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人書到大書的世界

——我與外國文學的糾結史

 

作者：沙克

 

（2016年第1期《世界文學》雜志節選發表）

　　無論哪一個當代作家，談論怎樣喜歡幾個外國作家及其作品，應該是輕而易舉的，要是談論外國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恐怕就幽深隱微、復雜難述了。在社會空間閉塞和文化體制專橫的時候，外國文學的新異性和滲透力并不專門針對某些人群，而是針對某些時代、整個國度，極易造成眾口鑠金的一致定論，一說起蘇聯文學就定位于現實主義的高爾基和未來主義的馬雅可夫斯基，對反其道的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異見者，持聊備一格的態度；一說起西方文學就交集于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對反其道的現代主義范疇的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史蒂文斯、艾略特、加繆、貝克特、福克納以及馬爾克斯等急先鋒，持參考資料的態度。在1985年前的中國，讀書界和讀者大眾對外國文學大致呈現上述的認知狀況。

　　當我敘述外國文學與自身閱讀寫作的淵源關系時，可能會顯得時空漫長、維度交錯甚至有所矛盾，其中的感知理解肯定與所有人存在差異，因為我接觸外國文學的時期、方式、角度、范圍與內容，僅僅屬于生活境遇中的個人。我獨獨以為，文學既是一本本、一篇篇的語言文本，也是一部部、一個個包含文學內容與性質的藝術文本，在語言文本荒蕪成單一的意識形態物品的時候，對于總想通過外國文學瞭望世界的我更是如此。

　　上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我的幼童及小學生時段，年齡、智力、書荒和見識等方面的局限，并不影響我對內外世界的好奇與探知，我不滿足于課本教育式的文學，階級斗爭式的文學，雖幾無選擇，卻能見縫就鉆地接觸一點非主流的旁門事物，一味的政治說教以外的東西，那就是反映外國社會生活的小人書、電影、歌曲、小說書和畫報，包括文革前版本的外國文學書籍，由此進行我人生元初的好奇性閱歷。從1976年深秋宣布粉碎四人幫往后，外國文學書籍逐漸在書店里浮現，各種圖書館、圖書室里的外國文學新老書籍對外開放，讀初一的我對此興趣濃烈，開始了餓狼般的啃讀。1980年到1989年，外國文學及其理論書刊進入萬花筒般層出不窮的出版時段，歷代外國文學經典幾乎全部呈現，我對此作求知和反撥式的廣泛閱讀，成為充盈靈魂的必需和寫作練習的支援。到了90年代，外國文學通過書籍、影視、電腦等形式逐步普及到全社會的家庭，我對外國文學作選擇性、適應性的閱讀，主要接受那些為我的文學觀點所接納、文學寫作所適用的作品。新世紀與互聯網同時來臨以后，萬事萬物集結于電腦和手機屏幕，我對外國文學的接觸狀態是順其自然，溫故知新和訊息消費。

　　在從小人書到大書的世界里，回顧自幼年開始的幾十年讀書經歷，恰如尋訪和確認自我宗教的過程。我著重敘述對我具有發蒙助長作用的外國文學，那個時段處于極為特殊的文化蒙昧期及文化轉型期，也是中國社會觀念的顛覆反轉期，它們是我在封閉環境里的隱約窗縫，未知命脈里的催生素，深暗甬道里搖曳的幽光。

（一）

 

　　我出生在父母親都是醫師的家庭，他們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同學，身上永遠未脫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見識、品質本領和氣性擔當，他們傳承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蘇聯老大哥文化、共產黨政治信仰，以及民國生活痕跡和留學歐美教授們傳輸的西方知識，這種復合性的傳承延續一些基因到了我的身上，成為我接觸外國文學起始的物質精神條件。僅僅是從父母口中轉述的蘇聯東歐小說和傳唱的蘇聯電影歌曲、外國民歌，已經讓我獲得一些墊底的外國文藝養分。從我能看圖識字的四五歲起，就與外國文學遭遇上了，定然是從小人書起步，它們是微縮版的圖書，內容有蘇聯革命和衛國戰爭的，拉美和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統治的，西方國家人民受苦受難的，外國電影翻印的，自然少不了外國名著改編的，有文革前版本，有文革時版本，盡管其內容無可幸免地染上政治立場的色彩，這些小人書卻還是新異于我們生活場景和面孔情調的西洋鏡。《牛頓的故事》、《魯濱遜漂流記》、《牛虻》、《馬賽港口的童工》、《一串項鏈》、《斯巴達克》、《偷自行車的人》、《奧賽羅》、《黛絲姑娘》、《野姑娘芭拉》、《我的童年》、《卓婭和舒拉》等等小人書，給過我太多的驚奇、感動和疑問，世上居然有那么多不同于中國人長相、穿著、言行和處境的人群，那么多不被叫成鬼子的外國人。

