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蘇東坡可謂惺惺相惜

 

郭松

 

在北宋歷史上，王安石與蘇東坡，可謂惺惺相惜，是政治上的對手，更是才華上的知己。

    王安石在宋神宗時推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強國家財政和軍事，蘇東坡作為保守派反對王安石變法，認為變法過于激進，會損害百姓的利益。兩人盡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才華極為贊賞，稱他是“古今所無”的人物。

在“烏臺詩案”中，蘇東坡面臨生命危險，王安石上書力保蘇東坡。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貶謫黃州后，專程拜訪隱居江寧的王安石。兩人摒棄前嫌，王安石贊蘇東坡“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蘇東坡回應“從公已覺十年遲”。

蘇東坡，是貶謫黃州后才誕生的，之前他叫蘇軾，字子瞻，在黃州東方坡地開荒耕種，自號“東坡居士”；更重要是，他在黃州寫出了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迫于政治壓力把蘇軾貶到黃州的宋神宗，也曾廢寢忘食地讀過蘇東坡的“黃州詩文”，身邊人把蘇東坡比成李白，宋神宗卻說：李白有東坡之“才”，卻無東坡之“識”。貶謫黃州前幾年，蘇軾在杭州任通判，寫有《飲湖上初晴后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此詩當然漂亮，然而，覺得有點濃麗，還有那么一點輕佻。等到“黃州四年”蘇軾成為蘇東坡后，與其弟游覽廬山，同樣是寫風景，《題西林壁》的風概卻不同：“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歲時，在《登飛來峰》中也有異曲同工的詩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隱居鐘山。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也承認其“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南宋大儒陸九淵曾贊王安石“潔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論家梁啟超，更是在《王安石傳》中，把他推崇為“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兩人江寧相會，王安石穿一身與農民沒啥區別的衣服，騎著一頭毛驢到江邊迎接蘇東坡。來不及冠帶的蘇東坡慌忙出船長揖而禮：“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王安石拱手而笑：“禮豈是為我輩設？！”原來的對手旋即超越政治藩籬，還原成瀟灑飄逸、風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十六歲時隨父進京述職認識曾鞏，曾鞏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薦給歐陽修，歐陽修的高度評價：“翰林歲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王安石十八歲時父病逝于江寧通判任上，王安石在為父守孝期間，決定放棄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以“天下為己任”。

王安石二十二歲時，以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進士，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閱時，是已經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韓絳第三、楊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賦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許觸碰到了宋仁宗忌諱“朋黨”的神經，宋仁宗采用“后來居上”的手法，把王安石與楊寘互換，楊寘成了狀元，王安石屈居第四。

王安石的第一個職務是“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公事”，他一邊積累基層經驗，一邊撰寫《淮南雜記》。第二年，范仲淹和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歷新政”，然而，僅僅一年多便宣告流產，韓琦也被貶到揚州，成為王安石的頂頭上司。王安石仍然“每讀書達旦”，時常打個盹就上班去了，有時連臉都不洗，加之不愛修邊幅。韓琦以為王安石沉迷歌樓酒肆夜生活，提醒他得努力讀書，年少不能自暴自棄。

面對上司的誤解，王安石居然不置一辯，依潛心撰寫自己的《淮南雜記》。按照當時不成文的規定，只要進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滿一任后，可以回朝廷擔任館閣之職，常在皇帝身邊出頭露臉，提拔機會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對從政道路有自己的設想：先當幾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學”；揚州三年任滿之后，他選擇任鄞縣知縣。

王安石在鄞縣的政績《宋史》有記載：“起坡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便是后來“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的雛形：相當于官辦“小額貸款銀行”，在農民青黃不接之際，以農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貸谷與民”，待豐收之后再還本付息。

