她擁有廣泛的人脈資源，而以孫中山夫人的身份及其本人的人格魅力，更使得她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與凝聚力。當時，在國民黨統治的自色恐怖下，只有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敢于堅持正義，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和救援導向，堅持一視同仁和給急需者援助。特別是為遭受國民黨經濟物資嚴密封鎖的解放區爭取援助。宋慶齡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的教濟工作是建立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并主張中國各地區應該享受救濟待遇的同等權利。” 由于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支持、解放區的醫療生事業得到不斷發展。到1948年，得到援助的國際和平醫院，已從抗日戰爭時期的4所發展為八所中心醫院、42所分院共11800張床，還有幾十個巡回醫療隊為1.4億人口的放區軍民服務。在1950年4月底于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宋慶齡全力援助解故區、為新中國的建立卓越成績與貢獻獲得一致公認。

　　解放后，在宋慶齡主持下、中國福利基金會進行了改組，易名為“中國福利會”，秉承“永遠和黨在一起”的信念和“全心全意為婦女兒童服務”的辦會宗旨，以婦女、兒童為對象，進行文化、教育、衛生等福利工作。她認為，新中國的救濟福利工作不應再有“施舍”的涵義，是國家職能中的一部分，“我們的工作計劃的新重點，是給人民以生活和建設的機會。”應該走群眾路線。宋慶齡開創了新中國救濟福利事業的先河。1951年9月18日，宋慶齡把獲得的“加強世界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獎金全部捐給不久前剛剛成立的中國婦女兒童福利會，作為其社會保障醫療之用。中國福利會先后創辦了新中國第一家兒童藝術劇院、第一個兒童藝術劇場、第一家少年宮、第一本少兒讀物、第一家寄宿制托兒所和第一座婦幼保健院等。這一系列具有開創意義的教育、文化和醫療設施在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發展進程中起到典范作用。在宋慶齡的精神財富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下，先是大批的記者、醫生、社會活動家、政治家、藝術家、作家等加入了這一行列，接著，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也聚集起來，共同為中國福利會事業服務。如今，宋慶齡開創的社會公益事業已深入民心，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之一。

　　（三）崇尚和平的博愛文化。

　　眾所周知，孫中山和宋慶齡都喜愛鴿子，他們的上海寓所很早就飼養了鴿群。鴿子象征和平。她渴望和平、自由和圣潔。晚年的宋慶齡仍保持著養鴿子的習慣。她牢記孫中山“和平、奮斗、救中國”遺屬，為民族復興奉獻畢生。孫中山最愛書“博愛”二字贈與友人，宋慶齡以行動去詮釋這種“博愛”精神。宋慶齡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愛人類、愛國家、愛民族、愛和平、愛真理、愛正義。她有一顆永恒的中國心。她熱愛中國，也熱愛世界，為爭取一個美好的人類社會而努力奮斗。她傾注全力推動祖國和世界實現和平的偉大事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1、宋慶齡是著名的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前驅。在長期的斗爭中，她始終堅持和平共處的信念，認為這是在世界上避免戰爭、取得和平的有效途徑。宋慶齡積極參與國際的保衛和平的運動，曾兩次被選為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名譽主席，而后又成為國際反戰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7年冬，宋慶齡與世界著名人士愛因斯坦(德國)、高爾基(蘇聯)羅曼?羅蘭(法國),巴比塞(法商辛克菜(美國)和尼赫魯(印度)等共同發起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及殖民壓迫斗爭大網盟”，并被推選為名譽主席。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后,大肆鼓吹民族沙文主義，并竭力擴軍備戰，對內進行法西斯恐怖統治。宋慶齡對德國法西斯的暴行無比憤怒，于1933年5月13日,發表了由她代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起草的《對德國迫害進步人士與猶太人民的抗議書》,并于是日上午與蔡元培、楊杏佛、魯迅、林語堂、史沫特萊、伊羅生到德國駐滬領事館遞交了這份抗議書，申明“中國民權保障是反抗中國的恐怖、爭取中國人國的民權和人權,并與世界進步力量聯合一起的，它對于現在統治著德國的恐怖和反動,感到非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不可。”