　　父母單位的閱覽室里，長期訂購兩種洋溢著社會主義文化激情的外國畫刊《朝鮮畫報》和《新阿爾巴尼亞》畫報，它們是當年難得的連續出版的外國期刊，探視外國人生活進行時的狹窄窗口；還有一份反映外國時政、社會動態的報紙《參考消息》，除了無聊的電影新聞簡報、稀罕的電視國際新聞外，它是普通中國人及時了解國際社會的重要渠道。這兩刊一報的畫面報道具有十足的政治性，文化內容具有極端的片面性，可那里面呈現著不同于我們的街道、建筑和風景，不同于我們的民俗風貌、生活場景、話語表情，給少兒時的我帶來了文學性的想象空間：未來生活與美好理想。我同期接觸的外國文藝還有看不大懂的電影，比如蘇聯革命系列的電影、朝鮮越南的電影、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及阿爾巴尼亞的電影，這些反復觀看過的外國電影直到十二三歲時才被自己大體理解。東歐電影的劇本元素與文學氣質很濃，在我幼稚的腦袋里，輸入多少場景、人物、神情、動作、臺詞、旁白、歌詞，僅僅是親愛的稱呼和接吻的情態，就迥異于我們的生活實際了，傳遞著無限的人性意味和文化感染力，從而最早地、最有效地濡染我的精神世界，成為我除小人書以外的主要的外國文學課。

　　我十三歲前的兒童少年時期，隨父母從城市下放到公社生活讀書，其實就是在鄉鎮醫院的院子里生活，在鄉鎮中小學的校園里上學。整個社會處在人文環境極其慘淡、殘酷打壓歷史文明的文革中后期，在排斥外部文化、壓制人性等方面，與當下的東北亞某邦、極端教派的某些阿拉伯地區、非洲原始野蠻部落有得一比，誰看一本描寫花草景致的書就是小資產階級情調，誰看一本描寫女性到脖子以下部分的書就是“黃色”行為，為此可能會受到懲處。在流行的政治讀物、革命文學和階級斗爭教材之外，拿外國文學來說，除非是蘇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捷克《好兵帥克》之類的無產階級讀本，一切文學閱讀只能是偷看。我偷偷接觸的外國文藝作品，都是文革前版本的，其中有《基督山伯爵》、《天方夜譚》、《伊索寓言》、《普希金詩選》，我在似懂非懂間感受著它們洋腔洋調的故事情節和語言魅力；同時我偷看極其珍貴的《外國名歌200首》，默讀著異國性情的歌詞，跟著父親學唱其中的一些曲調，領略不同民族的文化韻味。我夠幸運的了，《外國名歌200首》里有幾十個國度的歌詞，其實就是幾十個國家的微縮文學。

　　鄉鎮中小學是沒有圖書室的，只有校長室里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之類的報刊，但在我父母親的書櫥、書箱里，在他們那些從上海、南京、蘇南下放過來的同事們家里，在那些同樣從城市下放過來的中小學老師的宿舍里，會藏著一兩本文革前版本的外國文學書籍，例如《悲慘世界》、《少年維特之煩惱》、《威尼斯商人》、《農民》和《戰爭與和平》。一切超過小人書尺幅厚度的書籍，尤其是小說書，被我們孩子叫做大書，那些外國大書全都用牛皮紙或報紙包住封面。我為那些大人和老師們跑腿打雜，求借這些大書看，有的借到了，有的只能在主人的房間里匆匆翻讀而不準攜帶出門。