與王安石參加科考的年齡一樣，只不過晚了十六年，蘇軾從四川眉山到汴京，以第二名高中進士，風頭比王安石更勁。蘇軾本來也應是狀元。蘇軾的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歐陽修以為是學生曾鞏所作，便把蘇軾排為第二。蘇軾的第一個職務是陜西鳳翔簽判，他從小就有政治激情，從他在鳳翔所作《喜雨亭記》看，有一種心系百姓的情懷。

與王安石不同的是，蘇軾在鳳翔任滿后，回到了朝廷。此時王安石在揚州的上司韓琦已是當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蘇軾文筆漂亮，想破格提拔他為翰林學士，韓琦認為應該一步一步歷練，官場應該講究秩序和規矩。

經過基層歷練和積累后，王安石三十六歲從地方回到朝廷，擔任掌管財政和漕運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提出改革綱領——《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稱“萬言書”。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為切入口的教訓，換成以“經濟改革”為切入口。

宋仁宗在啟用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時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等到王安石提出改革綱領時，與“慶歷新政”失敗已經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邁年高，心灰意冷，當年追隨范仲淹的韓琦和富弼，此時雖然都是宰相，但早已失去改革的銳氣，對王安石的改革綱領采取“留中不發”的冷處理。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繼位。英宗從身體到精神都不夠好。此時正值王安石母親仙逝，他也就辭官回到江寧，一邊為母親守孝，一邊為從各地追隨而來的粉絲講學，為日后的改革培養人才。直到二十歲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

宋神宗還在潁邸時，就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粉絲。當時潁王的老師韓維，每講到潁王拍手稱快處，都會坦率地指出：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王安石的觀點。宋神宗繼位后就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后，又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并以“越次入對”的殊禮，邀請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國是，以“師臣”禮遇入閣拜相。

蘇軾從陜西鳳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蘇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親和妻子靈柩回四川眉山安葬，為其父守孝三年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寧二年，王安石的變法運動正展開。然而，幾乎所有士大夫都反對。反對派給王安石扣了三頂“帽子”：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以“三不足”推行變法。

用蘇東坡的侍妾朝云的話說，“學士滿肚子不合時宜”。王安石于熙寧二年二月推行變法，蘇軾于同年五月就作《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熙寧四年二月，又作《上神宗皇帝書》，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

宋神宗幾為蘇軾的筆頭所動搖，然而王安石仍忍耐蘇軾，支持改革的御史謝景溫曾風聞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專營商品，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對派也在情理中，然而在查無實據之后，王安石卻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屬于離間君臣的“陰招”了，王安石才把他罷出朝廷。

蘇軾是開封府推官，被貶為杭州通判，在行政上是平級的。此后，在王安石執政期間，熙寧七年蘇軾還升任密州知州，熙寧九年又遷徐州知州。從密州所寫《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看，蘇軾仍充滿政治激情。到熙寧九年，王安石前后兩度為相，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的風口浪間，頑強推行改革，直到耗盡心力，才歸隱鐘山。

鐘山白塘屬江寧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亂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幾戶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時就看中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購以作退身之用。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愛子的靈柩，與老妻吳氏一起退隱到鐘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幾間與山野農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簡陋，也就“僅蔽風雨”而已，連一道圍墻都沒有，有人出于安全考慮，勸他筑一道圍墻，王安石沒有采納；他以“唐宋八大家”的情懷，把園林修建得“尋山問水”之美，他擔土為丘，鑿地為池，還種植三百多株能夠迅速成林的楝樹，中間雜以山桃溪杏……多年積水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勢利導引水為渠，使之與江寧河相通。

從白塘到江寧東城，與從白塘到鐘山，都是七里，王安石把園林稱為“半山園”。他辭相退隱時，宋神宗為了使他晚年能過富貴日子，讓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寧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園”安頓下來后，就辭去“使相”之名與江寧知府。

