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號·詩歌船”驚現黃浦江
 
 
2014年8月18日晚6:18分，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詩人臧棣從外灘藝術計劃出品人劉穎彤手中接過一面紅色的“臧棣號•詩歌船”旗幟，插在停靠在金陵路輪渡碼頭的一艘輪渡的船頭，隨著一聲汽笛鳴響，這艘被命名為“臧棣號”的詩歌船開始了它的首航。世界各大媒體駐滬機構和上海的媒體記者們一起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幕。著名詩人陳東東、徐慢、海岸、陳陌、茱萸等，“先知鴨”作者、著名藝術家韓北石，比利時原創音樂組合SweeT，上海資深原創音樂人白羽等眾多文藝界名人參加了活動。

據悉，“詩歌船”項目是“外灘藝術計劃”的子項目，是由貝思諾在去年成功舉辦“2013外灘藝術計劃”基礎上，隆重推出的重要文化項目。”上海貝思諾總經理、外灘藝術計劃出品人劉穎彤表示：“詩歌船”是近百年新詩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上海開埠以來的第一次，目的就是意欲將詩歌純凈的能量重新注入疲憊的日常，實現詩歌行為對公共生活的深度介入，讓公眾在外灘這個典型且有著象征意義的當代場景里遭遇當代詩歌，與之對視、對話，交流乃至交融。

據悉，“詩歌船”項目的內容是將上海外灘金陵路碼頭的一首輪渡命名為“詩歌船”，并將碼頭、船體內的寫真燈箱作為“當代詩”的發表載體，陸續發表國內外極具影響力和文本創造力的當代詩力作。“詩歌船”首次面世即“臧棣號”，推出了當代詩源頭性的人物、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詩人和批評家臧棣。“詩歌船•臧棣號”首航的舉辦地點設置在見證了外灘、上海和中國近現代史滄桑的金陵碼頭及輪渡。主辦方表示，將一如既往地承續“外灘藝術計劃”的“渡·愛”精神內涵，并借助外灘輪渡的特有性質，探究“從物質的此岸到精神的彼岸”、“從生活的此岸到詩意的彼岸”、“從陌生的此岸到愛的彼岸”等詩意內涵。

針對這一歷史性事件，堅持絕對邊緣化寫作的上海詩人徐慢表示：這樣的活動是一種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文學和文化形式，此前，只有譬如美國的好萊塢才具備這樣的文學向文化轉化的能量。上海能夠辦成這樣的事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徐慢認為：“像中國當代的圖像、美術等藝術行為通過各種雙年展和美術館，甚至蔡國強等藝術家最近在外灘創作的《白日煙火》作品，正在實現著對公眾文化的介入，而目前就世界范圍來看，還沒有詩歌這種純粹的依靠文字的力量來對公眾文化的深度介入行為。”徐慢覺得這是一次偉大的歷史事件。

該項目的總策劃、著名詩人、批評家丁成表示：“詩歌船”項目將會通過每周推出一個在中國當下語境里產生的卓越詩人和文本，努力在文學本身意義上，甚至文化上為當代詩在新世紀以來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進行檢閱和巡禮，努力將當代詩拉回到漢語本身的進展之中。活動以“介入公眾生活的方式”，與公眾充分互動，讓公眾感受、體驗到當代詩的社會意義和人文關懷。丁成說：“詩歌船”項目將秉承“外灘藝術計劃”的宗旨，繼續作為鏈接小眾精英藝術與大眾之間的精神橋梁，通過外灘和黃浦江這個世界性和國際性的平臺，獲得更多的關注，促進詩人和公眾的互動和理解，推進當代詩創作向時代生活的縱深掘進。它將為當代詩構筑一個積極健康、視野開闊的國際性新平臺，促成良好的傳播和互動，為現時代的公眾生活提供精神維生素。