　　從1976年深秋開始了文革的延宕期，父母親相繼返回城里的醫院行醫，回城讀高中的我閱讀環境和條件便利多了。我從一些單位圖書室的里層書架上，看到了窩藏已久的文革前版本的外國文學名著《格列佛游記》、《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和《易卜生戲劇集》，以及外國現當代作家的小說，巴西若熱?亞馬多的《饑餓的道路》，美國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塞內加爾桑貝內?烏斯曼的《神的兒女》，英國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隱身人》，還有波蘭《亞當?密茨凱微支詩選》。亞馬多的《饑餓的道路》給我了久久的震驚刺激，南美生活風情和漂亮少女（好像名叫瑪塔）的困苦情境在我的腦子里揮之不去；威爾斯的《隱身人》則讓我驚訝和緊張，世上真有這樣的人該怎么辦。

　　文革結束時我讀初一，這時有了作文課，比一般同學見識文學書籍多得多的我，有了蠢蠢欲動的書寫欲和表現欲。我喜歡寫情景交融的記敘文，在綠格子作文本上寫出了《除夕的夜》和《雄偉的南京長江大橋》，到了1977年讀初二時我又寫出了知青勞動場景的《廣闊天地》，語文老師把我的作文抄寄到電臺去播出。

（二 ）

 

　　外國文學逐步進入了老書再版和新書出版的階段，我整天往居地的公共圖書館跑，大量借閱新版本的外國文學名著，主要是西方古典小說及反資本主義的小說，接著日本及西方電影猛然涌上城市銀幕，我觀看了外國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簡?愛》、《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哈姆雷特》、《尼羅河上的慘案》等等。各種涉外的人文報刊迅速復刊和創刊，我關注著各種外國文藝形式包括美術和音樂。我對美國現代作家海明威的注意是從1979年《譯林》雜志創刊號刊登的《印第安人營》開始的，它讓我初涉海明威那種跟著心里敏感走的敘事風格，倍覺新穎可愛。這一年我有了自己的書櫥，收集購買了不少文藝書刊。

　　到1980年為止，我讀到了《世界文學》、《外國文藝》、《世界美術》、《譯林》、《外國電影劇本叢刊》等外國文藝期刊，觀看了數十部日歐美文學經典及其改編的新舊電影，包括電視劇《紅與黑》。非常幸運的是，我讀到1979年出版的藝術評傳《西歐近代畫家》，以及一期介紹西方文化藝術的《信使》雜志，前者以現代派藝術的前驅——后期印象派畫家梵高、高更等人為結局，后者集中展現西班牙立體主義大師畢加索的藝術；再加上《世界文學》刊載的希臘詩人奧季塞夫斯?埃利蒂斯的詩歌，《外國文藝》刊載的托馬斯?艾略特的文學批評，《譯林》刊載的海明威《印第安人營》，還有美國作家喬伊斯?卡洛爾?歐茨的小說《奇境》和墨西哥《胡安?魯爾弗中短篇小說集》，凡此種種書刊，使我接觸并喜歡上了西方現代主義文藝。

　　這時候，我已閱讀了數十位外國現當代作家的小說，獲得了說不清楚的百般體會和感想。我讀到《美國當代小說選》時，被兩位猶太裔作家辛格和馬拉默德的冷熱不同的奇異情節和人物對話所吸引；美國歐文?肖的《富人，窮人》讓我首次看到了當代美國人的真實生活；歐茨的《奇境》教我體會了人世的不測與厄運；德國的《伯爾中短篇小說選》給我留下揭示社會丑惡的冷靜色調；蘇聯加夫里?特羅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給予我人性和動物性的雙重感動；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讓我見識了黑暗與揭黑的自由度；西德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德語課》刻畫了生命的麻木與單純；英國薩默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比我此前讀到的畫家高更為原型，把藝術（理想）和生活（現實）之間的沖突展示給我；墨西哥的《胡安?魯爾弗中短篇小說集》讓我感嘆作品的奇妙意境和一種偉大的文學天性；意大利艾爾莎?莫蘭黛的《歷史》把二戰描述得冷酷而無法抗拒。還有一部特別讓我著迷的英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探案集》，前四卷1980年出版，第五卷1981年出版，它對我的吸引力不亞于小時候在黑夜里聽鬼故事，過去三十五年了許多節點細節我還記憶猶新。從這部不以文學性見長的小說里，我窺探到19世紀后期的英國人生活及其文明素質，小說人物出場時，身份內容常常是學位、專業、論文和教授，與統稱為工農兵學商干（干部）的本國同志們的家庭成分符號完全兩樣，一百多年后我們才習慣于貼上那些身份符號。