辭別京城時，宋神宗曾送給王安石一匹好馬充當腳力，回江寧后，王安石又買了一頭驢，游山玩水總是騎馬或騎驢，從不坐轎；有人向他建議，年紀大了應該坐轎，他說坐轎子是拿人當牲口，不習慣。元豐初年，他的馬死了，便專門騎驢，還雇了一個老兵給他牽驢。

王安石想走則走，想停則停，或坐臥于松石之上，或到山間農家訪問，或去南邊的定林寺讀書寫作。王安石的口袋里常帶著書，他或在驢背上背誦，或在驢背下瀏覽。他口袋里還裝著十多個燒餅，如果走餓了，便找個地方坐下來，王安石吃燒餅，老兵吃燒餅，驢吃燒餅。

有一回，王安石在鐘山騎著驢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見，正好與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從驢背上下來，與李茂直在路邊坐著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張傘遮陽，夕陽西下時，見有陽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傘就相公”，王安石卻笑著擺手：“不必移傘，他日我若轉世做牛，還需一縷陽光伴我耕田呢。”

在王安石辭相歸隱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二年三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又在《湖州謝上表》中給自己找來麻煩。這次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又習慣性地發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這里的“新進”和“生事”是有背景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曾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蘇東坡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輕變法官員稱為“新進”。

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帽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臺監獄。因漢代御史臺內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百只烏鴉筑巢，后人便把御史臺稱為“烏臺”，蘇軾此案也稱為“烏臺詩案”。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蘇軾，一位是其弟蘇轍，愿把自己的官職獻出來為兄贖罪，另外兩位卻是蘇軾的政敵：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雖然退隱了，但宋神宗給了他特殊奏事權，他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一特權，包括他的兄弟王安禮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說半句。雖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員，但他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蘇軾雖然恃才自傲，但操守嚴明，光明磊落，是個君子。“豈有盛世殺才士乎？”宋神宗按照慣例，把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黃州四年”后，蘇東坡來到江寧。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蘇東坡相聚江寧時，他們都顯出李白在《渡荊門送別》中感受到的那種氣象與境界。王安石和蘇東坡在鐘山游山玩水、談詩論佛近一月，都出入自如，狀態像海德格爾說的“詩意的棲居”。

蘇東坡還在黃州時，王安石就關注其詩文，每有佳作傳來，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蘇東坡游覽鐘山所寫“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詩”稱道。“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正如詩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學上也非常自信，文學史也證明了“唐宋八大家”，詩開江西派先河，他以胸襟贊美蘇東坡的文學才華，稱“更不知幾百年方能出此一個”。

王安石的“半山園”以北不遠處，有一個土骨堆，相傳是東晉謝安的故宅遺址，一直被人稱作“謝公墩”。王安石常在土骨堆上流連忘返，摩挲生滿蒼苔和野草的“謝公墩”。王安石帶蘇東坡游覽“謝公墩”時，會想象七百多年前謝安與王羲之登臨遠眺、極目長江的情景。也可能想起《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詩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離開江寧四個月后，蘇東坡又作《次荊公韻四絕》，其三如下：“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這是蘇東坡歷經仕途坎坷后對王安石所的由衷之言。這次鐘山相會，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四十八歲的蘇東坡，在詩中流露出對六十四歲的王安石這位孤獨和老病前輩的同情與感傷。

正是鐘山相會，蘇東坡才對王安石有了理解，成為王安石的知己。這次鐘山相會后不到兩年，三十六歲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歲太子繼位，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元祐”，起用司馬光為相盡廢王安石新法。當廢到“免役法”時，已回朝廷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表示反對，他對王安石變法有了新的認識，只是司馬光一意孤行，氣得蘇東坡回到家直罵“司馬牛、司馬牛”。

朝廷政局發生戲劇性變化，“元祐黨人”把朝廷上的“元豐黨人”都貶謫下去。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蘇東坡替宋哲宗撰寫《王安石贈太傅》“制詞”，這篇“制詞”，是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載、智冠古今的文章：“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緯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