 
附件1：

詩歌船：從必要的開端到奇異的航行（臧棣/文）
—— 臧棣在“臧棣號•詩歌船”上的演講

 
今天發生在這里的一切，對中國當代詩而言，無不彰顯出一種存在的奇異。對我本人而言，盡管已到知天命的年齡，并且也自忖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文學場合，但面對詩歌船這樣新異的構想和實施，以及受邀成為它的首航詩人，我既感到幸運，也多少感到有點癲狂，甚至是驚異。這種癲狂源于一種詩的自省；比如，這樣的公共活動，它的意義何在？同時，它也源自一種詩人的自我審視；作為一個當代詩人，這些天來，我不斷在私底下掂量，我是否有足夠的資格參與這充滿冒險的事業？但是最終，不論如何惶恐，我畢竟來到了今日的現場，并和諸位一起，親歷并見證著這艘“詩歌船”啟程的歷史性時刻。某種程度上，從內心深處，我非常感念丁成和他的朋友們對我的信任。我甚至不憚于過度揣測，這份信任實際上不僅僅是對我個人的，也指向對當代漢語詩歌的自信。

“詩歌船”啟航帶給我“奇異”感受，還來自詩與航行的豐富關聯。航行的隱喻，在人類的生活中，既古老又神秘。可以說，從一開始，它就代表了人的生存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求，以及最獨特的審美洞察。甚至可以說，人類的生活中，每一次航行，都是詩的航行。每一次航行，都和我們生命中最深邃的好奇和勇氣聯系在一起。從小小的碼頭出發，面對茫茫水域，這種行動本身，不僅融匯了人的探索和人的追尋；也在克爾凱郭爾意義上的“恐懼和顫栗”中，重塑了我們的生命記憶。我這樣想，某種意義上，“詩歌船”的啟航，以及在可見的未來，它的不斷的重新出發，多多少少是人類的航行史上一種新的變奏，一種新的縮影。

對詩歌而言，航行包含了一種最根本的戲劇隱喻：從此地發出，從此岸出發，永不滿足于既有的領地，而我們所抵達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是一種“彼岸”。沒有出發，沒有航行，我們就無法涉足對彼岸的體驗。對某些人來說，彼岸，也許是一種想象。一種虛構。多多少少有點不切實際。但正如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申明的，詩不就是人類所能面對的“最高的虛構”嗎？或者也可以低調一點。在我看來，彼岸，其實也意味著一種眼界，一種迂回的樂趣。此時此刻，環顧今日的生存狀態，我們或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次航行。哪怕它僅僅是最短暫的航行，它也會在我們的生存中制造出一種剝離，并通過這剝離，制作一次出發——離開喧囂而匆忙的此岸，悠然漂游在溫柔的波浪之上。盡可能坦然地面對一種境遇的純粹：讓距離生成的美感，重新復活在我們的記憶深處。

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意識到，就目前詩與時代，詩人與公眾的關系而言，就目前的詩歌生態而言，針對“詩歌船”的首航，針對這一詩歌事件而言，使用“奇異”一詞，也許會有很大的爭議，甚至是蜚語紛紛。在我們這個時代，歷史的貧困和物質的專橫，造就了一種普遍的麻木。人的生活，人的形象，人的自我探尋，人的生命渴求，都深陷在這麻木之中，并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偏見：從漠視詩歌，陌生詩歌，發展到冷嘲詩歌，甚至是敵意詩歌。在我們的日常景觀中，時不時嘲弄一下詩歌，已成為一種小小的文化樂趣。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詩成了時代的墮落的替罪羊。公眾和詩歌這種緊張的對峙，在我看來，很多時候是由于我們自身的愚蠢造成的。這種緊張的對峙，也讓詩的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一，在公眾的文化潛意識中，詩是變成了人生的對立面。通過多年妖魔化，詩，仿佛變成生活的一種例外。種種關于詩歌的閑話層出不窮，從詩歌無用到詩歌已死。更頻繁的牢騷則充斥于諸如此類的怨恨：詩離今日的日常生活太遠——它的最經典的前臺詞是，那是瘋子才干的事。二，由于歷史和風俗的合力打造，作為一種文化景觀，詩的世俗空間日益縮小，以至于它越來越像是人的生存中一種秘密的源泉。由于詩的存在，詩的介入——這種介入從兩個方面展開，既對人的現實處境進行審視，又對人的生命意識進行不斷的提示，詩，在我們今天的生存處境中，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生命機遇：亦即通過強化詩和自我之間的關聯，詩促進了內在的覺悟。通過詩的秘密，通過秘密的詩的生活，通過個人和詩的語言之間的隱秘的交流，詩在我們面前開啟一種生命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上述兩種情形，都讓今天的“詩歌船”這一事件，顯得十分奇異。首先針對公眾的詩歌偏見，“詩歌船”的啟航，既是一次果敢的宣示，又是一種果決的提醒。在我們的日常言談里，人生是船，地球也是船，每個人的生命也曾被隱喻為船，祖國也常常是船。所以，在我看來，“詩歌船”的命名本身，在我們遭遇的普遍的麻木和遺忘面前，突出并復活了一種生命本身固有的浪漫追尋。它意味著，詩人想通過一種詩的行動，通過焊接詩與公共空間的新的關聯，宣示詩在物質的冷漠中所獨有的生命主權。詩歌船的啟航，通過在公共空間里銼開一道風景，提醒我們每個人，無論面對怎么的生存困頓，都不該遺忘屬于生命本身的秘密的詩的追尋。