　　1977年至1980年期間，閱讀外國文藝作品和觀看外國電影，成為我課堂外的主要文化生活。我把初中、高中時的作文課當成文學練習課，寫散文性質的記敘文，寫隨筆性質的議論文。班級里有個別對外國文學一無所知卻愛好中國傳統文學和主旋律文學的同學，悄悄與我交流文學話題，互換詩文習作。直到本世紀初，我才從新居地下室的淘汰老書櫥里發現自己從前的秘密，我的高二作業本里寫著幾首詩，可惜作業本霉爛殘缺，只抄錄了一兩首留下來。1979年冬天我寫的那首詩叫《希望》：“風停了，/我沒看過風的樣子，/樹枝安靜不動，/所以風停了。//鳥沒叫，/我知道鳥的樣子；/有時候它又飛又叫，/象風一樣。//我沒飛也沒叫，/所以我不長翅膀，/我希望自己象風那樣。”（詩中的象字，是當時的標準簡化字。）

　　外國文學書籍或隨階段性政治需要而選擇出版，或為商業性需要而逐利出版，勢必造成泥沙俱下的亂象，成為文學閱讀過程中的巨大殺器，攪亂讀者的閱讀思維和審美向度，如何從中判斷遴選符合人性本真和美學走向的好作品，對幽閉無助的文學青少年是艱難的考驗。閱讀思維和審美向度的偏狹或混亂，會讓你倒退一個半世紀或幾個世紀，去摹寫那些西方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東西，還自以為走在文學時代的前面，根本拎不清世界文學早在一戰二戰之后就隨著社會生活走進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事實。何況，不是所有選擇性出版的外國文學書籍都是站得住腳的，有不少作品僅僅是我們意識形態認可的世界名著。在文化觀念一元化的80年代初期，如果把蘇聯作家高爾基的三部曲小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馬雅科夫斯基的三部長詩《穿褲子的云》、《戰爭與世界》、《一億五千萬》，與帕斯捷爾納克的一部小說《日瓦戈醫生》、阿赫馬托娃的一部長詩《安魂曲》混在一起，在必須對作者取二舍二的情況下，大眾的選擇結果注定是悲慘的，選擇前兩者的肯定占絕對多數。

　　就在1980年春的一個雨夜，我觸摸著當年的第一期《世界文學》，讀到了剛剛獲得197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利蒂斯的長詩《俊杰》。這位用古希臘陽光制造現代神秘的飲日詩人，“以希臘傳統為背景，用感覺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銳，描寫現在人為自由和創新而奮斗。”那一晚我激動不已，拿起筆在白紙上寫了一百多行文字，可惜沒能保存下來，否則我會忽略之前的少量練筆文字，把它當成我的詩歌處女作。在幾次回顧寫作經歷的文字中，我都描述到了自己與超現實主義者埃利蒂斯的初次相遇，他的文學思想和語言藝術，是我少年時吃的現代主義文學的開口奶之一，對我走上文學之路及早期文學觀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至今我還能背誦他一些意象絢爛的詩句。

　　回頭想想自己的少年時段，在不可能理解和不完全理解的情況下，我對《伊利亞特》、《俄底修斯》、《詩藝》、《拉奧孔》、《羅摩衍那》、《源氏物語》、《神曲》、《喬叟文集》、《堂?吉訶德》、《莎士比亞戲劇集》、《浮士德》包括極具文學性的《新舊約全書》在內的“世界級”閱讀和沉迷，無疑是一種滅頂之災，對于幻想寫作的我是過高的攀附和煎熬，造成我長期的眼高手低、自我迷失，遠不如那些與時俱進閱讀本土主流書籍報刊的人，上手寫作來得容易、順利和實惠。

