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萊蒙托夫
前些天讀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感觸頗多。已過耄耋之年的賀先生告別了其奮斗大半輩子的宦海生涯，辭官歸鄉。雖然鄉音依舊，然鬢發早已斑斑。拄著拐杖，走到村口，家鄉的兒童看見了，笑著問他：您這位遠客是從哪來的啊？對于這么一個場景，詩人敘述得很自然，很風趣，然而賓客倒置的尷尬，已經透出了他內心的悵然。那時的賀知章，儼然成了故土的異鄉人，站在生于斯，也將死于斯的土地上，本屬于他的那個位置已經被歲月模糊。回鄉的渴望滿足了，然而個體身份的被質疑，以及對故土的陌生感卻帶來了新的惆悵。原來所謂的鄉愁，并非回到家鄉就可以解除的。
韋莊說過，“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然而在人到七十古來稀的唐代，八十六歲的賀知章算是足夠老了吧，但是還鄉后的他面對人事消磨，也只能嘆一聲“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既然鄉愁總是令人銷魂的且是這般的難以消除，為何還有那么多人選擇離開家鄉，去經受那份心靈的煎熬？或許是因為戰亂、或許是因為天災，但更多的應該是為了自己心中那份的美好憧憬吧！家鄉固然美好，然而故土的山水人家沒法給自己提供一個實現人生價值的平臺，正如劉歡唱的“我的心充滿惆悵，不為那彎彎的月亮，只為那今天的村莊，還唱著古老的歌謠”。于是，只好收拾行囊，在一個曦光微露的早晨，或是一個晚霞斑駁的黃昏，“仗劍去國，離親遠游”。這是很實在的做法，畢竟“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梁漱溟《人生的三路向》）。既然如此，對故鄉的思念就變得像是對著青梅竹馬的情人說，你真的很好，雖然我們分手了，但我還是會想你的。所謂的念念不忘未免顯得有些矯情。
然而必需承認，思鄉確實是件很詩意的事情。月夜里，一舉頭，一俯首，生活陡然多出幾分詩情。現實的種種憂戚遁形了，只留下一份純潔的懷念，不關乎得失利害，只關乎村口的那棵老榕樹，還有長滿青苔的那口古井……復雜的生活著實需要這樣的一份情愫來熏陶、來凈化。但對于古人來說，由于交通的不便，人口流動周期大等原因，思念往往更為真切，更為綿遠。因為他們思念的對象不僅僅是“家鄉”那么一個概念性的抽象體，更多時候是具體到妻兒父老。而對于現代人，思念往往被一次通話、或是一次車程替代，比起托鴻雁傳書，靠車馬往來的古代人，我們的思念總是來得快、也結束得快。在現代生活中，人們已經不需要拿起筆來寫長長的信，然后花上幾天、或是幾個月、甚至幾年去等一封遠方的回信。
這樣看來，現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好像靠著現代技術解除了鄉愁對身心的煎熬，免除了一種纏綿的心里負擔。其實不然，且更為嚴重的是“現代人的精神故鄉已經被連根拔起，如何回去是一個長久的難題，在自己的出生地，卻注定要成為一個異鄉人”（ 陳培浩《詩銓<哥哥改詩>》）。如今，對于很多城里的寄居者，他們既不了解自己的家鄉，也沒有所在地的戶口。當被問及籍貫何處時，他們只能遙遙地指著那個只去過幾次，甚至未曾蒙面的地方說，那就是我的故鄉。這又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情！韓東詩歌《山民》中，那個曾經不懈地追問“山的那邊的是什么”的“我”，那個曾經淡淡地埋怨過祖先的“我”，那個曾有過無限遺憾的“我”，其子孫想必早已見到了大海，然而更可悲的是，回家的路也在漸漸模糊了，這該是“我”更大的遺憾。寫到此，不禁想起張承志筆下的《漢家寨》，在那個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村莊中，在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環境里，村民默然的堅守雖然顯得有些固步自封，但是他們對精神家園的保護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這是急躁的現代人難以企及的。
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故鄉的概念也在不斷地被淡化。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更多時候是被當做一種文藝，用于現代人的精神消遣。那份寬廣深沉的感傷已經被簡化得幾乎就剩那些橫豎撇捺點了。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必過于悲觀，鄉土意識對于每一個完整的心靈來說是一定不會被根除的，如今每年各地舉行的氏族“懇親大會”、還有各地對祖祠的翻新、對族譜輩序的修訂，這不正是現代人尋根的表現形式么？！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的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后一站”（楊明《我以為有愛》）。確實，前不久聽母親說，廣州有個村落就是我們家鄉人到那去創建的，他們的父輩講的依舊是跟我們一模一樣的揭陽話，但他們已經是名正言順的廣州人了。母親說著，語氣中透出幾分自豪，我想要是我們的祖先知道了，也會感到分外欣慰。因為他們的子孫已經把他們的文化帶到了另一個角落，并且在那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就像當年風塵仆仆的他們在腳下這塊肥美的土地上駐足一樣。
不必太計較，“世上本無家，渴望與渴望相遇，便有了家”（周國平《堅守精神的家園》）。古人尚且志在四方，到處為家，我們又何必那么認真何為故土，何為異鄉？康德終生未離故鄉一步，守著“心中的道德律”，成就“頭上的星空”。李白一生漂泊在外，鑄就了盛唐詩界之巔峰。所謂處處無家處處家，簡單隨便地圈定一個范圍，然后給它命名為“故鄉”，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因為在文明的進程中，我們每個人扮演的，都是故土的異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