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體論還是人生論出發

——談黑格爾對中國古典哲學的偏見

 

文/董元奔（江蘇省）

 

G.W.F.黑格爾（1770-1831）是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其客觀唯心論和辯證法分別對隨后的世界主流哲學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馬克思主義對現代中國的社會解放、社會建構和社會建設起到了具有決定性的思想指引作用。當然，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跟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現實社會相結合才能起到這種指引作用，可見，中國傳統哲學也是不容忽視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對中國有著重要間接影響的哲學家，黑格爾卻對中國傳統哲學不屑一顧，他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根本就“不屬于哲學史”的范疇。他曾經以自己的“先‘有’后‘無’”觀否定老子以“無”為至上的哲學觀，他還在其著作《哲學史講演錄》中以“哲學皇帝”的口吻嘲笑被中國歷代皇帝膜拜的孔子道：“《論語》講的是一些道德常識，這在哪個民族里都能找得到，而且可能還要好一些。”

 

我不知道黑格爾到底讀了多少中國古代諸子特別是道家和儒家的書，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同時讀了中國的傳統哲學著作，黑格爾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輕視，其實是西方哲學定義權的結果，是東西方傳統哲學的發展是否從本體論出發的反映。同時，即便如此，黑格爾并未發現中國傳統哲學中仍然存在著的本體論甚至如同西方那樣從本體論出發的哲學現象。基于此，本文從兩個方面回答黑格爾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偏見，即：以本體論為本是西方哲學的傳統方法；從人生論出發是中國哲學的傳統方法。

 

一、以本體論為本是西方哲學的傳統方法

 

中國古代并沒有“哲學”這個名詞，當然也就沒有人來確定哲學的研究范圍，這些權利被古希臘人所擁有了。在古希臘語中，“哲學”的本義是追求智慧，哲學研究的就是與智慧有關的學問。古希臘人把哲學的內容劃分為三大部分（六個板塊）：一是本體論，研究存在的本質問題即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研究宇宙即宇宙是如何生成和演化的；二是知識論，研究獲取知識的手段，研究知識的具體類型即獲取哪些知識；三是人生論，研究人的本質問題特別是人的心理結構，研究歷史問題即人類社會是如何發展變化的。

 

西方的這三大哲學內容明顯存在著兩個層級，本體論為本，知識論和人生論為用，本體論決定知識論和人生論。最遲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的哲學活動就遵循著哲學的這種本用關系。一個人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本體論，然后在本體論指導下，他才能通過恰當的手段獲取知識，通過恰當的手段營造人生和改造社會。而如果反過來，先建立知識論和人生論，然后再建立本體論，這在西方人看來，無異于緣木求魚。

 

我們不妨以黑格爾之前和之后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兩個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馬克思為例來看看西方哲學家以本體論為本的現象。

 

亞里士多德師從柏拉圖，他從對柏拉圖客觀唯心主義本體論的批判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本體論。亞里士多德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質料”是組成物質的材料，形式賦予物質以各具特點的圖案和形狀；理念絕不能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理念是物質派生出來的。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質料”其意思大約相當于分子、原子，總之，物質決定意識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本體觀。

 

從物質決定意識的本體論出發，亞里士多德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識論和人生論。知識論方面，在研究“質料”的過程中他創立了古典物理學，在研究形式的過程中他創立了古典幾何學，在研究意識是怎樣被物質反映的過程中他創立了現實生活對文學的“摹仿說”即悲劇是“對行動的摹仿”，等等。此外，亞里士多德在研究物質和意識復雜關系的過程中還發現了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思維規律從而創立了邏輯學，他在研究物質決定意識的過程中還發現了意識的反作用從而發現了樸素辯證法。人生論方面，亞里士多德從物質決定意識的本體論出發，否定了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政治學說，他認為奴隸制城邦文明不是“理念”的產物，它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即要保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權，因此他提倡在保證上層民主和全民平等的前提下改良君主制。

 

馬克思在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定律和進化論等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基礎上，批判的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即辯證唯物主義。其本體論鮮明指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絕對的而靜止是相對的，時間和空間與運動著的物質是不可分離的；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具有能動作用，因而物質世界是可知的；物質和意識、運動和靜止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