　　2、宋慶齡是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她遵循孫中山“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囑托，竭力主張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秋，目本軍隊策劃和挑起了”九一八”事變，悍然侵占了我國東北全境。次年1月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宋慶齡曾以反帝大同盟名譽主席的名義向世界進步人土發出呼吁，請求他們聲援中國的反侵略斗爭。這個呼吁得到熱烈反響，反帝大同盟總部還發表了一個宜言，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號召各國反帝組織以各種方式聲援中國人民。國際反戰委員會還專門召開大會討論如何組織起來為反對迫在眉睫的帝國主義戰爭而斗爭。大會結束后，許多國家都接連舉行了反對侵略斗爭大會。在中華民族危難關頭,她高舉孫中山三大政策旗幟，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忙。1933年9月30日，宋慶齡在上海主持召開了由中國共產黨積極幫助籌備的遠東反戰大會，會上，宋慶齡提出聯合全世界一切愿意積極參加反戰斗爭的人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對推動全國抗戰高潮和促進遠東反戰工作的開展起到重要作用。1937年12月，宋慶齡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離開上海到達香港。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和在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的協助下籌建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6月14日，宋慶齡在她香港的寓所宜布保衛中國同盟并公開發表《成立宣言》。保衛中國同盟的任務是: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土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支援中國抗日戰爭；同時開展國際宜傳。公開宣稱:它的救濟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濟”、“爭取民主的救濟”。 宋慶齡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政治遠見邀請國共兩黨政要、中外著名人士為這個組織的發起人,成擔任重要職務。宋慶齡任保盟中央委員會主席，宋子文任會長，廖承志、廖夢醒、港英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水覺的夫人希爾達?塞爾溫-克拉克、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朗土、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等任中央委員會委員。為了擴大影響，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她還邀請了一批中外知名人士為名譽會員。國內方面有孫科何香凝、馮玉祥和茅盾；國際方面有美國女權運動領導人愛德華?C?卡特,美籍華人作家路易斯，美國著名歌唱家、黑人領袖羅?羅伯進，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德國著名作家托馬斯?曼和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被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等。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旗幟，向全世界人民傳播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實況向外國朋友和海外僑胞介紹中國抗戰的真相和困難，呼吁并指導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援助工作；動員世界人民從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援中國抗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提供援助。如在抗日民生根據地建立了以國際和平醫院為核心的醫療教濟體系；支持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戰爭災民與失業工人開辦小型工廠、作坊、合作社等,開展生產自數,支援前方抗戰等。可見，宋慶齡是竭力主張聯合全世界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建立國際反對日本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值導者。

　　3、宋慶齡是當代中國和平共處思想的典范。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在1951年6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論和平共處》一文，發出和平共處的倡議，指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應遵循的基本外交原則。作為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宋慶齡對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和確立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她認為新中國的建立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實現世界和平創造了良好條件，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世界和平運動，于1949年擔任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執行主席，并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上世紀50年代，宋慶齡屢次代表中國政府登上國際舞臺，卓有成效地為反對侵略戰爭，為爭取和平和人類幸福，進行艱難的外交工作。她成功地訪問了蘇聯、印度、鍋蘭、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1952年，宋慶齡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世界和平大會執行局會議等幾個國際會議，當選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城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這一年，她先后領銜發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任會議執行主席）和平會議和率領中國代表團赴維也納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在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與約奧里?居里同被椎選為大會執行主席，她的題為《人民能夠扭轉局勢》的著名演講，得到了與會各國代表的高度贊揚。

　　（四）科學發展的現代意識

　　從學術的角度說，現代意識是指現代人所具有的意識,它是現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現代人對現代社會生活進行理性反思的結果。邁向現代化，振興中華，這是孫中山宋慶齡畢生所夢想、追求并為之奮斗的崇高目標。作為孫中山的學生、戰友和伴侶，在長期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宋慶齡無愧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偉大探索者和實踐者。