　　我斷續地在白紙本上涂抹詩歌，涂抹隨筆，身邊沒有一個共同話語的人。真的很遺憾，在整個小城里，我沒遇到一個真實熟悉懂得現當代外國文學的同人，遇到的都是把主流意旨、淺俗哲理、農業情懷當成文學正宗的驕傲文青，他們知曉的現代外國文學大師只有一個被宣傳機器猛烈傳播的泰戈爾，我們的革命文壇領主郭沫若和冰心都推崇過他。在這樣的環境里，十六七歲的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世界大書，在情思萌動中小涂小抹，肯定與主流文學不沾邊，更攀不上本土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也許在無意中與朦朧詩沾了點親。我的詩行里多是些傷感情緒和奇思異想，我的隨筆里多是對不合理現實的反感嘲批。我不知道該學習哪個外國文學大師，根本沒有能力去模仿那些高大上的文本。眼看高而不成，手寫低而不成，就隨興涂鴉吧。偶然給幾種牛氣的文學雜志投稿，也是石沉大海杳無回音。可是我不服氣，又不屑于給小報小刊投稿，它們發表的東西太意識形態化了，是時事圖解和政策解說，沒有我心目中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大報大刊上刊登的不少東西也是如此，并不比我的某些習作好。我是個呆在蘇北小城的非主流的小小文青，誰會去理睬我那些與報刊趣味相悖的個人化涂鴉。我大有可笑的生不逢時之感。后來的事實卻佐證了我這種自我感覺并不可笑，我二十歲之前的某些涂鴉，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反而得到了發表認同。

（三）

 

　　80年代上半葉，是我節衣縮食狂買外國文史哲書籍的時段，我閱覽書市上出現的各種外國現當代文學書籍，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和小說無比癡迷；80年代下半葉直至1990年，是我舍其他物質而取文藝書籍的藏書高峰時段，對西方現代主義文藝理論的興趣達到熾熱狀態。整個80年代確是我邊讀書邊練筆、追求文學理想的時代，特征是兩個字：激情。

　　1984年，我到蘇州絲綢學校大專部讀書，學的是工藝與管理專業，與文學沒有半毛錢的直接關系，但是我卻樂意融通不同學科與文學之間的隔膜。馬列原理和政治經濟學的必修課，給了我某種角度的哲學原理和資本主義屬性的辨識；而基礎課的高等數學開闊了我的理性思維空間，物理學和分析化學幫助我進入宏觀微觀事物的極限；專業課的絲綢學內容讓我發現自然之美、視覺之美、質感之美和理性之美的統一，機械原理讓我懂得自由度的增減和應用……這些學科的認識、空間、極限、統一和自由，作為人類智慧對物質存在的偉大發現，難道跟文學和藝術沒有關系？所謂文科生認識自然世界的普遍局限性，對具體藝術形式的泛知與外行，是當代文人知識總和都夠不上“亞里士多德”的可悲根源所在。

　　既然愛讀世界文學，我的視野必然被現當代的文學世界扯開，日本蘇聯印度、伊斯蘭國家、北美拉美、東西南北歐、北非南非等地域，川端康成、索爾仁尼琴、普列姆昌德、馬赫福茲、紀伯倫、普魯斯特、史蒂文斯、福克納、貝婁、戈爾丁、厄普代克、勃萊、馬爾克斯、博爾豪斯、帕斯、黑塞、米沃什、昆德拉、里爾克以及卡夫卡、薩特、加繆、佩斯、貝克特、蕭伯納、勞倫斯、夸西莫多、薩克斯、戈迪默、吉巴爾等作家詩人，各種流派、風潮和特色的作品，自然被我納入胸懷。還有與文學緊密相關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藝學以及美學著作，如《形而上學》（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海德格爾》和《藝術哲學》、《人論》、《夢的解析》、《人性的弱點》、《寬容》、《第三次浪潮》、《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等等，也成為我閱讀的必須，加上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吸納，讓我的眼界似乎越來越高，胡思亂想確實越來越甚，作廢的“大作”寫了許多。