 

從辯證唯物主義本體論出發，在人生論上，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科學規律——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即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經濟基礎狀況決定上層建筑的形態；社會存在是運動和發展著的，其發展的動力是矛盾，矛盾存在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其之間的關系都是辯證的；人類社會運動發展的方向是共產主義，人的全面發展是共產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當然，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作用，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是辯證的；等等。

 

黑格爾本人也是從本體論出發從事他的全部哲學活動的。黑格爾以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本體論為指導，結合當時法國大革命的實踐和德國民主革命思想萌芽的現實，創立了他的具有辯證思想的客觀唯心主義本體論。黑格爾認為，精神是絕對的，“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所謂客觀世界只是“絕對精神”的影子而已；客觀世界是發展變化著的，但是這種變化是“絕對精神”變化的反映；“絕對精神”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它所反映的客觀世界的反作用，因此二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系。

 

從這樣的本體論出發，黑格爾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論，他認為：“國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就是說，國家是每一個自由人的“絕對精神”的客觀反映，國家的全部制度和功能都體現了“絕對精神”的要求。同時，由于每個人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國家也會因應人的“絕對精神”的差異性，從而反用于人的“絕對精神”，因此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至于世界歷史的運動，黑格爾認為同樣如此，即古往今來的人們的“絕對精神”在社會歷史的反作用下決定著世界歷史的演化方向和每一階段的形態。

 

二、從人生論出發是中國哲學的傳統方法

 

是否從本體論出發，是西方哲學和中國傳統主流哲學的不同選擇，也是中國傳統哲學被黑格爾嘲笑的根源所在。

 

古希臘的啟蒙教學首先是從哲學開始的，六七歲的孩子在學習了哲學的基本知識之后才可以接受各類具體的知識和技能培養。

 

中國古代則不是這樣的。孔子的教學內容是六經，即《詩》、《書》、《儀禮》、《樂》、《易》和《春秋》。六經是高等教育課程，在學習六經之前，學生需要先要學習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包含了小學（音韻與訓詁學）和大學（修身養德）方面的必修課。在孔子的教育體系中，十五歲之前學習六藝，打好知識基礎和道德基礎；十五歲到三十歲學習六經，掌握立身處世和治國理政的本事，此后就可以出師“而立”了。就是說，我國先秦時期并沒有哲學本體論的意識，雖然《易》中含有本體論內容，但是古人學習《易》主要是為了從卦象中找到修身治國之法，我們的古代教育是以西方概念中的人生論為出發點和歸宿的。

 

儒家的這種從人生論出發的治學做法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歷史，孟子、荀子、董仲舒、鄭玄、韓愈、王安石、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大儒們對儒家學說的發展，無不受當時的社會治理需要所決定，他們從不像西方哲學家那樣是為了開創所謂純粹的學問而治學。由于儒家弟子始終把哲學與現實人生及人類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相結合，并努力耕耘，哲學的人生論內容遠較西方枝繁葉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等修身治國的觀念均具有豐富的內容，并經歷了社會實踐的長期檢驗，堪稱哲學人生論方面的經典智慧，絕不是如黑格爾所評說的簡直等同于心靈雞湯的“道德常識”。

 

不僅儒家是這樣，先秦時期的其他學派也是如此，比如春秋戰國之際跟儒家并稱“顯學”的墨家。墨家學派誕生的動力是止戰、兼愛等這些“人生論”內容，其目的是適應分裂狀態下暫時保持各國均勢以便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從這樣的人生論出發，墨子首先培養弟子們以服從為天職的德行，然后著力為弟子們建立“知識論”大廈。墨家數以萬計的弟子都是技藝高超的工匠，他們制造了海量的戰車、云梯、移動戍樓、運糧設施等，這些工具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水平。墨子指揮弟子們運用這些工具幫助被侵略者制止侵略，從而實現墨家非攻、兼愛的政治意愿。在制造工具的過程中，墨家在數學、幾何學、物理學等這些具體的知識領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儒家之外的其他學派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比如墨子的“非命而尚力”、孫武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商鞅的“王子犯法與民同罪”、許行的“市賈不二”等數不清的理論成果都是發揮人的本質力量或治理國家的良方，都是中華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豈是黑格爾所認為的隨便哪個民族的“常識”？