　　1、關注兒童，“締造未來”。正如宋慶齡所說“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兒童工作聯系在一起的”。受到孫中山的“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了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40年的生命。”影響，宋慶齡著眼未來，關注青少年兒童教育事業，把兒童教育事業視為關系到國家前途，民族興旺，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認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兒童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的希望，是我們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提出了著名的“締造未來”思想。 為了祖國的未來，她一生奮斗著，實踐著，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她的兒童教育思想閃耀著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光芒。出身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文化背景和留學的經歷使她深諧中國傳統文化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道理和民主平等觀念，是她兒童教育思想的重要來源。宋慶齡兒童教育思想可分為三大部分：兒童教育權益觀、兒童教育主體觀、兒童教育發展觀。①保護廣大兒童的生存權利，給予兒童受教育權利。她遵循孫中山的教誨，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了“援助無量數的失卻了父母的兒童”號召，強調:“我們絕不能讓戰士們子女成為迷失的代必須把他們從由于饑餓而瀕臨于死亡和由于無人照管而使肉體和精神上遭受摧殘的惡果中撫救....收救我們的戰災兒童。” 在戰爭年代，宋慶齡為了廣大受饑受難兒童募集糧食、藥品、衣被，使他們獲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的權利。她還爭取到海內外進步人士的支持，建立一批兒童保育院、幼兒園和學校，給予孩子們學習的權利。無論在條件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她都為給予兒童教育權利盡其所能。新中國誕生后，她積極參與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發展。1950年，宋慶齡在為新中國第一個六一兒童節的題詞就說道“我們要使他們得到溫暖的保育，俾養成系健全的體格，使成為革命的生力軍，肩負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任務。”“保護兒童的權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必要條件。” 她親力親為推進我國學前教育事業和校外教育事業的發展，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校外教育機構——中國福利會少年宮，建立了中國福利會幼兒園的教育機構，籌建了一批兒童圖書館、閱覽室等，為新中國校外教育發展打下了基礎。②“兒童本位，締造未來”的兒童教育觀。早在20世紀30年代，宋慶齡就提出“兒童是主人”，1946年進一步強調:“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新中國誕生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宋慶齡的兒童教育思想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她感覺到教育既要尊重兒童主人地位，又要明確改造社會的目標，前瞻性地指出“兒童是我們的未來，因為未來的世界是屬于兒童的。老一輩人們不僅在于爭取戰爭時代的進步，而且還在于培養接班人，讓他們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科學知識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 宋慶齡尊重兒童的主體地位,發揮兒童主體創造努力的思想，她重視兒童劇、兒童讀物等文化載體對兒童教育的作用，一再強調要尊重兒童，理解兒童，以兒童為本位，要注重教育內容的選擇，要根據他們的特點開展教育活動。③“學做文化主人、做自然人，做宇宙人”的教育發展觀。宋慶齡的兒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源于她把兒童工作視為“關系著我國社會主義前途，關系著人類命運的問題。”要“把最寶貴的東西給孩子”的未來理想。對兒童的世界觀教育方面，是宋慶齡最為重視的。她一再強調：“在樹立了正確的建議觀點，明確了把還在培養成什么樣的人后，還需要正確的建議方法。”“孩子的認識和學習，首先是模仿的過程”，因此，“對孩子要堅持正面教育，運用啟發、說服、鼓勵等方法進行長期的反復的教育工作。”告誡人們“要善于用革命領袖和英雄模范的形象鼓舞孩子”，“樹立榜樣，幫助他們分清是非，找到行為標準。”她認為“締造未來”是一項社會綜合工程，兒童校外教育是教育工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并根據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狀況提出正確處理學校教育與校外教育之間的關系的方法。新中國成立后，她就開始著手開辟校外兒童教育園地，創造經驗向全國推廣，促進了我國兒童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她還鮮明提出學習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為孩子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早在1946年，她就指出：“通過戲劇培養下一代，提高他們的素質，給予他們娛樂，點燃他們的想象力，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1950年，她親手創辦了全國第一份少兒綜合期刊——《兒童時代》并題寫刊名和撰寫創刊詞。《創辦了新中國第一份兒童雜志《兒童時代》。而后，她支持建立了一大批兒童陽書室、閱覽室、活動室，為孩子們提供了在課余玩耍的空間。宋慶齡的用辯證法處理兒童德育與智育的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教育史上光輝的一頁，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燦爛的一頁。值得現代人借鑒。如今，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是集科技、教育、文化、展示、服務等功能于一體的國家級大型青少年兒童綜合科技藝術文化活動場所，是國家“十二五”期間重點大型青少年兒童公共科學文化服務設施。作為宋慶齡事業的追隨者和踐行者“宋慶齡的移動劇院”創作的戲劇“同根文化，點燃童心”數度踏上臺灣島，向寶島的孩子傳播中華傳統文化。

