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址

 

郭松

 

十多年前，到上海看望大姨姐?、大姨夫，在游覽陸家嘴、外灘?、蘇州河后，慢悠悠地走進多倫路文化街。

這條街是條休閑街，鄰近魯迅公園，長約五百多米，從“L”型的尾巴步入，先看到的是多倫現代美術館，往前有一座基督教教堂鴻德堂，再往前有一座洋房，曾是日本海軍武官住所。

這條街上還有些小資的咖啡館和小型的收藏館，比如筷子博物館、南京鐘博物館、文風奇石藏館、藏書票館、集報館、古陶瓷收藏館等。街短而窄，路曲且幽，路面由石塊鋪成，路兩邊各式洋樓皆為雅商，字畫、古董、木器具等，一路過去甚是風雅。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多倫路屬租界當局管轄，從建成到抗戰，竇樂安、魯迅、茅盾、郭沫若、葉圣陶、柔石、馮雪峰、趙世炎、張之江、史良、陶晶孫、鹿地亙、陳愛蓮、陳儀、王造時及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等曾在這條街上居住。

1943年7月30日，8月1日汪偽政權收回法租界和公共租界，10月1日以察哈爾省多倫縣更名為多倫路。抗戰期間，多倫路上大多為日本僑民或侵華日軍居住，成為日本侵華海軍保甲制度區。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多倫路有太陽社、基督教會、上海藝術劇社、中華藝術大學、左翼作家聯盟、新中國劇社等團體組織。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址在多倫路201弄2號，兩幢西式三層清水墻磚木結構花園別墅，具有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1927年，大批先進知識分子聚集上海，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傳播。左翼文藝界人士和文化機構在四川北路一帶空前活躍，?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聯盟在竇樂安路233號（今多倫路201弄2號）中華藝術大學底樓一間大教室成立。

魯迅發表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他強調，左翼作家必須“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否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他提出“左聯”應注意幾點:第一、“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第二、“戰線應該擴大”；第三、“應當造出大群新戰士”，增添新的血液和活力;第四、“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的為必要條件的”。

50余名到會作家聯名簽署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宣言》，通過了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要點，選舉產生了左聯領導機構。魯迅、柔石、殷夫、馮鏗、洪靈菲、夏衍、馮乃超、錢杏村、鄭伯奇、馮雪峰、陽翰笙、田漢、潘漢年等到會。選舉沈端先、馮乃超、錢杏村、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常務委員，周全平、蔣光慈2人為候補委員。

左聯是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團體，隨著左翼文化的蓬勃發展，國民黨當局采取殘酷壓迫政策，嚴厲查禁文藝刊物，通令取締左聯組織，秘密捕殺左翼文化人。以1931年的“左聯五烈士”事件為標志，左翼文化運動進入艱難時期，但左翼文化人士從血泊中站起來，頑強抗爭，調整策略，在黑暗的歲月里，用生命寫下光明的篇章。

左聯從1930年春成立到1936年初解散，雖然只有不到六年時間，只有480多個會員、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創造了光輝業績。左聯團結魯迅、茅盾等進步作家，形成有組織的文藝戰線，使左翼文學成為當時文壇主流。機關刊物《萌芽》《北斗》《前哨》等成為重要陣地，經典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在此期間誕生。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進步作家放下筆桿拿起投槍，以文字為武器，在文化戰線上開辟了第二條革命道路。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政府推行文化專制政策，查禁進步書刊，逮捕進步作家。1929至1930 年間，全國被查封書店達 500 余家，《萌芽》《拓荒者》等進步刊物被迫停刊。面對這種文化窒息，魯迅在《而已集》中寫道：“現在的屠殺者，將來要成為被屠殺者。”左聯的成立是這種覺醒的爆發。綱領明確提出：“站在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戰線上，攻破一切反動的保守的要素，發展被壓迫的進步的要素。”

左聯成立后，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的主陣地。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瞿秋白譯介列寧文藝理論，魯迅編譯《現代文藝叢書》；批判“新月派”“第三種人”，揭露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的專制本質。發起“文藝大眾化”討論，提倡用方言、民謠創作，創辦《大眾文藝》等刊物；中國詩歌會提出“詩與詩人大眾化”。茅盾《子夜》，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蔣光慈《咆哮了的土地》，描寫農民武裝斗爭，柔石《為奴隸的母親》，控訴封建壓迫的罪惡。

左聯的存在引起國民黨當局恐慌，他們采取“文化圍剿”政策，1931 年1月17日，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聯作家被捕，2月7日被秘密處決。魯迅悲憤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揭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血沃中成長”。禁止書店代售左聯刊物，查封印刷進步書籍的印刷廠，國民黨文人發起“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左聯以《“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檄文予以痛擊，揭露其法西斯本質。

后左聯解散，以響應抗日統一戰線，但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推動文學大眾化提出“大眾語運動”，主張文學要“從大眾中來，到大眾中去”，為后來延安文藝座談會奠定基礎。左聯成員有30 余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揚、夏衍等成為新中國文藝界領導人。通過《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創作、《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演出，激發民眾抗日熱情，左聯作家用生命詮釋了“筆桿子也是槍桿子”。

左翼文學的發生和左聯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從某種更深層的意義而言，是“士志于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士大夫憂國憂民思想的繼承、延續和新的演化。1917年，李大釗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中提出“革命文學之鼓吹”的新主張。1921年，鄭振鐸發表《血和淚的文學》，提出“現在需要血的文學和淚的文學，似乎要比‘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作品，誠然有時能以天然美來安慰我們被擾的靈魂與苦悶的心神，然而在到處是榛棘，是悲慘，是槍聲炮影的世界上，我們的被擾亂的靈魂與苦悶的心神，恐總非他們所能安慰得了的吧。”

1923年，茅盾發表《“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批評中國知識階級中了名士思想的毒，主張“附著于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為目的”的現代“活文學”，大聲呼喚“我希望從此以后是國內文壇的大轉變時期”。1926年，郭沫若在《文藝家的覺悟》中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地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除此以外的文藝都已經是過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義，主張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浪漫主義，都已經過去了。”

左聯的成立使革命文學從狹隘走向寬廣，在承繼和斷裂中使五四文學從平民文學發展為具有新型性質的左翼文學。哪怕這種文學革命性大于藝術性，只要有益于時代、民族、國家和大眾。對于左聯和左翼文學，我們衡量和評價的尺度，不僅僅是文學、藝術和審美的尺度，更應該是 “以身殉道”、燃燒整個靈魂至身體和生命尺度、精神尺度和“大善大美”的哲學倫理尺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左聯及其左翼文學是內容、精神遠遠高于審美、藝術的，是突破了文學疆域的文學，是魯迅所言“文學是戰斗的”藝術。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