 

從本體論出發，使西方獲得了哲學活動規律的發言權，從而使高度重視人生論的中國傳統哲學被西方邊緣化。其實，即便是在本體論上，我國古代哲學家也是有重要建樹的。

 

黑格爾認為老子的以“無”至上顛倒了有和無的順序，那是他不理解老子。其實，老子不僅是中國古代難得一見的如西方那樣的以本體論為本的哲學家，他還是黑格爾的“同志”呢。

 

老子的“無”在本質上就是“道”，老子說：“萬物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可見，老子首先是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道”派生出物質是他的本體論。而“道”是某個人的意識嗎？不是。“道”是老子對萬事萬物發展變化規律的高度概括，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于宇宙之中，老子以“道法自然”論“道”，可見，“道”是一種客觀精神，這有點像黑格爾所說的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絕對精神”，這樣，老子的唯心主義就跟黑格爾一樣是客觀唯心主義。再有，“道”生萬物的動力是什么呢？老子認為是“有”和“無”的矛盾，即“天道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就是說，無為和有為不僅催動“道”的運動，“道”行到盡處還會折返，因而運動永不停息。你看，老子的本體論不僅與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異曲同工，老子還跟黑格爾一樣具有辯證法思想呢。

 

墨子從機械的結構原理出發，認為宇宙是由一個個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個體時間和空間的有限性與宇宙時間和空間的無限性是相輔相成的。墨子的這種思想不僅涉及了本體論中的宇宙論，也涉及了黑格爾自己最為得意的辯證法。朱熹認為“理”依“氣”而動從而使“氣”分陰陽，陰陽再派生出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乃至人性。朱熹的這種唯心主義本體論是對漢代以來特別是北宋儒學思想的總結和發展，對元明清漫長歷史時期的中國本體哲學、知識哲學和人生哲學起到了“本體的本體”的指導作用。

 

黑格爾僅憑自己所讀到的也許翻譯得很拙劣的《論語》、《道德經》等西語本，就給中國傳統哲學貼上“道德常識”的標簽。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甚至懊悔自己讀了《論語》，他說：“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如他的書從來不曾被翻譯，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對中國傳統哲學如此“決絕”的貶抑態度雖然讓我們感到可笑，但是想來黑格爾也是有情可原的。黑格爾從成年到暮年所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嘉慶時期和道光初期，那時候，連西學東漸還沒有蔚為大觀，更不用說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引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還處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身處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黑格爾不僅沒有足夠的文獻條件和學術氛圍，也沒有足夠的治學意愿全面、系統的研究根植于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土壤中的中國傳統哲學。

 

當然，黑格爾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輕視確實也反映了古代東西方哲學研究的不同路徑，這對于近現代中國哲學強化本體論建構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不過，黑格爾無視或者在沒有發現中國古代哲學“人生論”方面的巨大成就和一些本體論成果，就匆匆忙忙的給中國傳統哲學下結論，這是有失偏頗的。基于此，本文以對比為主要研究方法，從兩方面探討了黑格爾的“草率”，即：以本體論為本是西方哲學的傳統做法；從人生論出發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做法。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蘇宿遷，高等教育工作者，傳統文化學者，網絡知名作家。

早年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后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機構和某高校全日制特色系部，2012年開始結廬鬧市從事傳統文化獨立研究和寫作。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已在各類媒體發表文史哲學術論文、文史隨筆、詩歌約六百萬字，其中文史哲論文約300篇。有論文或長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專題征文一等獎、中華詩詞學會梅堯臣詩學獎、今日頭條57篇次青云獎、中國散文網專題賽事一等獎等。

近年常應邀參加由重點高校或高等級學術機構主辦的文史哲類學術研討會，有關論文入選《山東師范大學第37屆中華詩詞（李清照詞作）研討會論文集》《中華詩詞學會宋詩宣城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楹聯學會“非遺里的楹聯”學術會議論文集》《河海大學長三角水利文化學術會議論文集》《福州大學“中華詩詞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教育報刊社現代教育管理指導全書（論文匯編）》《2025年湘學論壇論文選》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