其次，“詩歌船”啟航的地點——上海的外灘，在我看來，也富有“奇異”的色彩。位居太平洋西岸的上海，它的城市文化，在今日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可以說是最具活力的。上海所顯露的都市文明，上海所流露的物質主義氣象，上海的神話，每每令人愛恨交加。某種意義上，在公眾的感覺里，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也歷史上融合中西文明最迅速的地方。相對而言，詩歌則顯得邊緣，與時代關系越來越曖昧。詩歌高傲地沉溺于它自身偉大的秘密之中。按世俗的理解，上海和詩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明顯的矛盾，一種詭異的不協調。兩者之間，簡直就是中心和邊緣之間的生動寫照。而此次“詩歌船”的啟航，全然無視這種意味深長的差異，它似乎就是要在這樣一種看似詭異的矛盾中，將上海的中心位置與決然從詩的角度開辟出一條詩的航線，詩的道路。

最后，就詩在這個時代的秘密處境而言，“詩歌船”的啟航，也顯示了一種詩的勇敢。這種勇敢，按我的理解，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它試圖在今日普遍的文明的麻木中，將詩的秘密，詩的高貴，詩的自尊，詩的驕傲，詩的道德，詩的固執，詩的瘋狂，重現在公眾的目光之下，并接受來自公眾的評判和議論。二，它充分預計到這是一次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文明的嘗試。我和我的詩人同行并不幻想，通過幾次詩的行動，詩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就能得到徹底的緩解。所以，很顯然，“詩歌船”作為一個當代的文學事件，它的核心并不是次數多少的問題。它的成就并不取決于它是否能以少勝多，也不取決于它能否以自身微弱的詩歌之光，照徹物質的黑暗和麻木。我確實這么想過，“詩歌船”的啟航，無非是通過展示并公開詩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秘密，提供了一種文明的機遇：即，每個人通過觀看詩的行動，有可能重新接觸到詩與自我的根本關聯——正如法國詩人蘭波確信過的，詩促進了一種絕對的覺醒，它從根本上刷新了生命的自我改造。只有詩，在我們的生命想象中如此固執地描繪“人的靈魂”，并如此明確地將這一固執的追尋，稱之為“我是另一個他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詩歌船”也是我們全體的那個“他者”。或許不僅如此，“詩歌船”還是這個時代的那個“他者”。

2014年8月18日

 
創造歷史
——劉穎彤在“臧棣號•詩歌船”首航儀式上的講話

外灘藝術計劃出品人  劉穎彤

各位來賓、朋友們：
今天有幸能夠和大家相聚外灘，共同見證“2014外灘藝術計劃”之“臧棣號•詩歌船”的首航儀式。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時刻。無論對海內外的媒體界朋友來說，還是對社會公眾來說，這個時刻都顯得非常重要。因為此次活動無論在近一百年的新詩史上，還是在一百七十多年的外灘史上，我們都毋庸置疑地創造了多個第一：1、開創了當代詩與戶外媒體、社會公眾、自媒體的跨界互動的先河；2、開創了小眾精英文化、當代詩與公眾深度接觸的先河；3、開創了以“詩歌船”來命名一條輪渡，并把這條輪渡以詩人個人來命名的先河。