　　2、致力推動進步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宋慶齡具有堅韌不拔勇敢自強的精神品格，堅定地追求自己所選擇的文化理想和價值目標，為爭取各國朋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了解、與支持，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她本人更成為了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和對世界進步文化推動的一顆耀眼之星。文化的開放性是文化建設的重要條件。20世紀正是中國傳統文面臨世界近代化浪潮猛烈撞擊而發生歷史性轉變時期，宋慶齡以開放的心態和廣闊的世界視野審視中國文化和未來文化，力求兼容并蓄，擇善而從之。她認為文化交流利于加深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人類社會進步，曾多次指出：各國間除進行經貿往來外，還需要加強文化交流，加深理解，增進友誼，促進共同發展。一是不遺余力推動進步文化。宋慶齡堪稱是杰出的國際宣傳家，她身體力行，從30年代創辦保衛中國同盟的《新聞通訊》，到新中國成立后創辦《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國成立伊始，迫切需要多種渠道傳播中國的真實情況，以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與友誼。1950年，宋慶齡接受了周總理由她創辦一個對外宣傳刊物的建議，籌辦了面對國外廣大中間讀者，以增強各國人民對中國了解與友誼的英文版雜志《中國建設》。該雜志于1952年10月面世，雖然是以人民團體——中國福利會為出版者出面，但實際上卻是一份新中國的對外宣傳刊物。宋慶齡與許多外國作家、記者、出版商等建立密切的聯系，其中有的成為她的好友，有的記者、作家在其支持和幫助下在中國出版外文刊物或書籍。如上世紀20年代，宋慶齡就和鮑羅廷一起在武漢主持、創辦了《人民論壇報》和《國民新聞》兩份英文報刊；于30年代熱情地支持英文進步刊物《中國論壇》（伊羅生創辦）和《中國呼聲》（格蘭尼奇夫婦主編）。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和馬海德一起到了陜北參觀訪問，撰寫出震動世界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該著作成為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她支持加拿大作家西德尼?戈登和泰德?阿蘭編寫和出版《手術刀就是劍》一書，并為該書作序。二是為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好往來而努力。宋慶齡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國家副主席期間，多次代表國家出國進行友好訪問。1952年12月，宋慶齡率中國代表團赴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回國途中順道訪問了匈牙利和蘇聯；1955年底至1962年，先后訪問了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蘇聯、錫蘭（今斯里蘭卡）等國，都取得了成功，為中國人民架設通往世界各國的友誼橋梁奠定了基礎。她經常會見來訪的各國代表團，保持與國際友好人士的聯系。據《宋慶齡年譜》所載，她在國內接待外賓約300次。在她接待過的外國來賓幾乎遍及全球，其中有國家元首和軍政要員，有世界和平組織、婦女團體及各類進步機構或民間訪華團體的負責人，也有國際友好人士、老朋友。她同各國的和平民主人士也保持著友好的聯系和深厚的友誼，常以私人名義在北京、上海的寓所宴請貴賓。如1956年，她在上海寓所舉行茶話會，20多個國家的婦女代表應邀出席了活動。每年的國慶節，宋慶齡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接見并宴請來京參加國慶典禮的各國觀禮團、訪問團。宋慶齡也常應邀出席各國駐華使節舉辦的招待會。可見，宋慶齡是當之無愧的新中國和平友好使者，是和平外交的先驅。她為保衛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為推動進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為爭取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為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作出了杰出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更為我國今天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五）永遠和黨在一起的政治信仰

　　宋慶齡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秉持“永遠和黨在一起”的信念，堅定不移與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貢獻，她自己也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1、堅決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遺志。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宋慶齡堅定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公開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一文，表明立場，并且與蔣介石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她更以自己的影響力，保護和拯救了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同時

　　2、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爆發后，宋慶齡在香港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為中國爭取國際援助。宋慶齡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婦女兒童的衛生保健和文化教育事業，為祖國統一、保衛世界和平以及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宋慶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受到中國人民、海外華人華僑的敬仰和愛戴，也贏得了國際友人的贊譽和熱愛，享有崇高的威望。