　　就算眼光再高，手也高不上去，卻又不情愿低下去。然而，我需要發表作品來證明自己、鼓勵自己，必須低下手來寫一些實惠的文字，然后用俗套的筆名韓涵和凌云，把“春的消息”之類的小詩小文寄給省電臺播出，并在一些地方報刊發表哲思小語，后來在《詩歌報》上發表《梅雨》、《最新消息》、《在2023年》等詩歌。所有這些玩意，令二十來歲的我無比欣慰又暗暗沮喪，它們讓我的文字見諸世人，卻又與我學習的外國文學沒有多少關聯。適者生存，我必須讓自己先從淺俗的哲理、農業的情懷起步，不抵觸報刊的用稿趣味，否則孤單寫作不合時宜的我就會早早自滅。

　　不管怎么樣，我不會放棄“世界級”的閱讀和思考，哪怕尋求高遠的文學之道有太多的迂回曲折，但是我也不能好高騖遠至一無所成。那么，讓我在某個時期降低眼高遷就手低吧，一腳抬起找方向，一腳踩地走遠方，逐步積累經驗提高能力然后再去實現個性化寫作。1985年、1986年中國涌起現代主義詩潮，現代主義詩人們鬧騰的平臺和環境，就是校園和群體氛圍，而我此時身處小小的工科校園讀書，缺少人文氛圍，沒有同人帶動，又不和校外文友聯系，只能在閱讀思考中自習自悟。到80年代中后期，我在上學的蘇州聯絡各地文友搞詩歌沙龍，接著主辦民刊《火帆》詩刊。此后我的詩歌一邊在《火帆》上發表，一邊在《詩歌報》、《華夏詩報》、《詩人》、《當代詩歌》等報刊上發表，由此走向詩壇。經過一番理想與現實的抵牾困惑，到了二十五歲我似乎醒悟了，文學寫作就是按自己的形式寫自己：生命、自由、藝術與愛。關鍵是確立自己的形式。此時，我堅信文學中有一種超越時代、朝代的價值觀和審美觀，而本土文學的價值久久地被各種反價值所壓制和混淆。

　　在80年代的十個年頭里，我閱讀了數千本百科書籍，多半是人文類的，外國文學類的作品有幾百種，其中的百余種外國詩集囊括了古今眾多外國詩人的名作，此間我零散發表了一二百篇詩歌、散文詩及隨筆。到80年代后期時，海內外通信渠道變暢，我的作品開始在臺港地區及一些國外報刊發表。在我當年的作品中，有點意思并被認可的只有那么幾首小詩，例如《命運》、《日環食》、《安居樂業》、《一根陽光穿透我的生命》。我自己比較滿意的80年代詩作是，1980年的《夢幻》，1985年的《懷念將來的事情》，1988年的《不同的九月》、《生態》，1989年的《雪后春汛》等，假使把它們混編到201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詩選里，也許都不會丟漢語詩歌的臉。

　　90年代了，我進入對外國文學經典的溫故式閱讀，荷馬的《俄底修斯》，莎士比亞的悲劇作品，埃利蒂斯的《俊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海明威的幾乎所有作品和傳記，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繆的《局外人》，逐句過目地精讀，著重于對作品語言細節和風格意味的體會。如果誰把埃利蒂斯、普魯斯特和海明威的上述作品做幾段非風格的改動，爾后把完整的作品拿給我看，我一定會發現隱藏其中的破綻。這個時期，我在國內各主要詩歌報刊和一些文學期刊以及臺港各主要詩刊和一些大眾報刊，發表了更多的詩歌、散文隨筆等，也發表了若干文藝評論，出版了《春天的黃昏》、《大器》、《沙克抒情詩》等幾種詩集。回過頭去看，那些作品本身的行進軌跡曲折繁復，多有令我羞愧之處，卻讓我過了一把做詩人的癮。在我的詩歌中，回避不了象征主義、意象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學方式的復合影響，但那些影響在我的詞語運行中是抓不到的意念氣息。我還在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意象化的浪漫主義，那是自然而生的流暢節律和意象化抒情的需要。

　　重溫外國文學經典，也解決長期閱讀中伴生的生吞活咽、食而不化的問題，將復雜的外部積存，疏理為通向自身的清晰路徑，從而對具體的文學事物舍棄再舍棄，精讀關涉自身精神軌跡和理性需要的杰作，建筑自我的價值坐標系統，化一切為自身的血液。如果是這樣，我的一首詩、一篇散文或小說，就可能內蘊著元素豐富的血液，誰又能分離出其中的某一滴血液染指了哪一種哪一部外國文學的基因。何況，飽含中國文明傳統的本土文學是世界文學的應有成分，我對它的閱讀肯定不少于外國文學，那么我的寫作元素和基因又怎能與此相剝離。我的作品無論多么渺小，卻涵蓋我自己的生命、自由、藝術與愛，既是我的人本內容、文本形式也是我的審美態度。