我身后這艘“臧棣號•詩歌船”的主人臧棣先生是中國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的教授，更是當代詩的源頭性人物，是成績斐然的詩人和批評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關注漢語的可能性，主張從實踐的角度，激活個人寫作與傳統的關聯，也注重加強詩的見識和日常生活體驗的關系。面對日益兇猛的全球化趨勢，及其對差異的放逐，臧棣強調“詩是一種慢”。面對現代以來對詩意存在的理性規訓，臧棣更是明確地聲言“詩歌就是不祛魅”。此外，針對人們對當代詩的誤解，臧棣在他長達九萬字的訪談《北島，不是我批評你》時指出：從漢詩的漫長傳統看，“朦朧詩”其實是新詩的一個誤會，自1990年代以來，當代詩已徹底更新了新詩的歷史成就。

各位來賓，朋友們，今年正好也是貝思諾的十周年，我們用十年時間鑄就了“中國最大水上媒體運營商”這個金字招牌，作為這樣一家企業的掌舵人，作為黃浦江十七條黃金航線的運營者和服務者，貝思諾有責任，有義務來為社會公眾、為最純粹的當代詩，做一些事情，也有責任有義務幫助當代詩，歷史性的掀起一場對公眾的“介入”運動。因此，“臧棣號•詩歌船”既可以說是2014外灘藝術計劃的子項目，也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開篇。這是一個超越物質、超越世俗、超越現實、超越日常的偉大開篇。這個新的開篇里包含了太多的東西。簡單來說有如下兩點：

1、靈魂的喚醒。“詩歌船”項目，體現了深刻地靈魂關懷。臧棣先生敏銳洞悉的“詩是一種慢”，在某種意義上，切中了我們這個“快”時代的脈搏，每一個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快”中，不自覺地深陷于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質崇拜的浮躁泥沼，難以自拔，當我們有朝一日在這種“快”中暮然回首，才發現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陌生了，越來越遠了。“臧棣號•詩歌船”就是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通過貝思諾人和詩人、媒體、公眾一起參與，群策群力，通過當代詩對公眾的“介入”來努力做到一種對自我靈魂的喚醒。

2、人性的回歸。無論是從繁華回歸到質樸，從物質回歸到精神，從復雜回歸到簡單，從表象回歸到內心……，都是當代人，迫切需要的一種狀態，我們就是要通過這種極度純粹的當代詩來，給這個社會，來給公眾，甚至給我們自己來一個深切地提示。

當然，作為一家扎根上海的國內水上傳媒領軍企業，探索中國的傳媒業如何通過資源整合而突破自身的局限，如何打破品牌和文化之間的隔膜，也一直是我們孜孜不倦地研究課題。通過“臧棣號•詩歌船”的成功起航，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私人訂制和個性化的診斷包裝，必定能夠實現品牌的騰飛。毫無疑問，外灘，是中國品牌走向世界的窗口，也是國外品牌登陸中國的橋頭堡。外灘藝術計劃的核心主旨是“渡•愛”，因為貝思諾人相信，渡愛，是品牌從優秀到卓越的一次創造性的實踐。在籌備“臧棣號•詩歌船”的過程中，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深深地銘記著，我們作為企業人的行業使命必須要和社會使命達成一致或者平衡。因此，我們一直試圖在物質收獲和精神收獲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可以說既是外灘開埠170多年來，現實性和詩性的平衡點，商業性和社會性的平衡點，藝術性和日常性的平衡點，更是我們每一個人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點。
 
各位來賓，朋友們，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會的焦點和標志，外灘需要文化，需要詩歌，正如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擁有靈魂一樣，貝思諾，愿意為外灘的文化建設貢獻自己的心力，愿大家都能在外灘感受到當代詩的純粹和美好！

謝謝臧棣先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