　　3、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宋慶齡親自參與了新中國的建立，并擔任了國家重要職務，配合中國共產黨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的婦女兒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為實現祖國統一和保衛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殫精竭慮，贏得了中國人民、海外華人華僑和國際友人的高度贊譽和衷心熱愛。

　　宋慶齡的一生，是無數中國先進分子最集中的寫照。從價值認同到政治認同，從理論認同到道路認同，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每一個重要歷史時刻，宋慶齡都始終和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永遠和黨在一起”，是宋慶齡一生最忠實的寫照，

 

三、慶齡文化的交流合作大有可為

 

　　2022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4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希望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秉承宋慶齡先生“永遠和黨在一起”的信念，踐行“和平?統一?未來”宗旨，把握時代主題，發揮特色優勢，深化對外民間友好合作，致力于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助力青少年成長成才，發展公益慈善事業，為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一重要指示，除了對宋慶齡先生的精神、品質給予了更高的評價，也給慶齡文化的交流合作提出了明確的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的闡述：“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范，天下為公、心系民眾的博大情懷，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我認為，這就是孫中山文化的內涵。而作為孫中山先生的學生、戰友和伴侶，慶齡先生畢生的探索和實踐，其思想、主張、精神和品質，也已凝練提升為一種文化——慶齡文化。孫中山文化與慶齡文化內涵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外延也大多數高度重合，但又各有特點，各成體系。黨中央提出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孫中山文化和慶齡文化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無論是過去、現在，以至未來，孫中山文化和慶齡文化都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因此，發掘、弘揚和利用孫中山文化和慶齡文化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義務和使命。

　　2007年，丘樹宏首倡孫中山文化理念，并于2008年成為孫中山家鄉中山市的第一城市品牌，目的是為了方便與海內外的交流合作。經過十年的努力探索和踐行，尤其是通過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孫中山文化已經成功上升為廣東省的命題和國家命題，取得了極好的成效。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由此，孫中山文化正式上升為國家命題、國家戰略。這為慶齡文化的運作提供了借鑒。

　　同樣，慶齡文化的工作重點除了政治紀念和學術研究外，更重在交流合作。為此，提出“五個一”建議：

　　1、制訂一個報告，向中共中央建議將慶齡文化列入中央和國家命題，并向全社會頒布執行。

　　2、建立一個機構。在宋慶齡基金會設立慶齡文化專委會，專責慶齡文化的統籌協調和組織實施工作。同時協調在與宋慶齡關系密切的地方和城市設立慶齡文化交流合作機構。

　　3、制定一個規劃。制訂慶齡文化交流合作戰略規劃，包括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實施意見和保障措施等。

　　4、成立一個專項資金。在宋慶齡基金會中設立慶齡文化專項資金，并列入常年預算。

　　5、生產一系列文化產品。包括慶齡文化文學藝術作品、各類紀念品等；同時做好慶齡文化的物化和活化工作，適度向產業化、市場化發展。

　　慶齡文化的交流合作，必須要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結合起來，與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緊密結合起來。要融入紀念活動、學術研究、文化活動、實體性建設和民生實事之中，融入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樣才能讓慶齡文化落到實處，永葆強大的生命力、軟實力、影響力和美譽度。

 

2019年1月28日初稿

2022年12月17日二稿

 

　　注釋:

　　[i] 《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頁。

　　[ii] 《禮記?禮運》。

　　[iii] 錢俊瑞《痛悼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同志》，《人民日報》1981年6月1日。

　　[iv] 盛永華主編《宋慶齡年譜（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頁。

　　[v] 盛永華主編《宋慶齡年譜（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

　　[vi] 盛永華主編《宋慶齡年譜（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vii] 盛永華主編《宋慶齡故居》，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頁。

　　[viii] 《永遠和黨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頁。

　　[ix] 《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20頁。

　　[x] 《宋慶齡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78頁。

　　[xi] 《宋慶齡論兒童教育和兒童工作》，中國福利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77頁

　　[xii] 《宋慶齡論兒童教育和兒童工作》，中國福利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

　　[xiii] 《宋慶齡論兒童教育和兒童工作》，中國福利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7頁。

　　[xiv] 《宋慶齡論兒童教育和兒童工作》，中國福利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7頁。

 

　　丘樹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中山市政協原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電話：13822703618。

 

　　郭昉凌：廣東省中山市原黨史辦主任、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原秘書長。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