（四）

 

　　網絡時代與新世紀同步來臨，使全社會的物質形態、人心觀念、文化狀況發生了史上最徹底的改變，高度發達的科技能力和物質工具，徹頭徹尾地開放了人們的生活空間與享受方式。文學的地位由曾經絕對的文化主流淪為當下的多元文化元素之一，文學的閱讀由紙本翻看變為電腦和手機瀏覽，文學的審美功能由里到表、由心到眼，從欣賞吸收變為娛樂消費。此際，全球化語境和普世價值作為一種新論述而甚囂塵上，可對我來說這是虛命題或舊命題，我不是一直生存在所謂的全球化語境和普世價值中嗎。

　　至少從20世紀末開始，世界經濟文化的互相交融認同，已經使中國文學融入了世界文學的進程，從這一意義上說，全球化語境和普世價值飽含了本土文學的語境和價值，古有《詩經》、《紅樓夢》今有北島、莫言，概莫能外。

　　像80年代出道的許多年輕作家詩人一樣，由于投身職場、專注生活等大環境的原因，我于1997年秋離開文學圈、詩歌場，進入斷續的潛在寫作而不發表的時段。直到2007年秋天借助新浪博客回歸文學，又開始較多地寫作和發表，體裁以詩歌為主，兼及散文隨筆、小說、文藝評論。回歸的四年里我出版了詩集《有樣東西飛得最高》，散文隨筆集《美得像假的一樣》，文藝評論集《心臟結構與文學藝術》，此外還寫了一部小說集。我再次被文學界所接納，詩歌和散文作品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評論。

　　不論有無寫作，我對外國文學的閱讀從沒有完全中斷過。近十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仍舊為我所關注，奈保爾、品特、略薩、特朗斯特羅姆的小說詩歌在我看來仍舊偉大，雖然不比上世紀80年代的那些獲獎沒獲獎的大師更偉大，而我對莫言作品的關注和喜愛已持續了三十年。當下，我對外國文學的關注程度，不超過我對本國作家詩人余華、賈平凹、蘇童、張承志、北島、楊煉以及閻連科、麥家包括已故詩人海子作品的關注，后者的單體價值或群體價值，因是對生活樣式的陰柔塑造（如蘇童）和生命無意義的深度揭示（如余華），以及敘事和文體的獨特貢獻（如賈平凹），與當下的世界一流文學有得一比，有的并無實質距離（如楊煉的詩歌文本）。

　　對于近些年泥沙俱下的海量外國文學出版物，我無力遍覽，無興熱讀，隨眼待之而已。經久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外國古代近代和現當代的基本文學經典，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大體都出現過了，我對它們有過邂逅式、抽樣式的閱覽，近20年又能產生多少超越性的新經典？可以肯定的是，經典不是每個年代和時期都能產生的，所謂新經典多是對20世紀及以前的經典作家詩人的挖新和翻新。隨緣吧，遇到入眼的外國文學新書得看一看。遇到奈保爾的自傳性隨筆《看，這個世界》時，那種對生存境遇和事物理解的傲慢與偏見，已經刺激不了我見怪不怪的閱讀神經，卻讓我多了份對成功者的某些智慧的別解。

　　前年我首次遇到貝克特的小說《無法稱呼的人》，覺得它的怪誕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有得一比，前者的開頭一段我讀了七遍：“現在在哪里？現在什么時候，現在是誰？我不問這個。就說我。不想這個。把這叫做問題，假設。迅速前進，把這叫做前進，把這叫做迅速。可能有那么一天，萬事第一步難邁，我只是簡單地留在那里……”如果你真的像我這般數著字數讀下去，把它當成《等待戈多》去琢磨，而不是若即若離去懷疑它對你的壓迫撕裂，那你肯定上當了，最后你連對《等待戈多》結局的那種失望都得不到，不如回到80年代的青澀夢中做文字游戲的惡作劇。貝克特聲稱自己“沒有什么要表達的欲望，沒有表達的緣由，也沒有表達的對象。”所以，他可能會“隨意”說說而已，你不用問他《無法稱呼的人》表達了什么。不信，你把這部小說中的“我”拿掉，看看里面剩下的是不是“他人與地獄”。　

