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史之使部分讀者產生質疑，原因多多。包括“距離過近，判斷容易出現偏頗”；包括中國特色的“人脈關系”、史家的難以平衡而表現出的學術與人情尷尬，等等，其間苦衷不難想見。比如“某史”如若作為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科研選題”，需要出成果，評職稱，獲得科研資金，不就是一個項目嗎？導師帶領幾個研究生、助教，你一章我一節，分頭寫來，導師通稿，之后審核，領導簽字，報銷科研經費，結項，出書，評科研獎，然后就和自己沒有關系了。這還真不是開玩笑，但我們的后人很可能真的把這“當代詩歌史”當成“正史”、定論，“舍此無他”，這玩笑可就開得有點過分了。以上想法，是我數日前在八寶山送別韓作榮先生之后的“憂天”之思。
        處于友情和對于藝術的尊重，我這幾天重新閱讀了韓作榮十幾年來送我的若干詩集、隨筆（評論）、報告文學集。作為一個“雖九死猶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負情懷，他的三十多年發自內心追隨時代的歌唱，使我感慨系之。他的對中西方詩歌藝術的不倦學習、追求、研討，他的少見的藝術成就，更讓我感慨良多，不得不說。我不得不說韓作榮也是被中國當代詩歌史遮蔽了的詩人。這絕非故作驚人之語。《人民文學》——有“中國官方文學第一刊”雜志之稱的主編——都是“被遮蔽”了的，說法有點“駭人聽聞”，但實際情況恰恰如此。
        眾所周知，韓作榮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創作，先后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刊”任職，十幾年前開始任《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副主編、常務副主編、主編職務，是中國詩壇（能夠在這樣的刊物發表作品是前些年一個詩歌寫作者獲得詩界認可的重要標志）舉足輕重的人物，當然這些都是“世俗職務”，他有二十多部作品，包括詩集，隨筆、報告文學。他的與時俱進，砥礪創新也是業界公認的。首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等等獎項，確也說得上實至名歸。但我們卻鮮有看到關于韓作榮詩歌寫作的深入研究文字，當代詩歌史也少有提及，豈非怪事？1985年、1986年繼詩集《裸體》之后，韓作榮的創作理念和作品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取得了他這個年齡段的多數詩人所望塵莫及的成就。尤其是以1991年的《重疊的水》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達到了當時整個詩壇的一流水準。這種“轉型”不僅是經受文革教育、文革時期模式化寫作“窠臼”的“受害者”一般所難以抵達的，其人生經驗積累、意象積累、情感積累更為年青一代詩人所欠缺。韓作榮的文學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種經驗的積累與提煉。韓作榮在1998年4月24日接受車前子采訪時曾坦言，“《重疊的水》這首長詩的，我較滿意。”（見《詩的魅惑》，韓作榮著，華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136頁）。對“經驗”問題的看法，他說道，“里爾克稱詩不徒是情感，而是經驗。對于經驗，也許可理解為經歷和體驗。經歷或可稱之為‘追憶’，因為寫就的事物是已經過去或正在過去的事情，是死去的再生，是借尸還魂。正如赫胥黎所說，大部分詩歌是青年人寫給青年人看的，唯有大詩人才能寫出同時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那種回顧性的情感。而體驗，既是生理的狀態，也是心理的狀態，是生命本真的脈動。”（見韓作榮隨筆集《紙上的風景自序》“說不出來的話”一文，2000年北方文藝出版社9月版）。
        1995年上半年，我從《中國詩壇》雜志首次拜讀韓作榮《重疊的水》這首近400行的長詩，頗受震撼，當時我還沒有能力將它整體把握，無法辨識它在詩人韓作榮詩歌創作的歷程中的重要價值和標示意義。它的回環往復的細密情緒，錯落有致、遠觀近看皆宜的意象造型，彌漫在詩中人物身上的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光斑，巴赫的練習曲一樣的旋律配置，悄悄抵達讀者意識深處的有著光滑質地的語言，一波波對人的情感產生“微創”作用的心靈律動，其整體的“光暈”效果，其對天地人共存的空間世界的通透呈現，使人在感同身受之后對這部作品難免訝異，不覺產生敬佩之情。這樣動情的一次“向愛懺悔”的低吟，它也許是一個詩人一生中最想說出的話，最難說出的話，總也找不到時機與方式說出的話，下意識中總想繞過去的話。這些話好像扎根在童年，在別人那里每每夭折了卻在詩人心里愈加蔥蘢，它和詩人其他的人生經驗沒有關系，它的表達也無法求助于自己已有的言說經驗。我們在這兒無需舉例也無法具體舉例，詩中的每個段落、句子都和其它段落、句子通過血液連在一起，我們割裂出一個句子其它句子會喊疼的。這個時代的難得的一部作品，除了某家地區級高校學報發了一篇專論，它竟然被我們的批評家和詩歌史家輕易地忽略了。
        我還愿意提到韓作榮的長篇報告文學《城市與人》（1996年作家出版社）。新時期以來，出于時代、社會、讀者的需要，報告文學創作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優秀作品大量涌現，但是對此一文體在表現方法上有所創新（或曰“豐富”）的作家卻較鮮見，而韓作榮描繪、反映長沙歷史文化、現實情境的《城市與人》卻高屋建瓴且別具一格，打上了他鮮明的個人印記。作品寫完，長沙市政府、中國作協創研部曾分別舉行了研討會。長沙市政府由于《城市與人》的巨大成就而授予韓作榮“榮譽市民”稱號；作協會上，唐達成先生盛贊其“撫今追昔，思往鑒來，放眼歷史，展望未來，從方方面面考察了城市與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關系，既富有歷史深度，又飽含文化意蘊，可以說是一篇筆力雄健，文情高遠的力作。作者率筆寫來，重理雖繁，而無紛絲之亂，百思豐贍，別具淋漓之姿。統篇涵括甚大，但氣勢流暢，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某些段落，寫得瀟灑舒卷，如讀散文小品，韻味悠然。這在報告文學的體裁中，或可說是別開生面的。”（見《<城市與人>七人談。代序》）。然我們所見的多種“報告文學名作叢書”（或“系列”）竟常常看不到《城市與人》的影子。文學批評家和出版家、文學史家的溝通太艱難了，或者是否可以說很多人忙的不是地方。我認為哪怕只寫了這兩部作品，韓作榮就已經無愧當代重要作家的名號。我們重新評價韓作榮，并不是韓作榮需要的，而是我們需要，詩歌研究的工作需要，相對客觀、公允的文學史詩歌史需要。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冒昧地向詩評家、詩歌史家諫言。是的，撰寫批評文章、撰寫當代文學史是個非常要功力的事情，常常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媒體眾多，作品發表平臺已經遍地都是，評家要靜下心來，做足功課。史家要視野開闊，閱讀量驚人地大，沙里淘金，做到“不使遺漏”近乎不可能。況各家之言見仁見智，讀者眾口難調。但比現在做得更好些完全是可能的，是和批評家、史家的投入成正比的。為“公允”起見，中國詩歌年度選本前幾年就有了韓作榮編選本、王光明編選本、張清華編選本、《詩刊》編選本等。批評家要提高自己的識別力和敏感度，保證自己的書齋工作時間。文學史家對重要作家要有適當的追蹤閱讀，有條件的甚至可考慮建立自己的“追蹤閱讀隊伍”。不要盲從潮流，不要把文學史寫成“流派史”，向《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者學習，以人（作家詩人）劃分章節而非以流派或組織劃分。要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評價標準，兼收并蓄他人觀點，讓我們的當代文學史（詩歌史）更具學術價值，更可信些。

                                                                                         201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