　

　　在網絡現實中，閱讀快捷如光，日讀百卷；在現代時空中，行走快捷若風，日行萬里；如果我形容說自己讀十萬卷書、跑百萬里路，請不用懷疑和否定它的泛指。在我踏至全國各地、世界五洲的時候，反思自身的閱歷便多了一份清醒，我會看到自己把能走的路走完，我永遠不會看到自己把集合人類文明的文學海洋讀完一寸。

　　外國文學是我的思想和精神的一份無期儲蓄，雖然它從不兌現給我一點點的實物之惠，卻讓我在生活、工作和寫作中保有增值的眼光和信心。有生以來，我在涉外企業、新聞媒體、文藝機構中從事三種職業，我個人的生活游歷和自由寫作隱含其中，與職場行為之間涇渭分明、互為砥礪又從不屈服，一切有形無形的空間和范圍都不能把我的文學靈魂局限。我在海內外參加過一些國際性的文學會議，與國外作家詩人之間礙于語言隔閡，主要靠自己被翻譯成英語或其他語言的作品來進行交流，它們出現在國內外報刊、詩歌選集及有關資料中，自然會得到一些外國同行的欣賞和傳播。

　　也許還得說，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同樣是人類文明的精髓。它們所構成的世界文學，給我少兒時的好奇心帶來了精彩刺激，青年時的求知練筆欲帶來了思考折磨，二十五歲以后的寫作帶來了醒悟恒心，三十歲以后的生涯帶來了終身的文化尺度。惟其如此，每當遇到被渲染推廣和看似高大上的仿真文學，包括面對自己的一時感覺良好的次等作品，甚或就是列入所謂文學史的次等貨色，細加打量，我的眼睛都會拒絕它們蒙混過關。做一個書蟲雖是做一個作家詩人的絕對前提，卻不能把書蟲與作家詩人等同起來，還是那句話：眼高未必手高，能讀未必能寫。無數的眼前事實證明，寫作需要天賦、個性、閱歷、訓練、勤奮、格局以及平臺、機遇和傳播等眾多因素，缺一難修成果。

　　歸根到底，我在驅使漢語進行有限的寫作，試探漢語構建的多種可能性，并在潛移默化中吸納外國文學的適宜因子，以漢語文本來表述個性化的本我：生命、自由、藝術與愛。2014年我出版了詩集《單個的水》和系列散文集《我的事》，前者以自然世界、漢語文化和傳統美學的交互生息為基調，后者以現代生活和反思文明的矛盾糾結為基調，力圖書寫出某些中國境遇、中國情懷的當代性和超越性。三十年來，我粗略發表了數以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包括發表過上千首詩，假設其中有百分之一的文字不丟中國文學的臉，沒有完全愧對外國文學給予我的快樂動力，那么我會感到光明正大的欣慰。

　　在從小人書到大書的世界里，假設沒有外國文學，就沒有一個叫沙克的中國詩人作家，盡管他作為一種文本無比渺小，但他身染外國文學幾十年的生活方式，與己與人定有益處。此刻，我的心底涌起了感謝的情愫，感謝一代代文學翻譯家特別是上個世紀的文學翻譯家，我閱覽受益的所有外國文學中，都盈潤著他們本身的偉大天賦、修養和心血。

　　常有把文學當成信仰的說法，文學世界像宇宙時空那樣浩渺不測，那么把《新舊約全書》當做文學時，就看到了文學圣經里的上帝，他黑色披身卻內心金黃，幽居在靈里而光照蒼生，讓我永遠眼高手低，永不服氣而生有活力。

 

（寫于2015年6月）

　　【作者簡介】：沙克，當代詩人，一級作家，文藝批評家。60 后，生于皖南，祖籍江蘇漣水，居住南京。著有詩集《向里面飛》、散文集《我的事》、小說集《金子》、文學藝術評論集《文藝批評話語錄》等20多部作品。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